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折的起点
李志英
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了湖南西南边境上的通道。12日在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在长征途中举行的短暂的“飞行集会”，但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恭城书院在县溪镇东面的一个小土山上，是一片很整齐的房子，房子四周有一圈青砖砌成的院墙，墙上攀附着一片古藤，军委总司令部便设在这里。
大家到齐了以后，周恩来宣布开会，他请大家谈一谈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李德首先发了言，“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一大片苏区。”(1)博古在湘江突围以来，由于内心十分痛苦，精神不好，几天来尽管一直在苦思暝想。但一直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他觉得只有按李德的意见去办，与二、六军团会合。可能在当时是最好的方案了。
在这关系红军命运前途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考虑到只有向敌人防卸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进攻，才能排除红军所面临的困境，才不至于中了蒋介石“请君入瓮”的诡计。于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贵州敌人力量最弱，如果进军贵州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接着他把自己所搜集到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向大家做了介绍，同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平时不大讲话的王稼祥，首先表了态。他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因势利导。
张闻天也谈话了。他认为毛泽东讲的都是事实，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结论，希望大家认真考虑。
朱德也觉得毛泽东分析得有道理，主张要慎重行事。
在讨论中周恩来也深感毛泽东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因而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十分恼火，认为“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了“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他深感毛泽东的意见“不仅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因而气愤地离开了会场。讨论还在继续进行，周恩来想征求博古的意见。
这时博古心情是复杂的，他是领导人又是失败者，惨重的失败不免使他痛心疾首。通过湘江之战，血的教训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开始平心静气地听别人意见。会上大家急革命之所急积极找出路，分析了一个个摆脱危机的办法，那么冷静中肯。从诸多的分析中，他感到明明蒋介石在前面布置了一个罗网，像李德那样死打硬拼往里挤是不行的。而且他亲身体验到红军的确太疲惫了，急需有一段的休整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向贵州进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所以他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2)但他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设想。由于博古所处的地位，他这一票是有一定分量的。既然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这一场进军方向的争论才暂告一段落。通道会议争论的胜利，为长征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通道会议之后，13日红军开始西进贵州。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战国时为楚国的黔中、且兰、夜郎等地，是古夜郎国的故土，明设贵州布政使司，清为贵州省。它地处云贵高原，海拔700—1500米，居住着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少数民族。山脉延绵，河谷深切，地势崎岖，气候温和，有著名的黄果树瀑布。中部一带多云雾阴天，解放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故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称。当时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名义上是桐梓系军阀王家烈主管军政大权，而实际仍是军阀之间争夺权利，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红军于12月13日进入贵州，17日攻占黎平。
黎平地处第贡区洁洞寨山凹中，四面环山，著名的地坪风雨桥横贯在黎平县南的坪栗与甘龙之间的南江河上。桥两边设有走廊，桥中建筑檐式阁楼一座，建筑材料全部用的是杉木，不施一钉一铆，是侗族人民建筑艺术的瑰宝。
红军进驻黎平，是长征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获得休整，中共中央也有可能就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进一步探讨研究。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了会议，会议在一座宽大的老式房中进行。房屋是砖木结构，有高的封火墙，共5大间房子。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也是两种不同战略方针争论的继续。
在会议上，博古认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躲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旧路入黔，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计划。
历史又面临一个重要的时刻，怎样才能使红军转危为安，是整个红军上上下下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有军事经验的是毛、朱和大革命后起义的红军将领。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避实就虚，寻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摆脱重兵围剿，从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一起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到了遵义，红军如有可能，也可入川，会合四方面军，与川陕边区的红军协同作战。经过大家反复研究，毛泽东又作了细致的分析。李德当时正患病发高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先周恩来曾主动找李德征求过意见，所以在会上博古已孤掌难鸣。经过认真讨论，与会的不少人改变了过去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放弃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黎平会议的决定如下：“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3)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重大战略决策的转折，表明了博古、李德等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消失，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意图逐渐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黎平会议的决定“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4)
黎平会议后，红军由黎平沿着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路横扫过去。但是这时已近年末，天气相当寒冷，有的战士还穿着单衣，为了强渡乌江，进行着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
12月31日，博古随着中央纵队进驻瓮安县猴场镇。猴场是一个较大繁荣的集镇，这里商业比较发达，商店和小贩云集。博古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一起住在镇外宋家湾山坡上一个称为“一颗印”的宋泽生的庭院里。博古考虑到大家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于1月1日，就在宋家大院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博古和李德对原来考虑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实际并没有放弃，所以对强渡乌江，建立川黔根据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博古的意见有可能使红军再次钻进蒋介石的陷阱中。毛泽东在会议上，详细阐明黎平会议的主张。经过讨论，多数人坚持黎平会议的决议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
注释：
(1)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4页。
(2)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6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19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51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