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征路上的曙光
李志英
猴场会议后，进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已成为当时的总战略方针。欲取遵、桐，必先渡过它们南面之天然屏障乌江。否则谈不上攻城。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省内的第一条大河，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省，把贵州分成南北两部。乌江面宽，江水墨绿，两岸高山峻岭，林木丛丛，古称天险，但是在顽强的红军面前是挡不住的。1月3日红军开始强渡乌江，最先抢渡过去的是红四团的22个人，后来部队称他们为“二十二个红色英雄”。
突破乌江后，红军按照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进军黔北，直取遵义。
遵义南临乌江北鼎娄山关，风景秀丽，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为黔北的首府。战国时属夜郎、鳖国，西汉时叫洋河，唐初改称播州，到了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时改名遵义。这里离中央偏远，所以是贬官流放的地方。直到近百年间，才成为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
博古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骑马从遵义南门关通过时，两边已有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群众在欢迎红军。口号声，锣鼓声，还有鞭炮声响彻云霄。博古看到这激动的人群时，心中感到十分温暖，说明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
博古来到一幢四合院里，房屋虽然不十分高大，但比较整齐。当他安顿好了以后，思潮又沸腾起来。从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但是到了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部队里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对前一段的战斗都很有意见，都要求开会统一思想，决定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看来在这里开会是势在必行的了。于是让勤务员把周恩来请来商议办法。很快周恩来来到了博古的住地，他请周恩来坐了下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召开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统一一下大家的思想，然后再研究一下下一段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很同意博古的意见。他认为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牢骚和不满也不少，如果大家思想不能统一，下一段进军会遇到不少的困难。
接着研究了会议如何召开，商定博古先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则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问题的报告，因具体的军事工作是周恩来抓的，同时对会议的议程，参加人员等问题也做了详细的考虑。会议的准备工作由周恩来具体负责。
事实正像博古预料的那样，在中央政治局中不少同志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很为不满。早在五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就对“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等战略战术思想提出过批评。但是李德等听不进这些忠告。李德把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套欧洲的战术生硬地搬到中国的战场上，根本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而博古又不懂得军事，他靠的是共产国际，相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一定能够指挥红军取得胜利，所以把李德捧得很高，以至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从突围长征到湘江惨败，从通道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使红军避开敌人的围击，到顺利地攻克遵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博古、李德所推行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
在遵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住在新城穆家庙附近的一座小孤山上，山上有两层小楼，四面有高高的灰砖墙。毛泽东与王稼祥住在楼上，张闻天则住在楼下。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和他商议开会的事。因为张闻天对前一段的军事路线早已不满，也有一肚子的气。张闻天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回国后关系密切，都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在党中央一同任常委时，两个人的观点本来很相接近，但是在广昌一战的讨论中公开暴露了他与博古的分歧。
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开始长征以来，张闻天与毛泽东比较接近起来，两人谈论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问题，张闻天感到毛泽东的分析很有道理。
这次毛泽东希望他能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因为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言是有一定分量的。张闻天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根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自己曾积极推行过的“左”倾路线。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是决定着中国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是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的。它坐落在老城枇杷桥杨柳街子尹路80号。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精致的小洋楼，用青砖砌成，四周都有宽大的走廊，大门用黑漆油成。军委总司令部和一局(负责作战)住在这里，朱德、康克清和刘伯承也都住在这里。在朱德的住室前还有一棵小槐树。
会议在楼房的二层楼东厢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20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房里还生了一个大火盆，使人感到浑身温暖。朱德、刘伯承先走进了会场，朱德靠着挂钟的一边坐了下来。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谈话间博古和李德、伍修权也都走了进来。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走进了会议室，毛泽东在朱德的旁边坐了下来，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个来到会场。王稼祥当时还带着伤，由担架抬了来，坐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躺椅上。
博古宣布开会。他说：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做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他从带来的黑色挎包中取出了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先提出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接着他分析了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客观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上指挥的失误讲得很少，对主观因素没有认真进行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任何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反复说明了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显然他已预感到很多人对他上台以来工作的不满，他认为有必要分别给以回答。他讲了一个多钟头，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他讲话很有条理，文字清晰，有根有据，只是大多数人认为他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
紧接着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的报告大约用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是强调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那么周恩来则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
博古对周恩来的报告深深感到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导致更多的人的思想混乱。因此对周恩来的观点他难以接受。
