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旅欧体验”后的救国意识——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论
（日）西村成雄
在回国后的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在与报界的谈话中有如下的表示：“本人系中国之国民，为中国而出国，为中国而归国，但求能尽国民之责任而已。本人对于救国之主张，一如往昔，即为‘和平统一’四个字”(《张学良文集》二，第669页。以下凡引自《张学良文集》二中的资料，只注出页码。——作者)。
张学良是否一直持“和平统一”论暂且不说。成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张学良，3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就职仪式上强调要继续蒋委员长的“三省剿匪建设”(第675页)，紧接着，他在对当时驻留在湖北省东部的东北军的第57军官兵的训词中，也表示在存在亡国灭种可能性的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安内”。
“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第678页)。
应该说这就是蒋介石所倡导的“安内攘外”论。
对回国后的张学良来说，最关注的课题莫过如何培植“国家观念”及如何凝聚“民族意识”。
首先，他把“我们的国家太弱了”(第705页)和“国家的复兴”(第698页)作为课题的切入点。因而他认为“东北原是整个中国的东北，并不只是我们东北人的东北，收复东北的责任也要所有中国人担负，不要我们东北人独力承担”(第698页)。总之，他对只有东北人才应该承担东北沦陷的责任的舆论表示反对，强调包括东北在内的全中国的整体性。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企图推卸使东北人蒙受“亡省破家”的耻辱的政治性责任。应该看到其中表明了一种愿望：如果中华民族不形成自己的“国民国家”的思想框架的话，东北的收复是不可能的。
1934年4月30日，张学良在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武昌)所作的以《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为题的讲演，是以旅欧体验为基础的最本质的立论。
正因为如此，对张学良来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是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的不幸事件，也是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非常恶劣影响的事件。他叙述了当时住在日内瓦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诋毁：闽变更证实了中国不能统一，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处在无休止的内战困扰中，日本人实在应当出面管理这个不争气不成样子的国家。在外国游历的经历，使张学良切实地感受到国家的强弱与自己的密切关系，其耻辱感使他深深地体味到：“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弱了”(第719页)。而且也确实如他所说“国势虽已险危至此，我们总算还是有国的人民，凭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当然能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要为“我中华全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第721～722页)，张学良通过旅欧体验，认为现实的国民政府是“不能统一的，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团此，一种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国家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
至于如何把此使命感变成现实，张学良认为：“全国朝野、上下团结一致”是可能的，其障碍在于“赤匪”，因为“阶级斗争”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得上能抵抗帝国主义(第729页)?其意义在于说明他的以“国民国家”为前提的“一致团结”，并表明应该承认和拥护现实的国民政府和已经处于领导地位的蒋介石为主体的“国家意识“。这可以称得上主张提高由国民政府的统一中的国民国家的凝聚力的“救国论”吧?而且，这个理论中也暗含着如果“阶级斗争”可以抑制，或者说分裂不产生的话，全国“一致团结”地反对帝国主义是可能的。
几乎与此同时，6月7日，张学良在与某外国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亡之惟一途径”(第741～742页)。
他的理论，在“中华民族”的抵抗的层次上，是力图集结各种政治势力的救国论立场，在1934年6月，此理论也许尚无现实的基础，但张学良的理论中却含有批判内战爆发、政争不止等现状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倾向是后来张学良作出政治抉择的内在根据。
事实上这个时期，张学良正陷入“意大利体验”的强力磁场中。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在他回国的谈话中，曾提到过：“法西斯能否适合于中国，则尚须加以研究”。5个月以后的6月7日，他又有下面的说法：
“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利之独裁者，以出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余反对中国之自由主义，‘自由’二字非为中国人民而设，中国人素无民族自觉心，亦极淡漠于国事，吾人欲领导民众出于当前无希望之纷扰之境，非以充分之权利赋予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中国实行法两斯主义之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每一领袖皆有其自己之缺陷，此种缺陷即(蒋)总司令亦有多人认为难于避免。惟其如是，故吾人不能不忘其缺陷，在全国统一及民族复兴之意义上接受其领导，诸君如谓蒋先生之行政不良，则吾人应助之使良，如吾人不能如此，是吾人自身之过也”(第742—744页)。
引文稍长，因其中概括了张学良的访欧体验。
一直到1936年，张学良对中国政治的出发点和基调，都是认为应该把“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任务交付给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这仍然是依据欧洲体验而形成的对于现代国民国家的政治性凝聚力的憧憬。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定位中，得出了“法西斯’是“最良的方法”的结论。从 1934年到1935年张学良在各地进行了比较长的讲演，但其基调全是在寻求人们对他的“国家·政府”观念产生更多的共鸣。
他认为要“永把国家放在自己的前面”(第747页)，强调“个人的苦闷是由于国家的衰弱，我们求得整个国家的出路，个人的问题自能解决’(第747页)。进而，他还认为：“中国国民深染着自私自利的传统的毒”(第725页)，要想建成强有力的国家，必须在墨索里尼“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的，决定是个人的”方针指导下，对国家民族劣根性进行必要的改造(第752— 753页)。
他批判以“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第755页)。并提出：“国家复兴”的希望在“社会中有力的中坚分子”青年学生的身上。
