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真正的共产党人
孙晓东 孙晓西
当听到组织上决定给爸爸编写专辑的消息后，我们全家由衷地高兴。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对爸爸是个莫大的安慰，更重要的是会使由于父亲的坎坷经历造成的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党史上的一些错误记载得以纠正，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父亲晚年对党的又一贡献。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使我们做儿女的从内心深处进发出要写出对父亲崇敬之情的强烈愿望，以教育鞭策自己。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当我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爸爸突然从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变为大“右派”，幼小的心灵是难以承受的，更不可理解的是父亲天天给我们讲的共产党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他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父亲的问题，母亲也受到了株连，也被错划为“右派”。父亲被贬职到青海省图书馆工作后，一度沉默寡言，看书学习，练习书法，修身养性。最常写的两句话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他问我们懂这意思吗?并对我们说：“和我一起干革命的多少同志都牺牲了，许多人能力比我强得多，他们没有看到共和国的成立，而我看到了，我高兴，我知足了。实现自己奋斗的理想，是人生最大安慰，想到这些，我也感到心安了。”我们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上初中时背诵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父亲突然对我们说：“我也想了四句：窗前太阳光，疑是大炼钢，抬头望太阳，低头思党章。”说完哈哈大笑，当时我们还不解其意，只是觉得挺有意思，就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加，越来越明白了其深刻的含意。1961年，青海省的问题暴露了，母亲和父亲的两个秘书的“右派”问题相继得以平反，父亲本人的问题也在甄别报批之中，但接着由于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讲阶级斗争大气候的影响，及种种历史原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拖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更是在劫难逃，被造反派囚禁关押，惨遭毒打，在那非人的虐待中，父亲挺了过来。我们对“文革”的种种作法，深恶痛绝，在去隔离父亲的房间看望他时，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父亲深情地对我们说：“哪是哄着憨狗咬石狮娃子呢!学生娃娃知道啥?但急不得，历史总要说话的。”特别叮嘱我们要耐住性子，有些事要慢慢来，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他说：“现在好多了，不挨打了。”讲述了前一段造反派头目马集文审讯他的情景：点着蜡烛，把审讯室布置得阴森森的，如同法西斯一般。父亲看到这种场面不动声色，马集文说：“你认识我吗?我是马集文，这是我们群众专政指挥部，你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父亲冷冷一笑，马集文便大声喝道：“你看不起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你是不见棺材不死心。”父亲回答道：“你搞错了，我不要棺材，按照党的要求火葬。”这一下子惹怒了这帮惨无人性的家伙，站在旁边的打手在马集文的指挥下，对年已六十岁的父亲一顿拳打脚踢，用大头皮鞋将父亲踢得昏厥过去，多处受伤，造成脊椎裂损。父亲说：“我自己告诫自己要挺得住，听老一辈人和中医讲尿能治跌打损伤，我就喝自己的尿，以减缓疼痛。”听到这里，我们不由得眼泪直流，父亲却劝慰我们说：“没什么，都过去了。”转而说：“倒是搞外调材料的给我帮了忙，每天搞外调的人不断线，排队等着要谈材料，造反派不得不让人家见，搞得造反派没时间、没机会再审了。现在不是好多了吗!叫监管，环境好多了，还能和你们见面，会过去的。”我们望着这小屋，偷偷给父亲拍了张照片，以作为对这悲惨历史的留念。
正象父亲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造反派的跳梁小丑们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父亲的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虽然他也积极奔走上诉，都说是毛主席点了名的，无法解决。父亲激动地说：“毛主席讲林彪的四个第一好，林彪是接班人，不能变吗?我们党讲实事求是，毛主席也是听汇报的嘛!”言外之意毛主席也有失误。当时，我们对父亲说：“右派不右派我们心里都清楚，但也要唯物一点，客观一点，你说你不是右派就不是右派了?人家就给你定了右派。”这句话不仅没有达到安慰父亲的效果，反而惹得父亲十分生气，大声地说道：“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不是右派就不是右派。”他那铿然有力的声音，震撼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深感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刚强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
坚定的信仰
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哲学，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让人容易接受。常挂在他嘴边的三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分析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时间、条件、地点三个基本要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他常用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要读马列主义的书，更重要的是要弄通弄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决不能生搬硬套。毛泽东是学习马列的典范，把马列主义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是学习马列的典范，把马列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辉煌的发展时期。