会议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第一个发了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议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张闻天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提纲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酝酿研究后写成的，基本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他批评了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慌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张闻天的发言，无疑是对博古的当头一棒。他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与自己共事多年，很多想法、做法都曾经是一致的，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却这样有条理、有论据地进行批评，反对自己的总结报告，心里真有点反感。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博古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当下午博古宣布开会以后，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说：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他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许。接着他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分析目前并没有留下记录，后来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并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即“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同时“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他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坚持反对这种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提出：“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就被退让者打倒。”
他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认为“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沟里产生的，而山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误的。”(2)
他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要知道战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的，也不考虑行军走的什么路，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划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3)还进一步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是“极端的恶劣”，“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所以“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4)毛泽东的发言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他发言态度诚恳，讲话深刻，根据充分，又富有哲理，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会场上的人很为信服。
这时候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了起来表示“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5)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地与李立三进行了斗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毛泽东接触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对毛泽东的用兵深感佩服。在宁都会议上，他坚决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反对撤销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身负重伤。长征开始后只好跟随担架队共同行动，在行军宿营中与毛泽东经常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他对博古、李德指挥作战的错误十分不满，有一次曾经坦率地对毛泽东流露看法，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从通道会议开始，他就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导思想，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聂荣臻每次都是坐担架来开会，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因为他感受太深了。他激动地说：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6)真是瞎指挥!
聂荣臻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在渡过湘江之后，他的脚感染化脓了，住在一个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叫戴胡子的医生给开了刀，行军时就不得不坐担架跟着中央军委行动，这就给他重新思考问题的机会。他在武汉时就认识王明，觉得这个人爱夸夸其谈，态度非常傲慢，对他的印象一直不佳。到了中央根据地越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感到王明等人所推行的路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原来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时大不一样。
他感到李德1933年9月来到中国根据地后，一切指导思想与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特别是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三万多人。既然黎平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去钻敌人安排好的口袋，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呢?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人的飞机炸伤未愈，长征时只好坐担架行军。他与聂荣臻的担架常走在一起，两个人经常交换看法，扯来扯去意见逐渐一致起来。王稼祥提出第二、第三次“围剿”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完全是由于采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应当改组领导。他赞成应当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挽回目前红军所处的危局。经过不断交换意见，聂荣臻也同意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为遵义会议改换军事领导统一了思想。
李德坐在会议室的门口，这个高傲的日尔曼人，在这个会上处在被告的地位。他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垂头丧气，精神沮丧，虽然心中不服，但也意识到现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只好静听大家对他的批评了。
刘伯承感触是十分深刻的，他早已觉得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因为李德特别专断听不得别人意见，为此和李德还吵过一架，今天不能不说了。他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在我们军事工作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他指出“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便要“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广昌的战斗中却“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分而地日蹙。”(7)
历来谦逊稳重的朱德，这次却声色俱厉然而心情沉重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8)
这句话使博古听了，心中一震。他近来已感到力不胜任，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声中让他下台心情却是十分痛苦的。在当时的气氛下，身为领导的博古却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他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显出少有的平静。他看到天色已晚，只好提出：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吧，明天接着开。
晚饭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的坐在桌边的靠背椅上，心情十分压抑。今天的会议使他感到沮丧、气愤，他在想：周恩来的报告一结束，张闻天就对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指责，说得一无是处。接着是毛泽东，他的言语尖刻，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他瞧不起自己。王稼祥这个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在反对立三路线当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也在指责自己。聂荣臻、刘伯承，过去就知道他们是有意见的，主要是因为军事上打了败仗，那主要是华夫指挥的呀!他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战争经验的军事专门人才!当时很多人是承认的啊!白天那一幕幕的景象，从他的头脑中闪过，这么多的批评、指责，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国民党五次“围剿”动用了100万军队，压在中央苏区的就有50万，他们是装备精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他们有飞机大炮。而我们呢，步枪没有多少，子弹也很缺乏，武器装备很差，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再高明的指挥员也难以制胜。打了几次败仗，这也是不允许的吗?世界上哪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博古这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似乎要为自己辩解，他想自己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挥办事，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嘛，当然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难道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另搞一套吗?联想到自己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这些年的功过是非谁来明辨呢，有谁能公正地讲几句话呢?他感到自己很孤独，心中也很烦闷，顺手撕了张信笺，上面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字样，随手写了几句话，似诗非诗：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9)
