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学良的“旅欧时代”
（日）西村成雄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家人于凤至、赵一荻以及顾问端纳一起，从北平的清河机场乘飞机赴上海，开始出国前的准备。事实上，张学良在1925年郭松龄事件以后，已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伴有吗啡中毒。“九·一八事变”以来，涉及热河抗战的烦恼日甚一日，反而成为助长其恶习的条件。顾问端纳认为张学良下野是到国外的最好时机，但在出国前必须全力治疗鸦片中毒，因而委托在上海的德国医生为张学良治疗(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82—284页。结果，4月份张学良恢复健康，同月11日，乘意大利的康德·罗素号船前往意大利。从此以后直到1934年1月8日张学良返回上海这段时间里，关于张学良的行踪，目前的资料中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在这里，我们只能依据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文件《支那地方政况杂纂——北支政况·张学良下野外游·其他动静关系》来了解张学良的旅欧行踪。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及孩子们(张闾瑛、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赵一荻、沈祖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外事组长，留法学生)夫妇、李应超(张学良的秘书，留美学生)夫妇、端纳、医生卡尔弗(Read Calvert)等17人一起，乘意大利的康德·罗素号从上海出发。乘此船的还有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公使齐亚诺夫妇(其妻埃达是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们可以从日本的驻法特命全权大使长冈春一的下面一番话中，明确看出日本外务省对张学良渡欧的关注。
“当地(指巴黎)有张学良之心腹顾维钧，他们自然会以当地为中心、以支那留学生为先锋，来进行对日本泄愤的策动，故我方事先准备对应之策并非无益。”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对此也表示关注，命令驻外使馆进行调查。在来自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中，对张学良的意大利之行做了这样的记录：“意大利公使齐亚诺夫妇与张学良夫妇结成了极其亲密的关系。最近，他们向张学良推荐飞亚特(Fiat)公司制造的自行车和飞机，乘张学良此次渡欧的机会……劝说其岳父对张学良以及华侨的策动等实施特别保护……。”并且还认为“这并非受到南京政府的指令而为之。”
离开上海后，张学良于4月24日经过孟买(London Times 4月25日)，于第25天的5月4日晨到达意大利南端的布林底西港，当天夜里乘特别快车到达罗马下榻于布兰多饭店。从他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有意“回避触及中日问题”，恰在此时，原东北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部分将领后经苏联回国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正在威尼斯等船。5月8日，张学良在罗马会见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并称赞他们的“抗日之举”，李杜因此时去了维也纳而没能见面(王鸿宾、王秉忠、吴琪：《马占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141页。莲洁 (苏炳文)、宋黎主编：《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51页)。这些情况日本外务省方面没有记录。
但在5月18日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观察记录，“据与同人 (指张学良)会谈的谍报者密报：不久前张学良会见了墨索里尼首相。这是由于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此次从上海同行的意大利驻支公使齐亚诺先生(墨索里尼首相的女婿)的从中斡旋。”另外：“对其部下军队要求他回国，并希望他再次担任抗日军队指挥的恳请，他表示目前无意回国……另一方面，对支那诸将领要他负丧失满洲之全部责任他表示深恶痛绝。
在6月20日之前的几天中，张学良从罗马出发经由巴黎前往伦敦。此时，已经赶到华盛顿的宋子文(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之间缔结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于6月5日前往伦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经济会议(6月12日开会)。此时，日本已经开始根据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在中国的华北地区扩大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西方各国便将此理解为中国将放弃武装抵抗。宋子文在欧洲进行了否定此类舆论的演说(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86—205页)。同时，在访问意大利时宋子文还与墨索里尼首相会谈，讨论了日本占领中国计划的危险性(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3年，Vol Ⅲ p.371)。
