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旅欧体验”之心路历程——救亡意识的回归
（日）西村成雄
对开始致力于热河防务的张学良来说，保持与蒋介石几乎齐名的国民党实力派——当时国民党中央西南党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领导人胡汉民(字展堂)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课题之一。
这可以从张学良与胡汉民之间的七次往来信件中表现出来 (《胡汉民函稿手迹》)。
其一，是1932年12月19日，胡汉民给张学良的信。此信写在张学良的秘书陈言携张学良的信在香港与胡汉民会晤之后。信中说：“……这几个月以来，外侮日趋严重……我期待的是兄抱着决死之精神，为民族谋求出路。”
胡汉民将自己所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工作》一书送给张学良。
其二，是1933年2月4日，胡汉民派陈仲孚北上与张学良会晤时带给张学良的信。早在一个月前，山海关和临榆县城(榆关)已经失守，热河防卫已成燃眉之急。信中，胡汉民开首便说；“闻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现。弟谓日之于中国，其侵略方式为蚕食而非鲸吞，故经一度攻城掠地，即出之以延宕缓和手段巧为解脱。当局受其愚蒙国联被其欺骗，而日之计乃大售。苟不能窥破此点，积极抵抗，并进而收复失地，否则日人本此政策进行，华北终必沦陷，中国且为日有。”他在充分阐述自己看法的基础上，批判张学良，呼吁他将抗战付诸行动。
信中还说：“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西南同志持抗日剿共之旨，尽力经年……期望于兄者，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之一致，振奋一心，与日抗战。”这是对张学良非常尖锐的批判。
其三，是2月25日张学良写给胡汉民的信，此信是由带来第二封信的陈仲孚捎回去的。就在写此信的前一天，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并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
信中，张学良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没有变化：“良以不才，遭值多难，只思少裨艰局，庸敢计及一身，御侮决心，誓当不二。”但此时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前所述，还是极不充分的。
其四，是胡汉民写给张学良的信，此信大概写于热河失守前。
“目前之要务，首在对日抗战。国际形势转佳，日寇之侵略亦必加甚。惟能对日抗战，庶能运用此国际情势，进求独立。今举国人民咸属望于兄能振衰起靡，御盛张之寇，保障华北，收复失地。”信中，胡汉民强调他自身的期待。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胡汉民(当时53岁)的资历，虽非张学良(当时31岁)之类能比，但面对现实中的军事问题，作为文人政治家的胡汉民，只有外在的影响力量。这与掌握军权的蒋介石相比，正是胡汉民的致命弱点。
其五，是3月25日热河沦陷之后，胡汉民写给张学良的信。此时，对已经下野，已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的张学良，胡汉民只有诸如：“以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的安慰了。但他在信中认为对于被蒋介石逼迫下野的张学良“天下不乏同情”，并表示今后自己将成为张学良的后盾。
其六，是4月8日张学良由上海出国前给胡汉民的信。信中，张学良只阐述自己今后将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主旨。
这一系列往返书信并未给中国的政治大局带来直接的影响，但是，对张学良来说，与胡汉民这样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家以抗日为主题建立联系，确实使他获得了一个政治性的基础。事实上，1933年12月23日胡汉民在得知张学良回国的消息后，写给张学良的信中，就希望张学良务必与自己交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
后来，张学良在从欧洲回国的途中，于1934年1月6日路过香港时与胡汉民会晤。对此，胡汉民在1月12日写给张学良的第七封信中说：
“报载宁闽之战，据此间确执不如京方宣传之甚，两粤以闽有辅车之势……虽政治上有各种问题，但福建的十九路军应该保全……国事至此，有救国之责任者不当徂于目前小利。”
胡汉民一方面从反蒋的立场出发批评救亡责任的承担者，另一方面，他还从西南势力如何在抗日课题上进行联系的角度出发，寻求应对福建事变的策略。但是，张学良在欧洲已经得知福建事变的消息，虽倾向于他们的救国意识，但又担心“国家分裂”。因此，他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动摇。同时，张学良通过从海外审视中国的经验，心中隐藏着新的政治希望，特别是强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张学良是在这种条件下回国的。
这其中已存在着孕育救亡意识的基础。张学良看来，只要抗日，即便西南势力是反蒋的，也存在着与其结成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这种意识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张学良的“旅欧体验”，营造了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并存的精神状态。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