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正直忠诚 外国人的评论
米暂沉
一九三七年一月，曾有两名外国人访问了杨虎城。他们就是著名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西安事变期间，他们恰巧在西安(贝特兰是事变后由山西绕道专程到西安来的)，亲眼目睹了事变的曲折过程，并站在同情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立场上，为澄清事变的事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里，不妨节译一段贝特兰所著First Act China书中的记载，听听他们对杨虎城的看法：
我知道对形势的官方看法比个人更为重要。所以我初到西安就一直想见杨虎城。他是少帅(按：指张学良)不在西安时当地实际上的总司令。爱格尼斯(按：史沫特莱名)认识他的一位秘书(即王炳南)。这位青年人曾经留学德国，他外表平静但却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我们就是通过他见到这位地方军阀的。
就是这个杨虎城倾其全力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如果按照杨虎城的办法干下去的话，恐怕蒋介石也回不到南京。……杨是早就主张坚决抗日，强烈反对南京的投降政策的。
我们首先提问以扣留蒋介石为开始的戏剧性事变的目的和意义。杨说：“我们强烈地要求蒋介石将军在关于内战和抗日这类重大问题上尊重并接受民众的呼声。我们不得不用武力要求蒋介石停止扩大内战，团结全国力量抗击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西北的运动是同国际和平阵线分不开的。”
我问：“你们在西北搞的运动和李、白最近在西南搞的运动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们不想谈论西南当局。对于任何真正的抗日运动，我们当然一律给予完全的同情。但西南方面的纲领不明确，不知道他们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在少帅的宣言中已有全面的概括，并且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
我们接着就一些外国报刊所报道的关于西安事变中一些矛盾的趣事，尤其是那个该死的“莫斯科故事”谈了起来。“故事”说事变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以便使汪精卫成为其主要傀儡。杨将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便发表的，如果把他所讲的最刺人的话登出来的话，要算他说的“对汪精卫这样的人我们从来看不起”最为伤人。对于东京所传“双十二事变”是苏联和第三国际搞的这个问题，杨的回答非常严肃，他说：“不!这不是事实。说苏联和共产国际策划我们‘搞双十二事变’，那是完全低估了我们为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认为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确是应该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运动。”
我们又问：“怎么说它是民主运动呢?”
杨答：“首先，它表达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我们的许多要求都是基本的民主要求，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在西安，我们已经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宣布了集会自由和爱国结社自由。我们认为为了团结保卫我们的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紧接着问：“你们标语上说的‘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力地回答：“抗击日本的侵略已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认为面对国家的存亡绝续，一切党派的利益都是次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全国的抗日阵线。这并不只是口号，而是可以在中国实现的，就像今天在西安正实现的那样。”
“但是中国是否强大到足以抗击日本?”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年里，蒋介石一直辩解说中国太弱，无力进行军事抵抗，说什么中国应该等待，等有了一支强大的装备较好的国防军，再进行抵抗。正是这个思想决定了中央政府在整个危机时期的外交政策。
杨将军的经历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将，我也估计他会怎么说。然而他从心理学上而不是从战略学上的回答使我感到震惊。他说：“谁能抽象地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比我们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而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而是面对现实，需要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抗战，我们就有力量打。”
听完翻译，爱格尼斯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回答!”我同意这个说法，那就是中央政府过去的政策无疑使中国丧失了已有的最大的积极抗战的意志。这使我们对这个杨“匪”产生了新的敬意。他看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坚持把战壕挖到底的人。
我们又询问了西安释放蒋介石的情形，也得到了预期的回答。他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将军不懂得人民的要求，不懂得人民的感情，因为他常跟亲日分子合作。我们利用了在西安的机会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终于使他接受了我们的主要原则，改变了现行政策，然后我们就放了他。”这个简洁的回答是很有意味的……
我们起身告辞，杨将军突然热情地补充道：“但请记住，这次西安事变决非偶然，也不只是两个将军的行动，而是西安的全体将士要求采取的行动，也是广大人民的要求。我们这次行动并非出自私恨，我们只想结束内战，实行抗日。我们不是反对蒋介石将军，我们所殷切希望的就是同他一起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对内和平，对外为反对侵略者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出来的时候，我问爱格尼斯：“你对杨虎城有什么看法?”她说：“我不喜欢他说的话，但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他本人就曾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她常常联想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背景。
一九八○年，贝特兰在为《杨虎城传》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再次谈到他对杨虎城的一些认识，原文节译如下：
作为碰巧亲眼看到西安事变的部分真相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如果有人问我：“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主要作用?”我想我应当这样来回答：
首先，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
第二，正是杨虎城坚决反对在没有作出书面保证、改变其政策的情况下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来是周恩来说服了杨接受口头保证，以代替书面保证。
第三，正是杨虎城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担当了西北地区的主要发言人，而且他通过王炳南及其他共产党人的联系，鼓励着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以维持公众的士气，并对统一战线给予支持。
第四，正是由于杨虎城精明地处理了第二次西安武装政变，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孙铭九与“左翼分子”企图清除较为保守的东北军指挥官，才制止了另一次流血事件，并且使和平解决军事争端成为可能，这样就最终地解决了西北的全面危机。
作为一个在短暂时刻掌握人民命运的人物，杨虎城并没有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从本性上说，他远不及少帅那样富于理想、豪侠尚义的话，但从他坚决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这一主要威胁来看，他毕竟是一位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