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和战难决 最终实现和平
米暂沉
杨虎城在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的过程中，对蒋提出了四个要求，即：放张、撤兵、抗日和红军安置。其中又以放张最为迫切，这除因他在西安事变中与张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外，也与他此时的处境有关。
自张学良接替张作霖成为东北军的首领后，多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第二把手的人物，除张之外无人能够统率。一九三二年春，张一度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结果由他指派了一个由五六个高级干部组成的小组，代他处理事务。东北军到西安后，有人谈到，所有东北军部队中级以上干部的升迁调补，都归张一手掌握，连远驻在河北省的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也不例外。干部提升之后，还必须亲到西安谒张，在张公馆服务一个时期，以便张就近考察，十七路军的干部以此事称赞张的才能。张跟蒋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立即发生了混乱，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东北军高级将领中除沈克、檀自新先后公开叛变外，还有人秘密向蒋介石表示效忠，这就更加强了蒋介石扣张的决心。上层的这种活动，引起了张一手培养起来的中下级干部的不满，东北军内部上层与中下层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中下层干部为了争取张学良回来而要求他们的高级领导对南京作战时，东北军领导层中有的人根据三位一体的决定，认为不应该打仗，但也有人因为自己和南京已经挂上了钩而主张和平。同样都主张和平，其含义并不相同。这一矛盾到一月下旬益发尖锐。
杨虎城在这一时期，曾对人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东北军和红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解决。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学忠名义上是头头，那也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决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意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也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中下层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地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来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一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大批团、师级军官约五六十人，来到新城杨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形成了全体一致的放声大哭。这种激昂悲愤的场面，使杨和在场的十七路军干部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但杨虎城对此只能表示同情，他不能撇开东北军高级领导人直接做出任何决定。上述那些团级以上的干部，固不尽都出于自愿，但绝大多数是真诚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至于以后有些人愈走愈远，一直到违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总的方针而走入歧途，那就另当别论了。
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只对东北军极尽压迫、分化、收买之能事，十七路军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所不同的是十七路军不仅有杨在，还有第二把手孙蔚如与实际可以掌握部队的赵寿山等骨干干部在，不像东北军的情况那样凄惨。东北军主战派的活动，得到了十七路军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遂形成一股主战的力量。在群众方面，各系统虽然已有共产党的领导，但还根基不深，党的方针政策也还不能彻底贯彻下去。一些群众团体在事变的酝酿进行中，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成了革命的友谊，因此也激于义愤、同情，要打。一时西安军民之间有谁反对对南京作战，便会受到鄙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主战派大都是张、杨的亲信干部，也是事变中军事行动的实际执行者，他们的活动，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二、事变以前，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于联共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公开提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中认为要停止内战，首先就必须反蒋；红军的东征被阻，正说明不打倒蒋介石，也就不能抗战。捉住蒋介石以后，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公审蒋介石等口号，其激愤可以想见。联蒋抗日方针的提出，群众已感觉很突然，经过中共代表团及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的说服教育，群众表面上接受了和平释蒋的主张，而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彻底转过弯来。及至突然放蒋，张学良被扣，中央军的进逼一步更紧一步，这转瞬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人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于是形成上述的那种主战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既有主战的一面，也有主和的一面。东北军的中层军官认为，和了，张学良再无回来的希望；十七路军的许多人认为，和了，十七路军就完了，有些人就要另寻出路。杨虎城一度希望，既不撤兵，也不为戎首，一方面使各地方实力派有武力调停的理由(此时韩复榘、刘湘等人都有过积极的表示)，一方面使蒋感到不放张、不改变“国策”便无法收拾西北局面，打一下再和，对巩固内部也有一定好处。但是，一旦战幕拉开，就未必能够控制得住局势。如演成大规模内战，岂不有悖于救国的初衷。而且，杨虎城自己的力量在冯钦哉等叛变后，剩下的已不足四万人，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各有打算，能否同舟共济也很成问题。张学良也一再函示接受甲案，从速撤兵。
杨虎城此时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既不能置东北军高级将领于不顾而支持主战，又不能对东北军中下层和十七路军部分人的主战要求不理而支持主和。同时，他虽指挥不动东北军的部队，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两军的最高首领。杨虎城的这种处境，东北军中一些将领未能体谅，而远在奉化的张学良却深有感触，曾对奉蒋介石之命伴他“读书”的邵力子说：“送蒋回南京，完全是我自己的主张，虎城表示坚决反对，因我坚决要这么办，虎城也没办法。现在我回不去了，把难题留给虎城。我不在，虎城维持不了那个局面。”这一席话，表达了他深知东北军没有他便失去中心的状况，表达了对杨处境的同情，也表达了自己的懊恼。