即：“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第757页）是最大的课题。用张学良的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今日之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只是充分代表了‘自私自利’的斗争，而终于造成祸国殃民的事实，所有动听的口号，都是在欺骗无知民众，作少数党人为自己取得利益的工具”（第756—757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在他的评价轴中，也内含着这样的理论：如果判断不是“自私自利”的话，那么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可能改变。
在7月25日举行的东北各军师团的主任讲习班上的讲话中，张学良也认为：“欲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则非把国家统一力量集中不可”（第759页）。在自己一贯主张的“拥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他表示“今后将在这一方面作最大努力”（第759页）。与此同时，他还以为自己的“旅欧体验”为出发点，强调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统一和指导统一的领袖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以德、意甚至美国和日本为例，认为今日中国更须如此（第759—760页）。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提出必须无条件地拥护领袖的时候，还指出：我们这样做绝不是拜菩萨，不是崇拜偶像，更不是“谁做谁的走狗”，所谓的“拥护”，是以“拥护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去复兴民族”为条件，并明确提出了“国家”要为“民族复兴”而存在的理论。
当然，当时张学良的思想架构中，还没有区别“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可以说内战——国家统一——领袖的言论空间和外侮——帝国主义——民族复兴的言论空间，在张学良的思想中还存在着预定调和性的相互交错，这种相互交错表现在两种言论空间中，围绕谁主谁次问题的思考已经开始萌芽。从张学良个人的角度看，这是他从对中央政府＝民国政府的国民国家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未分离阶段向开始意识到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阶段转换的初期形态。
促成这种转变的，不言而喻，是对自己丧失东北地区的认同，是“亡省体验”。谈到自己指挥的东北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时，他认为：东北军不是“封建集团”，只能说它“对于收复东北要负较大的责任”(第667页)，他指出：“东北固然是整个中国的东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负有收复东北的责任。”并提出：“东北人必须首先去牺牲”的主张(第767页)。只有收回东北失地，才能证明东北军的存在，作为“亡省破家”的当事者要承担其责任的地域认同，规定了张学良与国家的关系。他说：“尤以今日之东北人，国家虽然未亡，而我门的故乡——东北，已经被敌人的暴力占领了，蒙受这‘亡省破家’的耻辱与悲哀”(第771页)。何况，如果“亡国”那将非常让人痛心。
可以说此时的张学良，正处在从“亡省”走向“亡国”第一步的危机感中，它强化了张学良一贯主张的在面临“亡国”之际，必须谋求“国家统一”的国民国家观念。
然而，只要这种地方认同放在整个中国中，它就会与“中华民族、全中国人”的认同结合起来，构成了民族意识的源泉。于是，通过“亡国”的危机意识，由“亡省”而产生的东北的地区认同，强化为国民国家的认同，同时，也增加了对“亡天下”的抵抗主体中华民族的认同，因而使“亡省”的地区认同具有了双重意义。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与张作霖以来的东北地区保持密切关系的张氏家族，和围绕这种关系的作为地区社会支配层的认同，形成了四个层面的认同，可以说这是构成张学良复合认同的主要因素。所谓最低层的宗教认同与对东北的地区认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调和关系。以此为基础，在对收复失去的东北的地区认同方面，国民国家的认同要在哪一点上发挥作用呢？进一步说：“中华民族认同”要在地区认同的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对国民国家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当初的预定调和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或者说作为国民国家认同的内在构造的国民政府的认同与它的领袖个人在预定调和的情况下如何共存?这一系列问题，在1935年到l936年之间，使张学良的几层复合认同之间的矛盾表面化。
张学良回国后在政治上为法西斯大唱赞歌。表面上看，他是把蒋介石比做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承认他惟一的领袖地位与作用，也承认蒋介石是全体国民和他自己的领导者。因此，张学良本人对蒋介石的认同意识极强，而且此认同还处于未与对作为中央权力机构国民政府的认同分离的状态。
1934年11月，在回答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提问：你“以为中国在何种政策之下，始能达到富强之境?民主乎?独裁乎?”时，张学良说：“自非民主而为独裁”，并说明，我们推翻了清朝的所谓“专制”，与今日的“独裁论”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谓之“独裁制度”，“一如为教员者之照顾儿童，俟其成熟，有自治能力时，此独裁者乃将政府之责，还诸人民，并非如专制者之不恤武力保留其权势也”(第835页)。“今日之中国，正如此儿童，必须有看护人，即独裁者，从旁保护之，以待其成年。”这个独裁者不仅是“仁慈之独裁者”，而且是“渡过现在之困难”所必须的人物(第836页)。这似乎是“训政论”吧(参见拙著：《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研文出版，1991年，第二章)?
张学良的认识特征，与其说处于独裁者和依赖独裁者的政党、政府以及国家的关系未分离的状态，不如说处于一种把它们看成天生是统一的状态。与此同时，因为他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独裁者的必要性说成无条件的，从而强化了“训政论”，这里，给未分化的状态带来一个分化的契机，当无条件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时，即面对国难，认为特定的独裁者不合格时，寻求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拥护新的领导者的行为就变成正当的了。而且，这使人们想到：把对独裁者的认同和对政府、国家的认同等同起来的预定调和论极可能产生“危机”。
1934年2月以后，张学良一直驻留武汉，继续指挥从华北移驻过来的东北军从事“剿共”活动。在参加了国民党的第四届五中全会(2月10—14日)以后，在于12月17日发往南京的电报中说；“豫、鄂、皖三省残匪，除鄂境已经完全肃清外，豫、皖尚余零星股匪，不难于短期内剿平”(第840页)。第二年的3月1日，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撤销，蒋介石在武昌设置军事委员会和委员长行营，张学良就任主任。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