杨虎城将军-逼蒋抗日 周恩来赴西安
米暂沉
中共中央收到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出的急电后，立即召集了会议，首先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决定给予全力的支持。并拟定了一些措施：(一)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前往西安。周与张、杨各代表一方，结成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参与参谋团的工作，负责军事方面并主持西安党的工作。叶随即由陆路赶往西安。(二)号召全国各界在西安举行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是。(三)组织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及陈诚系之蒋军参加的抗日联军，防备日军的乘机进攻。(四)争取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五)争取蒋军全部参加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以上立场、意见电告共产国际，请其在世界舆论上予以赞助；并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各党派和团体，积极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罪恶行径，拥护西安义举。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同意张、杨的要求，决定派红军之一部开赴陇东环县、西峰镇一带，严防蒋军由西路进攻；派红军之另一部南下至咸阳以及蓝田一带，策应东北军、十七路军抗击东路蒋军的进攻。
中共中央在致张、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抗日救亡举国同情，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支持两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并提出，周恩来准备前往西安共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请杨虎城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
在对张、杨表示积极支持的同时，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央书记处十四日给华北局负责人的电报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陕甘宁绥豫的中央军，已开始调动，向张、杨进攻；即已开绥远前线之汤恩伯部，亦将开始撤回陕北，以扩大内战。日本方面更公开宣传张之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运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根据这一精神，华北党组织发表了《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谈话》在回答张学良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时指出：“我想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委员长以往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的代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一切对内对外救亡大计，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即实行抗战，此事则解决甚易。但无论在任何形势局面下，我们都绝对反对用蒋委员长独裁的内战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反对为蒋委员长一人的安危问题而发动内战。”在回答红军最近对南京的态度如何时，《谈话》指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曾再三要求共同停战，一致对外，可是始终都遭受了蒋氏的拒绝，但苏维埃政府的态度仍是对内联合各党各派各军队建立民主共和的政府，对外进行全国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并绝对反对一切内战!”十五日，党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敦促南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抵御日寇。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发表后，就开始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但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还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鉴于蒋介石残酷屠杀人民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历史，以及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顽固态度，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包括蒋介石，并且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夏，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八月下旬最终明确认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但是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中，蒋介石顽固坚持收编红军的立场，并且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战的建议。因此，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十五日致国民党的电报中，也曾提出过“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红色中华》十二月十六日的文章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拘留蒋介石及其亲信，这是抗日的起义，这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行动正是除去抗日援绥道路上的障碍，是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有力条件。”并提出“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裁判!”的口号。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初期，是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加以区别的，并考虑争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分子来主持局面，并进而组成国防政府的设想。但形势的发展是，亲日派执掌南京大权，内战危机加剧，各中间力量迷恋蒋介石这一偶像，使这种设想难于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焦点，也就逐渐集中到怎样处置蒋介石这一关键问题上了。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一行代表中共中央，乘张学良的座机抵达古城西安。
周恩来于到达西安的当晚会晤了张学良，次日又与杨虎城恳谈，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避免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和反应后，周恩来建议可以明确提出“保证蒋介石安全”，来稳定局势、争取多数，进而逼迫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积极支持张、杨与南京方面的接洽。中国共产党处理事变的出发点，与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完全一致。因此，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建议表示赞同。经过协商，他们共同拟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步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二)援绥抗日；(三)改组南京政府；(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六)召开救国会议，确定国是。同时，鉴于亲日派坚持讨伐，必欲置张、杨于死地的态度，决定：如果日本及亲日分子硬要挑起内战，则三位一体只有采取坚决防御方针，坚持抗日原则，争取各方同情，分化南京，缩小内战，争取将内战转变为抗战。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正确分析，于十二月十八日再次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完整地形成了。
在西安，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这时已确定了三位一体通过逼蒋接受联合抗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红军部队迅速南下，有力地策应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党和红军的其他一些负责干部，也先后来到西安，参与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谋团和政治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和密切合作，对稳定西安的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第一次拜会杨虎城时，就开诚布公地谈到中共与杨虎城的历史关系。并就杨虎城曾很有意见的两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袭击了有合作协定的十七路军部队，及张汉民同志被红二十五军误杀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解释。关于后者，周恩来同志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是张汉民同志一个。”周的真诚使杨虎城很受感动，他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周恩来同志对处理事变的真知灼见、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他那真挚坦荡的政治家风度，使杨虎城十分钦敬。杨称他为“周圣人”，经常派王炳南代表他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情况，事无大小都要征询周的意见。为了加强与杨虎城的联系，党中央在事变期间，还根据杨虎城的要求，迅速把南汉宸调至西安，协助中共代表团工作。南汉宸、王炳南也就成了杨虎城在事变中的左膀右臂。双方合作关系的加强，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后期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