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米暂沉
西安事变爆发后政治风云的变幻，超出了张、杨举义前的预想。他们一本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初衷，坚持了反对内战的立场，尽其所能地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张、杨急切地盼望得到三位一体中的另一位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
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对于一个刚刚走上正确路线轨道，并自共产国际“七大”后才独立处理本国事务的党，不能不是一次极严峻的考验。事变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斗争艺术。国内外都在注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负历史的期待，独立地提出了完整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策略。三位一体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统一了认识，共同为逼蒋抗日而奋力。
被扣后的蒋介石，最初几天是在极度矛盾中度过的……当他看到张、杨确实无意加害于他，又听到南京的“戏中有戏”后，在宋家兄妹的劝说下，权衡利弊，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
举国雀跃，薄海欢腾。人们庆幸事变的和平解决，欢呼国共两党终于泯灭了十年恩怨，携手一致抗日。
争取舆论 宣传事变意旨
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并不完全符合于张、杨最初的估计和设想。首先是苏联的态度，有如一盆冷水浇头。张、杨期待得到支持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也见风使舵，态度暧昧。其次是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使南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第三是亲日派何应钦等执掌了南京政府军权，大规模爆发内战的危险与日俱增。第四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东北军炮兵旅黄永安部发生叛变，潼关为中央军所占。东路门户大开，西安以东已无险可守，中央军大批西进，军事上已处于被动。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除了组织抗日援绥军向全国表明真心抗日的意愿外，还希望能通过广播讲话，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剖明心迹，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制止南京政府的讨伐。十二月十四日，张学良发表了广播讲话：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
十二月十五日，杨虎城发表了广播讲话：
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甚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呢!
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励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一条抗日战线上来。“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南京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甚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除了自己的广播讲话外，张、杨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他们还请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外国友好人士，进行了英语的对外广播。贝特兰在他所著的First Act China一书中描写了这段情况。他写道：“西安的外国人只有史沫特莱和我有英文报可看，却往往是一星期前的旧报。……报上某些关于西安情形的消息，简直令人吃惊，完全是虚构的新闻。”为帮助西安的朋友们澄清事实，史沫特莱参与了夜间的英语广播，以后贝特兰也参加了。他还写道：“……但XGOB电台(注：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
此外，张、杨还说服被扣的军统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曾的讲话大意是：此次事变之原因，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在通电中已经说过了，通电中所言实情，确实如此。总而言之，此次事变完全由于政治主张之不同，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希望南京方面要根据事实和理智，不必谩骂。本人对于此次事变，身历其境，深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真意所在，为大家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此一问题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如果爆发内战，不仅委员长个人不幸，国家亦必因而大乱，人民亦必因而涂炭，并且若用武力，则日本的压迫必更甚。所以，此次事变决不是谩骂和武力所可解决的，必须大家共同商议办法，则国家的问题，才可以解决了。
由于南京的强力干扰，张、杨这一争取舆论的工作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同时，南京的飞机不断对西安一线进行侦察、轰炸，蒋系的桂永清部还向东北军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南京政府表现出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和亲日派挑动内战，必欲置张、杨于死地的做法，引起了张、杨和西北军民的极大愤慨。十二月十六日，西安数万市民召开大会，会场上群情激愤，表示出对张、杨发动事变的支持和对亲日派讨伐方针的声讨。张、杨在会上都讲了话。张学良说明了发动西安事变的近因，并表示：“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杨虎城接着也讲了话：
第一点，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市民一致答是在革命公园)大家既知道是在革命公园，就应该知道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民众的鲜血和许多民众的头颅所换来的。……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的同胞就不要忘记了先烈的伟大精神，大家都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努力抗日，才不负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意义了。
第二点，兄弟今天看到会场的热烈情形，使我大为感动。我们记得从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的这些口号。群众们受着环境的压迫，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是在这些好听的口号当中，几乎已将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才得真实的来表现我们救国的意义，毫无虚伪的提出了我们的主张，这才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民众大会，第一次的民众得到自由的大会。这是兄弟今天觉得非常高兴的。
“双十二”的义举，我们应该知道是真正的民气表现，更是民众自动的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这一点是张主任委员与兄弟都是可质之天日而无愧的!
在过去国家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能算是抗日的后方。但自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武装攻夺我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的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西北的国防力量，担负起西北的责任。要拼命地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去牺牲、去抵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能保全我们的中华民族。
兄弟相信西北的民众是早已认清了革命的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民众高呼不怕牺牲)。再一方面，在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印证，凡是一个革命，不只是由空谈的言论、虚伪的呼号所能成功的，是要拿血拿头颅去硬干才能胜利。……希望全国同胞，大家都能团结起来，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张、杨的广播讲话和在市民大会上的讲演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杨对事变的前途并不抱有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在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逼迫蒋介石反省；在探求各种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的同时，面对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也在进行自卫的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张、杨急切想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意见。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