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十、事变的余波
米暂沉
蒋介石一到南京，便矢口否认了他的诺言，扣留张学良，纵兵西进，企图以武力胁迫西安方面就范。
这激起了西安军民的义愤，新的动荡和不安出现了。狂飙暂住，余波未平。和，抑或战?再度成为西安古城面临的抉择。杨虎城——这位西安名义上的军政最高首领，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中……
“训词”出笼 张学良遭软禁
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后，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来掩天下人之耳目，以挽救他那被“损害”了的“最高领袖”的尊严。他一到南京，便命令陈布雷以最快的速度炮制一篇他在西安的讲话，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报纸上发表，即所谓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①。为了使人们相信确有其事，在发表时还加上宋美龄笔录的字样。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还通令全国各学校学生学习这篇文章，以认识“委员长的伟大人格”。据《陈布雷回忆录》披露：“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的训词》也。”下面将这篇文章摘录几段：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这篇所谓的《训词》，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受反动派之煽惑”，把他的获释说成是张、杨“勇于改过”的结果，把他的以人格担保诺言说成是以人格为重拒绝签字，同时对他接受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一字不提，却暗含杀机，要张、杨“听中央之裁处”，“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在这篇无中生有的《训词》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文章首先以讥讽的语气指出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的“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然后高度概括了事变的动因，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告诉全国人民，西安事变并非所谓“受反动派之煽惑”，也不是偶然的，是各方面抗日要求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安事变的真相绝非蒋介石虚构的《训词》所能掩饰得了的。文章最后警告蒋介石：“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蒋介石在布置编造《对张杨的训词》这一谎言的同时，还策划了扣留张学良的阴谋。他为了避免扣张之后，西安方面会以牙还牙，扣留陈诚、卫立煌等人为人质，于是一到洛阳，就立即要张学良电告杨虎城释放陈、卫等人及被扣的南京空军人员和飞机。杨虎城接到张的电报后，于次日与中共代表团、东北军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张既有电报来，自然应当照办。当天下午，杨虎城分别访问了陈诚、卫立煌等南京的各位大员，并在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了他们。当时，东北军有许多人坚决不同意放走陈诚等人和飞机，以作为人质，待蒋的各项诺言初步实施，张学良返陕后再放不迟。当时，大家对张送蒋去南京虽感危险，但对张回陕还未丧失信心。杨虎城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张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二十七日，南京大员和空军的几十架飞机离开了西安。
蒋介石的初步阴谋实现了，一到南京，就把张学良安排到鸡鸣寺宋子文的家里，以后转到陵园孔祥熙的别墅，派特务监视起来。蒋介石一面两次提出所谓“辞职”，最后由国民党政府给予休假一月。于一月二日由南京前往他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休养”，躲在幕后操纵全局。一面派人告诉张学良要张提出所谓“请罪书”，为蒋介石圆圆面子。张学良同意后，把所谓“请罪书”交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对蒋介石十分重要，既然张自己都承认有罪，那么蒋扣留他就合乎情理了。张此时对蒋介石还抱有很大的幻想，并极力为维护蒋的威信和地位而努力。在他十二月二十七日致杨虎城的信中，充分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信中谈到：“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显而易见，张学良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所面临的将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阴谋。
很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以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蒋介石在三十一日下午二时提出所谓呈请特赦张学良的呈文。
同时，宋子文为稳定杨虎城和东北军，特意发出电报致杨虎城，称：“今日汉卿兄恪遵国府明令，经过军法会审审判手续，并即由委座具呈请求国府特赦。此项手续五日内可办竣。现移居庸之兄寓内，弟敢保证，汉兄绝无任何危险，并请转达诸同志千万勿生误会，静待汉兄于下月五日回陕。”看来，这位作为主要担保人的宋子文，也没有摸清蒋介石的心思。
南京政府收到蒋介石的所谓呈请后，立即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当然是根据蒋事先拟定的口径行事的。一个“严加管束”，就使张学良失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由。南京政府办理此事效率之快，充分表现了蒋介石急切报复的心理。
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编者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