张学良此时已回到意大利，7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子文来罗(指罗马)之目的，是为商洽张学良归国之日期以及有关方略，早在英国时张宋之间就商量过张将乘8月12日由德里雅斯特发出的康德贝尔德号回国之事，鉴于目前之情势，宋之来意 (指意大利)是为张之回国，而张却没有此打算。”大概张学良正如这个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在6月20日之前的几天里，曾前往伦敦与宋子文会过面。
然而，对日本方面观察到的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归国邀请”之中，中国却有相反观点的材料。宋子文说：“蒋先生希望你继续留在国外视察，目前无适当职位给你”，“必须在蒋先生召唤下，才能回国，这点非常重要。”(惠德安：《张学良将军秩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宋子文与墨索里尼会谈后，于7月 15日前往巴黎，18日出席国际联盟对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8月29日再经美国回国。
张学良7月l7日由罗马经米兰前往伦敦，22日赴巴黎，26日访问海军大臣莱古，第二天与宋子文、驻法大使顾维钧一起出席了帮库尔(Boncour)外相举行的午餐会(London Times 7月 27日)。
与宋子文的关系，在张学良的“旅欧体验”过程中，可谓相当紧密。而且，宋子文是代表蒋介石事先安排张学良下野事宜的重要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位“欧美派”的政治家，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也将在与张学良的交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涉及与宋子文分别后张学良的行踪，有报告说，7月30日下午，他与全家及端纳一起乘英皇航空(Imperial Airways)到达克罗伊顿(Croydon)飞机场，并决定在英国逗留两周以访问陆军和空军(London Times 7月31日)。接着，8月9日访问了朴茨茅斯的海军基地并乘军舰参观全港，当天夜里回到伦敦 (London Times 8月10日)。此后一直到8月16日期间，一直滞留在意大利北部。稍后，返回了罗马，9月12日改由罗马前往德国等地。
报告中还说：9月16日到达柏林后，“除视察容克尔 (Cjunker)工场、克鲁伯(Krupp)工场、德累斯顿步兵学校以外，无别的政治性行动之迹象。”9月25日，张学良前往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期间，张学良似乎接到了国内部下发给他的电报，内容为；“闽变发生，福建方面要我们参加倒蒋运动，请速回国”(前揭《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第286页)。10月1日，“张学良到达斯德哥尔摩并拜见皇帝”，第二天，“同行的端纳与张学良在斯德哥尔摩分手而前往中国”。分手后，端纳于10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与张学良分手，在新加坡听到宋子文辞职(10月28日)的消息，因此，我们推测他最晚应是在11月上旬回到中国的。而“闽变”的确是1933年11月爆发的，而事实上，从6月份就开始酝酿，因而张学良9月底就接到“闽变已起”的电报并不奇怪(参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三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第330—331页)。
这期间，还有一份来自赫尔辛基的情报，其中涉及到10月 2日以后张学良的行踪，其中说10月l0日他曾“秘密地前往列宁格勒”，但11月17日的报告中又做了这样的推测：“学良曾一度有去俄国的打算，但目前却全然放弃这个念头，反而有想回国的迹象”。说明张学良访苏没能成行。
10月上旬，张学良一行来到伦敦，他把全家安置在布莱顿，自己前往伦敦等地。作为本省的情报，10月15日的《时事新报》晚刊由13日的伦敦特派员传来的消息说：“学良前住在伦敦一流的宾馆，埋头研究法西斯主义。”11月11日，张学良夫妇出席了由麦克唐纳(James Mac Donald)首相在秋卡斯举行的招待午宴，这是麦克唐纳首相对其子1930年时在沈阳受到友好接待的答谢。据11月17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16日在外交部与塞蒙(Johu Simon)外长会谈。
在来自天津的11月21日的情报中，提到在11月8日的国民政府的密令中，有“严禁登载张学良回国消息”的说法，这已经意味着张学良“近期即将回国”了。在11月26日的来自南京的情报中，也说，“宋子文及旧东北军一派对张学良归国之方略的策动和蒋、汪等人反对其归国的情况……目前因宋子文之辞职而受阻，但张学良归国之愿望十分强烈”。11月28日，伦敦路透社报道了张学良将要回国的消息。
