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反复斗争 坚决要求释张
米暂沉
在南京政府宣布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后，杨虎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说：“事属一体，愿同受厥辜，以免于心不安。”此时，在奉化休息养伤的蒋介石，并没有忘记还在西北的杨虎城及张学良的大批人马，他开始策划了他的对陕策略。他给刘峙、顾祝同的密电明确提出：“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之目的。”于是西北的局势又开始紧张，并急剧恶化。
为了一举搞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同时也为了孤立和监视红军，蒋介石调动了五个集团军，近四十个师的中央军部队对付西安，做出发动军事进攻的态势。本来已开始东撤的中央军再度西进，西安的正面渭南一线，有陈诚指挥的大军进逼；西安的右翼商、雒一线，有卫立煌率部威胁；西安的左翼，有黄杰指挥的中央军和冯钦哉部向蒲城、三原一线进发，形成了对西安的三面夹击之势。
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西北军民无不气愤填膺。杨虎城发出电报质问南京政府：“汉公(指张)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一月一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表示向南京的示威。一月五日，西安召开保卫和平大会，杨虎城发表演讲，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并纵兵西进。
南京政府于一月五日，一方面以行政院会议决议，对杨虎城撤职留任；一方面以军事委员会发出歌电，并由何应钦副署，规定“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一)人事方面：一、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二、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三、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四、以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
(二)驻地分区：一、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军，及李纵队驻潼关、朝邑、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雒南(今洛南县)、商县、蓝田、富平、三原、泾阳、咸阳、兴平、鄠县(今户县)、醴泉(今礼泉县)、武功、周至、郡县(今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汧阳(今千阳县)、陇县、清水、秦安、天水、通谓、甘谷等县，又胡、孔、关各师(均蒋嫡系部队)仍驻原地。二、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备旅、团移驻正宁、枸邑(今旬邑县)、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长武、邠县(今彬县)等县，孙蔚如部第十七师移驻甘泉、鄜县(今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等县。三、冯钦哉部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今合阳县)、韩城、宜川等县。四、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五师、一○九师、一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师一律恢复十二月以前之原位置。以上各项，望即日遵照办理。
与此同时，驻在西安以东的中央军各师及教导总队等，积极做出进攻姿态，以武力威逼，实现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西安方面对这种不讲信义的行径，采取了反抗的态度，坚不受命。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张学良回陕，一月五日，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
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所幸我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及刍荛，此诚为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若内战久矢!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欣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怎当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以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评，青史自召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这封电报向全国明确指出：蒋介石在西安曾对张、杨有所许诺，接受了八项救国主张，而这恰恰是蒋最怕大白于世的秘密。蒋介石深感恼火，曾对杨虎城派去见他的代表李志刚说：“让虎城不要再发这种无聊的电报。”通电名义上是对南京政府的抗议，实质矛头直指此时在奉化休息，而实际上却遥控局面的蒋介石。通电内容的强硬，表现了杨虎城营救张学良态度的坚决。
一月五日，杨还领衔发出了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
闻张副司令蒙钧座呈请特赦，明令已颁，政府扶持正义，宽大为怀，同深感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为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仰见为国惜才，仁言利溥，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蒋介石一月七日复电说：
中(蒋自称，下同)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以主刑已赦，此节将来不难补救。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暂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意，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惟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保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