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安宁，痛苦、沮丧、愤慨、委屈时时在折磨着他。
1月16日，遵义会议继续举行，博古还坐在昨天的位置上，脸色苍白，眼镜后的眼球微红，很清楚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他宣布继续开会，请大家对昨天两个报告继续提出意见。
会场沉默了一会儿，一直没有吭气的刘少奇说话了，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因为他是搞白区的工作的，他的确有一肚子委曲和苦衷。
这回博古坐不住了，他想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政治路线也都错了。他回避开白区工作问题，理直气壮地回击说：四中全会以来，执行了历次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实行了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说这些都是错误路线?难道说，中央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吗?他甚至认为由于未能粉碎五次“围剿”，抹煞全党奋斗得来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对苏区红军、对我们党的诬蔑又有何区别。(10)此时此刻他的思想并没有通。
博古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雄辩的外交家，他的这一套观点让人听起来还是有一点道理。发言后，他仍有些激动，不时地向上推着下滑的近视镜，但此时他心情像是轻松了一些。由于当时最重要的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要把军队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再说政治路线问题一时也扯不清。所以毛泽东建议会议的中心仍围绕军事路线问题。
在会议上，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何克全)独树一帜持不同的看法。会前他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他曾找聂荣臻多次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因为没有说服聂荣臻，还曾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当他听到毛泽东提出要检讨军事路线时，也很激动，心想你又没有在苏联系统学过马列主义，懂得什么?于是顶了毛泽东几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11)
毛泽东并不示弱：反问凯丰，《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把凯丰问了个瞠目结舌，无言以辩。
博古看到时间已近中午，所以提议休会，下午再开。
饭后，博古继续主持会议，希望大家继续发言，将意见都提出来。李卓然发言了，他是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昨天夜里才赶到的。在这次长征中，五军团一直是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他们打得太艰苦了，做出极大的牺牲。在过湘江时，三十四师为了掩护全军，在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都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自己绞断受伤的肠子壮烈牺牲。这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对他来说真是痛心极了，他认为前一段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
一直没有发言的陈云表态了，他认为：过湘江的历史不能重演，“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
凯丰不同意撤换博古，他说：“要说博古同志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最多只能说在军事上的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可是“军委工作具体是周恩来同志与李德同志负责的，如将全部过错推在博古同志一人身上，也不公正。”(12)
由于参加会议的意见不统一，博古与周恩来交换一下意见以后，决定晚上继续开会。
晚上会议一开始，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是“三人团”领导成员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会议静悄悄的，大家要听听周恩来对会议上发言的看法，虽然他在第一天的报告中已经基本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1931年冬天，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从上海来到瑞金。他有着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来不违反的，因为他明白中国是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必须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常和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他感觉到毛泽东指挥作战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能够随机应变地处理战争中的棘手问题。在宁都会议时，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他与王稼祥一起不同意撤掉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给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周恩来深深感到博古、李德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已将革命带进了危险的边缘，而他本人也是执行了，有时也参与制定这一套错误的东西。他为自己的错误同样感到沉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采取明智的、现实的做法，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纠正错误。他这一重要决定，对遵义会议成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侃侃而谈：“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认识的一样，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做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13)
是的，战争是最实际的，也是无情的，打了败仗的指挥员无疑要负战败的责任。
会议经过三天认真的讨论，博古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但他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政治局最后做出决议，认为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当负主要责任。政治局扩大会上做出如下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4)
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的军事领导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迎着惊涛骇浪，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会议结束后，做为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心情沮丧，有一些问题思想上还没有来的及想通。他的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使他在会上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是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在决议作出后，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中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并且严格遵守大会上按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为实现决议为推动发展中国革命而竭尽全力工作着，并没有因为受挫折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他的这种意识和品德使他战胜人生的难关。以后的革命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释：
(1)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5页。
(3)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6页。
(4)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28页。
(5)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8页。
(6)《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48页。
(7)《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页。
(8)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7页。
(9)石永言：《遵义会记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页。
(10)石永言：《遵义会记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0页。
(11)《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48页。
(12)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页。
(13)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页。
(1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