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瓦窑堡会议——新里程的起点
李志英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1935年又继续南进，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危机，面对这种紧迫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
然而从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直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后来又受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危害，处境异常艰难。中央同外界基本断绝联系，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电讯已中断近一年之久，很难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这对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做出重大策略的转变是有很大影响的，此时迫切需要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华北事变后中国的严重局势，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虽然《宣言》已通过《救国报》传入国内，但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却不了解。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世界反法西斯的紧迫形势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怎样才能让中共中央及时了解这些重要的精神呢?
为了寻找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中共驻国际代表张浩回国，完成这项重任。
张浩装扮成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回到陕北定边。1935年117日，中共中央机关接到定边的电报：有一个可疑的人叫张浩，说要找党中央。中央领导立即命令将人送到瓦窑堡。大家见面后才知道，原来张浩就是当年的林育英。他1922年入党，是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一直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2月担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次回国才化名叫张浩。博古与张浩相会，感慨万分，自然回忆起1932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艰苦斗争的岁月。当时一个是党的总负责人，一个是全总常委、海总书记。老战友久别重逢、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张浩随即向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上所做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无法带回文字的东西，全凭张浩铭记在脑子里背诵传达的，他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感佩。这些精神的传达对中共中央太重要了!
张浩的到来无疑使中央领导人感到欣喜，博古心情也十分兴奋。他身为中央领导，一年前由于打了败仗，突围后与国际的联系隔断了，使中国革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感到痛心焦急。如今他虽然不在主要的领导岗位上，但此时中国革命和抗日运动又能得到国际的指示和政治指导，他心情踏实多了。随后，张浩又前往安塞县会见了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做了同样的传达。张浩回国后参与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对中共中央全面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调整自己的政策，做出重大策略转变，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后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当时中央常委负总责的张闻天窑洞举行的，博古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李维汉等人。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转变的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遵义会议未得到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全国形势指出，战略方针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认真充分地讨论。
博古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宣言》已经了解，对于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和调动浩浩荡荡革命队伍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他是赞成的。但是他不了解中国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复杂微妙变化，在如何组织革命力量上，他想象的过于单纯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担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可靠。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瓦窑堡会议开始讨论时，就直率地摆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大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呢?怎么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呢?这说明他的关于阶级关系的概念，有的地方仍然是书本抽象概念的简单移植，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重要问题上，仍然不了解中国条件下的实际状况，仍然没有摆脱本本主义的羁绊。他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来作理论根据，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在他发言后，再次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且说：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的不忠，对祖先的不孝吗?(1)显然毛泽东是针对博古不了解中国的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提出的批评。但是由于有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为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的指示，使会议很快统一了认识。这次会议对博古教育很大，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已经感到自己的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势头，过去只是从书本字句出发，脱离实际，脱离国情，吃了不少苦头，再不认真改变还会犯错误。瓦窑堡会议使博古从教条主义的框框中逐步解脱出来。失败和挫折使人痛苦也会使人觉醒，挫折和痛苦又常常是一个人转变的契机。他的这一转变是十分珍贵的，因为是在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经过了极其痛苦的实际磨炼才逐渐体会到的，这促进了他注意研究和思考中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瓦窑堡会议后，博古的思想和工作逐渐面向中国的社会实际，他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成员渡过了极其艰苦的历程，他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在长征后慢慢有了新的领悟，对他这个出生在杭州、成长在无锡、上海和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来说，教育是够深刻的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革命敌人的凶狠狡诈，中国革命的艰辛，以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了解太少了，特别是如何把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的斗争上去，他还要做极大的努力。
博古在这段期间与国外友好人士有过多次接触和交往。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1936年7月来到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斯诺从世界角度，以广阔的视野，对博古进行了采访和分析。这位过去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当时的西北办事处主席，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西行漫记》和《红色中华散记》中都有描述：“在我所见到的中共领导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嶙峋，名符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蓄着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捷，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2)提起打扑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专门有一个“特写”，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博古、李克农、凯丰、张闻天等人常到斯诺住处玩玩扑克。有一天晚上，你输我赢，扑克打的很激烈，红军政委独臂将军蔡树藩从博古那儿赢去了十二万元，不小的数目，怎么办呢?只好听从大家仲裁的办法解决问题。结果规定博古从国库提取十二万元交给蔡树藩，但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买飞机，装备当时还不存在的苏区空军。为了实现建立空军的愿望，博古认输付款，最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都是一些火柴梗，原来在这里公款也好，飞机也好所有的筹码都是火柴梗。(3)
博古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他幽默诙谐，是一位风趣而快活的革命者。斯诺的描述正是遵义会议后第二年博古初到陕北时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后来斯诺与博古在武汉、重庆等地又多次访谈。他们交谈的范围广泛，博古对党内、国内和世界局势都有自己独到与明晰的看法。
博古向斯诺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特别介绍了他在1931年底接任党的总负责之后，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作为我们‘上海长城起义取得胜利’运动的一部分，我在上海领导了组织工人义勇军参加第十九路军”。当时博古动员了有两三百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抗日队伍。“我在上海各纱厂组织了多次罢工，涉及到四万名男女工人，但都被日本资本家和黄色工会破坏了。日本资本家给工人们补发了些工资，而黄色工会则成功地控制了罢工，并作出了复工决定。”
“1932年秋，红军发表了第一个宣言，向全国提出共同抗日、结社自由、停止内战和武装民众的纲领。我们现在的纲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发表这一宣言，是我离开上海去江西时上海党中央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4)他认为上海的党组织实际上被破坏了，因此不论在抗战前和抗战后党的工作都比较薄弱。
斯诺问博古，由于农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保守思想，以及他们的宗教迷信和伦理观念，要在这一地区争取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是不是十分艰巨?
博古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有影响。也许最大的障碍就是形成传统的保守思想。宗教的反对势力起不了多大作用。没有达到像印度和俄国那样，成为接受革命思想障碍的严重程度。民众由于文化和政治落后，对于一些思想不能一下子就欣然接受，这就是农民，特别是妇女，一开始对红军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以后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感到新奇，所以一开始找人来开会是很困难的。以后来了一些男人，他们又去劝说妇女们出来开会。大约要经过半年，才能达到使那里的妇女和男人一样来参加会议，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
他接着说：一旦土改分田工作真正付诸实施以后，他们才开始相信我们说到做到，在这以前他们是不相信的。大约要花半年时间的工作，才能把抱怀疑状态的农民转变为积极负责的工作人员。在最初的会议上，大家提出唯一的问题是关于税收问题。其次才提出是粮食问题。以后他们才开始说到最大地主，鼓动没收他们的田产。先是提一二个，以后越提越多，这时农民才懂得，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通常第一次大会，只有少数几个人到会，别的人都胆小怕事。四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拥来了好几百人，有些穷得衣不蔽体的妇女也来了。我们最早召开会一般是用演戏的办法把人集合起来，演的戏一般是政治鼓动或宣传红军。(5)斯诺对博古的介绍感到很大的兴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央召开了苏区党代会。这次会议共到代表220多人，60人列席，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经过会议认真的讨论，大家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在讨论博古的报告时，大家认为“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6)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到来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注释：
(1)熊经浴、李海文：《张浩传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9页。
(2)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页。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331页。
(4)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页。
(5)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5页。
(6)《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97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