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风云变幻 蒋介石返南京
米暂沉
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以后，离张学良在玄风桥金家巷的住所很近。警戒任务，即由张的卫队团担任，张经常单独找蒋谈话。自十二月二十二日端纳偕同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后，张和他们的接触，更加频繁。端纳曾做过张的顾问，自然可以随便谈话；而张的夫人于凤至曾认宋子文的母亲做干娘，和宋家兄妹向来就以兄妹相称，俨如家人。而且张学良英语讲得很好，和端纳、宋子文、宋美龄都常用英语对谈，张和这些人相处得非常密切、融洽。杨虎城为了尊重张的地位，遇事都请张出面，他和这些人很少单独见面；即使和张在一起同这些人谈问题，也都让张做代表。使杨苦恼的是，张和这些人谈话时，和端纳自不必说，就是和宋氏兄妹谈话有时也用英语，竟使杨毫不了解他们谈的内容。但在那种情况之下，既不能带翻译去参加谈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经过谈判，归结出的六点“诺言”的实行，还只有所谓的“人格担保”。照常情说，在这个时候，必须经过三方面，即张、杨和中共代表团做一番详细研究，决定是否可以接受。除所谓“人格担保”以外，还需要蒋介石履行些什么手续。此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问题，必须提出。如此等等。在蒋介石尚被控制之下，可以从容协商，最后才是放蒋问题。这是一件大事，如何放法，对外及对内如何说法，都必须事前研究决定。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蒋介石急于要离开西安，宋氏兄妹也用尽各种方法怂恿张学良把蒋放走，甚至发誓说：“我们是基督教徒，如违背誓言，将受上帝的惩罚。”张学良轻信他们，便决定放蒋回南京。
张、杨对联共抗日这一基本方针，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但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处理办法上，他们却大不相同。张学良一本他对人诚挚坦率的性格，满以为“君子一言为定”，蒋既接受了三位一体的主张，且有了所谓“诺言”和“人格担保”，自不会说了不算。在事变中虽不免使蒋受了委屈，丢了面子，但只要他躬亲送蒋回南京去，将不仅表明“好汉做事好汉当”；还表明事变的目的在于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含有任何个人恩怨在内；就是对蒋来说，有了他的躬送入都，对蒋的声誉不仅毫无损失，在全国人民面前反而提高了威信，这有什么不好呢!
杨虎城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年纪较大，以一个贫苦农民经过了长期复杂的斗争，政治经验比较丰富。自蒋介石上台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二九年他附蒋以来，在他和蒋的直接接触与曲折斗争中，对蒋颇有认识。杨虎城一直有个说法：“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缠不下’(陕西话‘对付不了’或‘斗不过’的同义语)，哪一个没有失败在他手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此，杨虎城虽对放蒋问题并没有意见，但对如何放法，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必须抓到蒋介石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乃至回头来打击报复。因此，当时有人曾做过以下几种设想：一、由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就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二、所谓“诺言”，必须签字，但可以绝对保守秘密而不向外泄露；三、让蒋在西安对全国做一次广播讲话，或有一政治性文件，表明总的态度，不必涉及各项具体内容。照杨虎城的意见，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重要的是应当尊重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意见。他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高明。放蒋以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他不同意匆匆忙忙就放。至于张亲自送蒋去南京，即使蒋在他的诺言上签了字，或者在广播电台上讲了话，表了态，杨虎城也绝不会同意张跟蒋去的。自东北军到陕西以来，杨虎城对东北军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深知张在东北军中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有张在，东北军是一个整体，不仅能使东北军保持团结，而且能使三位一体团结起来，控制整个局面，成为一种威慑力量，使蒋介石一切重大措施，不能不考虑西安方面的意见。即使蒋要翻脸，对西北三位一体的几十万军队也会有所顾忌，这是最后一张牌。由于杨虎城的上述意见，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蒋介石事后之所以对杨虎城格外仇视，以致加以残杀，与此不无关系。