在杨虎城等接连拍发了数封抗议电报之后，蒋也怕杨会不顾一切地行事，一月十日指示中央军：“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与此先后，蒋亲自制定了解决陕西军事的甲、乙两案(原件现藏于“陈布雷个人档案”中)。这是陈布雷依据蒋的意见，并参照张学良到南京后提出的一些解决陕西军事的办法而起草的，蒋做了亲笔修改。转录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安徽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一月十日，即在蒋下令中央军不得擅自进攻的同时，蒋又致函指责杨虎城“割据独立”、“破坏统一”、“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还威胁杨虎城“切勿受无意识者之蛊惑，为不良环境所包围”，而丧失事业与前途，“唯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才是出路，“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并限定接受命令以“铣日(十六日)为最后之期”。为加强效果，蒋还让张学良“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出于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善良愿望，一月十三日致函杨虎城等谓：“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企盼好音。”杨虎城与东北军各将领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陕，于是决定派十七路军原驻南京的代表李志刚和东北军的代表鲍文樾前往南京进行谈判。杨指出：此行最主要的任务是坚决要求张回来，其次是质问中央军西进，并表明西北三位一体同仇敌忾的态度。
一月十四日，杨虎城又有致蒋寒申电云：
此际为全局关键而不可加以忽视者，似有四事，拟恳钧裁，俾资先决：(一)自张副司令部队移驻陕甘以来，东北人来陕者甚众，陕甘军民亲聆其省破家亡之惨，敌忾之气，实已深入人心。而红军又于陕甘两省几于无地不到，其抗日之热烈宣传，亦复无微不至，因之秦陇之抗日狂潮，遂至一发而不可遏止。前送钧座返京，即将红军驻地，指定范围，缩小地区，并尽力宣布德威，俾其共同静待后命。不图复员之处置未竣，东撤之师又还，且将张副司令羁留在京，致东北军民、西北人士群相责问，以职为自欺欺人，而红军亦执前言相诘，职结舌咎心，处境之难，实难笔喻。职虽愚钝，而爱国绝不后人，际兹危局，决不愿有内战发生，惟实逼处此，实乏善策，转圜之机，务请从全局考虑，勿仅以职个人为念。似于东北军民、西北人士之意向及红军之安置均应先有妥善办法，俾得各安其心，各慰其望，则枝叶问题，自易解决。(二)此间人士均渴盼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而事实上副司令如不归亦确难谋进行之顺利。钧座欲谋释群疑，解脱责难，示宽大之怀，策西北之安，应令张副司令返陕。张副司令之苦心，为钧座所深知深谅，当不至复抱群疑也。(三)大军西进，与钧座前令未符，此间军民咸认为有损威信，且阻碍和平，实亦为解决当前问题之障碍，务请即令撤出潼关以东，则大军朝撤，夕即可以恢复十二以前之原状。(四)目今中枢无人，人心惶惑，钧座举国仰戴，此间企仰尤殷，请即日入京主持大计。以上(一)为职个人所感苦痛，(二)(三)(四)为此间全体将领之共同愿望。职久蒙扶持，倍承爱护，肺腑之言，不敢避嫌而稍加隐饰，此固西北全局所关，抑亦于国家前途关系甚巨。幸钧座俯鉴愚诚，赐予采纳，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杨虎城在这封电报中，情词恳切，并坚持了中央军东撤和释放张学良这两项基本要求。然而蒋介石的目的是在于根本搞垮张、杨的势力，因此是不可能同意中央军东撤，而使张、杨的部队和红军在西北形成气候与之抗衡的。至于张学良，蒋从决定扣他之日起，就从未打算再“放虎归山”。所以，杨的一连串通电、电报，只不过充分表现出了西北军民的义愤和救张的决心，而丝毫不能改变蒋介石施加军事压力、迫杨和东北军就范的方针。因而，中央军各部队仍不断对西安进行威逼，致使双方时有武力接触。
李志刚等到奉化后，蒋即表示：张学良来京后，感到读书不够，再三要求跟我学习，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接着蒋话锋一转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政府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之后，蒋又单独召见李志刚，李表示如不放张回去，中央军继续西进，西安方面则不惜一战。蒋说，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随后又缓和地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次日，蒋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李转杨虎城，要杨虎城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西安东面的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
杨虎城见到蒋的信后，一眼看出蒋介石挑拨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关系的阴谋，立即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务将领开会，并邀请了周恩来等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对策。杨虎城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目的，一是为实现抗日，二是保存我们的团体，而团体的存在也是为了监督蒋实现抗日，所以我们坚决要求张回来。另外，我们要了解蒋在实现抗日的诺言方面有没有表示或这方面的迹象。如果蒋能停止内战真正抗日，即使牺牲我们个人也是值得的。蒋若毫无改变，那我们干这一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杨虎城的主张下，大家决定派李志刚再度去南京、奉化，多找些人了解情况，并重申西安方面放张、撤兵的要求。
李再次见蒋转达了杨及东北军将领的意愿。这次，蒋对扣张一事改变了说法，称：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时，我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让他来。他来时，由他也由我，但到南京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对撤兵一事，蒋说：中央军西进不是为打仗，而是恢复秩序。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你们不要再直接找我了，应直接与顾接洽。对抗日一事，蒋说：你们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懂我的意向。告诉虎城，只要他听从命令，我一定对得起他们。言外之意是表明他一直是抗日的。
与此前后，杨虎城收到张学良一月十九日致他的信。信中说：“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来解决前是不便说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接此信后，三位一体再次磋商，基本同意按照张的意志接受甲案。于是，一月二十三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甲案，但反映“执行甲案时各方实际上之困难仍属不少”，要求蒋予以解决。而蒋却说：自二十二日后，“已谕左右，对陕事文电，不再批阅，交墨三(注：顾祝同号)办理。”于是解决善后事项的谈判转到了潼关。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