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刘志丹平反
李志英
红军到达陕北前，在“左”倾路线控制下，根据地肃反错误十分严重。博古到达陕北后，听到陕北的干部群众对陕北苏区的肃反工作意见很大，像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原西北根据地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都遭到逮捕，甚至有不少干部被杀害。博古听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觉得必须马上进行调查研究，查清事实真象，解脱无辜的同志。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也十分重视，立刻指示停止审查，停止捕人、杀人。毛泽东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1)特别是11月3日，博古参加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汇报，更认为陕北苏区肃反工作有问题，需要尽快调查解决。(2)
中央决定组成了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肃反工作，并决定由博古直接指导进行，成员有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为了防止错误继续发展，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工作团，到瓦窑堡去，先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把事态控制下来，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然后进行调查，澄清是非。(3)
1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又联名致电张闻天和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4)应予以平反。博古感觉到问题要比自己想象的更为严重，要求工作团抓紧进行工作。
那时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是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当工作团一到瓦窑堡，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证明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工作团成员经过认真调查了解，确认刘志丹在青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派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在1928年5月参加并组织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军事委员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刘志丹所率领的部队与杨仲远、闫红彦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和二支队长。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三支队队长，后任总指挥，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当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给刘志丹和谢子长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帽子，并将其撤职。1933年6月，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率军南下渭华，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刘志丹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化装突围。而杜衡逃到西安，被捕后叛变了革命。
刘志丹等人于1933年10月恢复了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并任参谋长，后任师长。连续打了不少胜仗，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1934年秋，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任副主席，后任主席。4月刘率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安定等6个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央红军长征后落脚陕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35年8月又与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并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屡建战功的共产党员，怎么能是“右派”、“反革命”呢?
于是工作团又仔细翻阅了全部档案材料，由于他在土改中不同意对地主搞肉体消灭，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由于他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农村割据，不攻打大城市，被扣上了“捎山主义”的帽子；由于他注意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全面开展统战工作，被扣上了“投降主义”的帽子。事情很清楚，这些帽子只能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而刘志丹正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才被逮捕的。(5)一些所谓的证据除少数个别坏人故意捏造外，其余都是“逼、供、信”的结果。
工作团还亲自询问了刘志丹本人，他当时还带着手铐、脚镣，但心情坦荡地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6)
中央工作团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由于案情重大，将调查的全部情况直接向博古和张闻天作了详细的汇报。博古认为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确系冤案，是“左”倾的错误肃反路线在陕北推行的结果，对于这些冤案必须给予纠正，对有关人员应当进行严肃处理。为了把工作作好，应当召开一次平反大会，为被冤枉的人平反昭雪，并相应做出了决定。
11月底，由中央组织部召集了一次平反大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都亲自出席了会议，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也都参加。在会上宣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决定要求：“立即改组过去的省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的错误。(7)
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小组常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分配工作。当时释放出狱的干部有100多人。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8)
11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会还作出了《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决议指出：“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9)
为刘志丹平反也教育了博古，他深深感觉到错误的肃反冤枉了多少好干部好战友，伤害了多少人的心，“左”倾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他深深感到内疚，进一步加强了他纠正错误肃反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
注释：
(1)《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2)《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94页。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2页。
(4)《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95页。
(5)《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9页。
(6)《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页。
(7)《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229页。
(8)李维汉：《初到陕北》，《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