这时，另一位能充分体谅杨虎城的便是周恩来同志了。为和战的问题，他多次与周磋商。周恩来同志对杨虎城的处境深表理解和同情，并积极替他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分析形势，制定策略。对蒋违背诺言，扣留张学良并再度进兵，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讲话，对主战派进行说服教育；他召集了西安各爱国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长安县政府开会，说明形势，呼吁大家团结一致，以免为南京造成可以利用的空子。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中，他极大地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给杨虎城以极大的支持。虽然他主张避免与中央军发生内战，但考虑到群众激愤的情绪和杨的困难处境，在请示中央后，他对杨说：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并与你们坚持始终，我们绝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和战，红军都是最靠得住的朋友。这使杨虎城甚为欣慰。
一月三十一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当晚，杨虎城、周恩来与东北军的三位军长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召开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决定和战。东北军三位军长坚持主和的意见，杨、周均表同意，并决定派代表于次日前往潼关，与顾祝同就接受甲案签字。
而东北军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却因此而尖锐，直至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发生。随之而来的是，东北军高级将领枪杀高福源作为报复。甚至渭南一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部队，提前撤出前线，至渭河以北，并向驻三原的十七路军构筑工事准备作战；且有十七路军要吃掉东北军的谣言。杨虎城在“二二”事件中，只能一方面将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三人保护在新城，使其免于被杀(何也是少壮军官捕杀的主要对象，孙铭九等几次要闯入新城，均被杨虎城严厉制止，事后何送杨银盾一面，上刻“恩同再造”四字，以示感谢)，一方面经与周恩来同志相商，压迫孙铭九等人及东北军卫队团离开西安，制止了流血事件的继续发生。
“二二”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的分裂极大地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西安方面已经没有可能要求其他的条件了。尽管这样，杨虎城仍然做了最后的努力。二月四日，他与两军的高级将领联名发出《和平宣言》：
自委员长返京后，此间军民惟冀救国政策立即实施；并盼张副司令早日承命返陕，躬自领导，为援绥复土之前驱。不图于委员长休假返里之际，中央军复西进入陕甘境者几达四十师。张副司令虽邀赦典，而公权未复，无行动之自由。陕甘人事命令与军队部署，同时颁发；而关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措置，尚无所闻。遂致西北人心，忧惶郁愤，莫测中央用意之所在。虎城、学忠等对于我委员长备极信仰，矢志靡他，然处此情形，亦殊无词以解一般人之疑虑。为安定人心计，不得不于渭南一带，酌布队伍，藉示保障，但仍严加约束，力避冲突。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岂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此区区相忍为国，酷嗜和平之苦衷，当为海内所共见。至积极抗敌主张，则基于一致爱国之热诚，始终未敢放弃，业经呈蒙委员长覆示，以国策攸关，必于三中全会提请公议，决不抹熬。此外关于陕甘善后重要各事，尚有向委员长请准，及与顾主任祝同商定者四端：甲、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乙、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丙、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丁、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上述四端，连同其他细目，商定实施后，兹事遂告一段落。此双十二以来经过大略及决定办法，愿向全国人士郑重宣告者也。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卤莽，附骥其后。中央鉴其愚悃，或予留任，或免置议，感奋之次，图报益殷。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而拥护统一，拥护领袖之素志，尤必始终不易。事实俱在，讵待烦言。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合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
二月四日的宣言已无法改变逆转中的局势，所提出的四项要求也没有为南京政府所理睬。东北军的分裂极大地损害了三位一体的力量，另外，一些高级将领这时已纷纷寻找门路向南京输诚，表示不愿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红军赤化。于是甲案被放弃，而接受了将部队撤往苏北、安徽等地的乙案。十七路军也有部分将领认为从此十七路军再无前途，也随之脱离了杨虎城。这样，三位一体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二月七日，蒋介石电示顾祝同，开始布置“入城后应注意”的事情。要顾同杨虎城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动之意；对共产党的代表，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由杨虎城出面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次日，顾部宋希濂师进入西安。
杨虎城争取张学良返陕的最后努力失败了，张学良将被长期软禁已不可避免。二月六日，宋子文致杨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汉兄事声嘶力竭，负疚实深。嗣后吾兄关于军情文电，径呈委座为祷!”七日，张学良致函杨虎城说：“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内，容弟在此期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能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可以看出，即使这时，张对蒋介石所抱的期望甚至比宋子文还有过之。宋于八日再次致电杨，提到：“弟为国为友，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决不畏死，不推诿以自堕人格，皇天后土，实鉴此心。”从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电文和以上两电来看，可以说宋子文在救张问题上还是真诚的，但这时他也不抱有多大希望了。
在东北军分裂并决定接受乙案、救张无望和中央军即将进入西安的情况下，杨虎城在中央军进城前，离开了西安，到三原暂住。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