据12月1日来自伦敦的报告记载：11月29，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路透社的记者说：“我不属于任何派别，回国后将为国家事务尽最大的努力。”进而，他还说；“在欧洲期间，我不仅参观了兵工场，而且还考察了丹麦的农业实验基地，各地的产业经营、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欧洲的财政机构，总之中国的发展不能只靠炮弹。”12月1日，张学良从伦敦乘飞机飞往巴黎，2日，前往罗马。
张学良已决心归国，12月初返回罗马，12月8日，墨索里尼首相授予其“意大利十字勋章”，15日乘坐由威尼斯出发的康德·威尔特号踏上归程，于凤至和孩子们则留在英国。于凤至在西安事变后回国。
对张学良回国之举蒋介石虽表示同意，但其动机在于：“蒋介石一直阻止张学良回国，但福建事变以来，他认为不如利用张学良而同意其回国，”也可能是：“想利用张对福建及广东方面形成一种威慑。”
此后，张学良的归国旅程是：12月19日过赛得港，30日经科伦坡，1934年1月2日，到达新加坡，6日下午12点半到香港，4点半由香港出发。专程到香港迎候他一行的东北方面有鲍文越、张振鹭、米春霖、王树翰、荣臻、冯庸、张廷枢(作相之子)、刘翼飞、邹作华等40多人，其中也包括端纳。在香港期间，他拜访了住在香港岛上的胡汉民，但这只是对胡汉民派人到新加坡迎接张学良的一种答谢，在给万福麟的电报中张学良曾表示不要让蒋介石在这件事上产生误解。1月8日，张学良到达上海，受到林森、蒋介石、宋子文派去代表的欢迎，最后回到莫里哀路自己的寓所。
此间张学良对自己的旅欧体验做过如下的解说，在香港时，他曾在船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欧洲人之头脑与中国人之头脑并无区别，有区别的只是对国家的牺牲精神。”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还表示：“中国之惟一希望在于国民党内部的协作精神和全国的牺牲精神。”在有记者问到“东北问题将如何处理”时，他一方面回答：“东北问题我不想说”，一面用不快的语调说：“东北事件已结束”(Manchra? It is finshed.)。
1月23日，张学良赴南京与蒋介石和汪精卫会晤，在2月 27日召开的行政院临时会议上，通过了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决议。张学良新的政治生活由此而始。
从1933年4月由上海启程，至5月4日在意大利的布林底西港登陆，此后在大约7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奔波于欧洲各国之间，直到同年的12月15日从威尼斯乘船，第二年(1934年)的1月8日到达上海。此欧洲之行，在张学良的个人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
第一，正如他在1934年1月12日在上海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所明确表示的，张学良旅欧过程中所受到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在“各国民众都热烈拥护其领袖”的问题上与欧洲人所形成的共识。尤其在德国和意大利，他更感受到领导者的“忠诚无私”，也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与此相反的现实的一种批判。
他说：“全国人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就应该给一位领袖以试验的机会，允许其发挥他自己的能力。”
这里所说的“一位领袖”，显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旅欧期间，正值1933年欧洲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因此，张学良确信他以前的政治生活和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张学良曾想通过“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极力维持中国的统一。这表明了张学良的这样种政治观点，即：作为以“国民国家”的统一为目的的救国论和为实现其救国论而必须的条件，是必须有国民全力支持的一位领袖并赐予这位强有力的领袖以领导权。
张学良受到的第二个冲击是：1933年的欧洲大陆充满者极浓厚的准备战争的气氛，而中国却未做与之相应的准备，因而使他的中国只能走向“亡国”之路的危机感增强。观察中国现实的走向，张学良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亡国之路，这就积淀了张学良的一种危机意识：如何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果说第一个冲击是克服内战的良方，那么第二个冲击则只能是防御“外侮”的处方。但是对于当时的张学良来说，他始终认为：防外侵的方法，只有“对自己的领袖绝对的信任和拥护”才是可行的。或者说要解决“安内”与“攘外”两个问题，必须服从“独一无二的领袖”。这的确是军人式的思维方式，但其中也包含着张学良的一种观点：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服从领袖，是使中国免遭厄运的政治条件。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