中共中央及当时在西安的周恩来同志，也都不同意贸然放走蒋介石。周恩来同志在二十五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前述谈判条件)，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在这点上，周恩来同志与杨虎城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曾分别劝说过张学良，并曾向张建议过上述三种设想。张说：蒋对我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做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未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对杨虎城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做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虎城和周恩来的劝说都未能改变张的决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当一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听说要在没有切实保证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时，情绪十分激动，联名请愿，不同意这一做法。捉蒋是大家冒着危险干的，不能这样说放就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张学良采取了突然行动。下午三时过后，张打电话请杨虎城去，待杨虎城到达时，蒋介石已出来准备上汽车了。张只低声告诉杨虎城说，现在就放他走。杨虎城虽感突然，又不好在蒋的面前与张发生争执，只好陪同张到机场去送蒋。至于当时是否通知了别人，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杨虎城也不知道。
张的卫队团长孙铭九知道张送蒋走，非常惊讶，立即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先生，你知道张副司令同蒋委员长去飞机场吗?”周感到突然，即答：“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孙答：“约有十几分钟。”周问：“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孙答：“我也是刚才听到卫士报告的。”周恩来和孙立即乘汽车赶到飞机场，这时，蒋的飞机已凌空起飞了。
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以前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蒋介石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还说：“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蒋的谈话，大意如此。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和《解放日报》都有记载。
蒋说完以后，张学良对蒋说：“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跟着用红色铅笔写了一个手令，命令杨虎城代行他的职权，之后，便登上飞机。飞机四时起飞，五时三十分到达洛阳。
放蒋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市，人人惊讶。笔者也将信将疑，立即去见杨虎城，问：“蒋介石走了吗?”杨虎城点点头。等了一会儿，杨虎城又说：“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笔者更觉茫然。看见杨虎城的表情，极其颓丧、愤懑，也不好再问究竟哪一个跟了去。很快，杜斌丞来了，杜一进门就说：“这简直把革命当儿戏，孺子不可教也。”一气坐到沙发上。他们两人，都不言语，笔者也只好退出。觉察到可能是张跟了去，但还不敢肯定。由杨虎城的会客室出来，笔者到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的办公室。李坐在一张摇椅上，两手抱着头，拼命地摇，见笔者进去，也没有理。笔者坐下之后，问：“蒋介石走了?”李“嗯”了一声。笔者停了一会儿又问：“还有谁跟了去?”过了好久，李才中断了沉默，说：“还有谁呢!我们的少帅。”当笔者进一步弄清情况之后，也陷入了沉思。待笔者返回办公室时，屋子里面已坐满了人。其中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有一些进步的朋友，还有一些在事变中由笔者动员出来从事群众工作的进步人士。他们已听到各种传闻，一见笔者走进来，便纷纷发问：“为什么把蒋介石放走了?”“谈判出什么结果了?”“张副司令是否也跟蒋介石去了?”“这简直是开玩笑，叫我们对人怎么解释?”甚至有人痛哭流涕，拍桌子顿脚，乱嚷嚷吵成一团。每个人都在质问，却没有人能够答复和解释，最后大家只得气愤地离去。一时，沮丧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西安城。
扣蒋，激起了西北军民极大的热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快事。因而，他们表示了对张、杨，对西安事变的高度支持。而且在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仍然抱有反蒋抗日的信念，在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也是这样。鉴于蒋介石在五年中一再对日妥协，导致东北和华北一部沦丧，应当说群众中这种情绪和认识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在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官兵和广大群众没有做任何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放蒋，势必会使群众感到气愤和沮丧，使人有被愚弄之感。而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去了南京，更使人困惑不解。这对西安事变的结局，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给杨虎城的处境也带来了很大困难。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说：“张汉卿先生中了《连环套》的毒。”很中肯地道出了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
尽管张学良的匆忙放蒋和轻率送蒋，成了西安事变中的一件憾事，也给他本人带来了终生的痛苦。然而，捉蒋放蒋的两周内发生的事情，却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这三位伟大人物的领导下，西安事变和平地得到解决，逼迫蒋介石做出了让步。从此，中国走上了停止内战，进行全民族抗战的道路。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