马列主义给了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只有通过我们在实践中的正确应用，才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不掌握马列主义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就无法运用这一锐利武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人们，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是十分可怕的，是断送革命，断送党，害死人的。我们青年时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是为推翻压迫剥削，建立一个公平、共同富裕的社会，就是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有那么一股子不怕死的献身精神，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常常遭受挫折。只是接触到毛泽东思想，才觉得心里真正有数了，知道该咋干了，咋干才能取胜。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毛主席著作，特别是系统掌握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感到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解放战争中甘肃工委的各项工作就是在这三大法宝的指引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初的几年，在甘肃也正是应用毛泽东思想，从甘肃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慎重稳进的态度，对民族地区的叛乱问题提出“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正确方针，并提出建立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正确主张，使甘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进程都很顺利。1956年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但我们党并没有按这条路线办事，我的许多所谓“右派”言论实际是贯彻“八大”路线，如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党章修改报告中提到的；鼓励牧主头人自动放弃剥削是少奇同志政治报告中倡导的。我们共产党胜利了，掌握政权了，头脑发热了，好像办什么事都容易了，共产主义会很快到来，越快越好，结果是想当然，不按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盲目乱干，一下子瞎塌了。1958年“大跃进”，搞得人们没有饭吃。1961年青海就饿死了20多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好不让人心痛!不从实际出发了，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转变，认为生产关系越公有制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吃了大亏。以后又把阶级斗争提到不适当的地位，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近20年的弯路。
父亲对小平同志南巡的讲话倍加赞赏，理解十分深刻，经常讲：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三把锁：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应用，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搞计划；二是“左”和“右”同样具有危害性，来自“左”的危害更大；三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关键是看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决不能生搬教条。正是小平同志的这种胆略和真知灼见，才带领全党冲破了种种思想禁区，同时在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创了新纪元，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走上充满活力的正确道路。
父亲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不是停留在对书本的教条理解上，而是建立在对马列主义原理的深刻认识和实际中创造性的运用上，建立在马列主义与实际结合摸索的道路上，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升华理论。父亲正是抱着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在实践中探索的精神，使他心目中为之奋斗的信仰永葆青春的活力。在青海时，他是第一个跑到最艰苦的果洛、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省长，提出在牧区不宜搞合作化。平反后回到陕西已七十高龄，但那种密切联系群众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不减当年，几乎跑遍了陕西一百多个市、县，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发秦巴山区经济、发展合作医疗、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等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很好的见解，思想上并没有因为年龄大而僵化，总是走在时代前进队伍的前列。因为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建立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斗争的基础上，因而这种信仰不仅十分坚定，而且贴切实际，充满活力。
高尚的人品
父亲的一生刚直不阿，胸怀坦荡，不论在任何逆境中，即使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也能泰然处之。他常说：有一幅对联讲：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做人要心底坦荡，做错事人人都不可免，但绝不能做亏心事，要活得心安理得。曹操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结果是做的亏心事太多，疑心太重，得头痛病而死。我是反其道，宁肯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天下人。
“文革”中在向外调人员写每位老同志的历史材料，父亲都是认真负责的，决不写违心的材料，不迎合那种整人的风气。如对杨嘉瑞同志1932年为躲避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的迫害(“AB”团)，而逃离洪湖苏区来到兰州，经甘肃地下党审查，给杨嘉瑞接上了党的关系。“文革”中将杨嘉瑞列为贺龙的“黑干将”，外调人员三番五次要父亲证明给杨嘉瑞接上党的关系是错误的，父亲义正辞严地讲：无论是从当时的历史和以后的发展看，给杨嘉瑞同志接上党的关系都是无可非议的。又如“文革”中杨静仁同志的入党介绍人记不清当时情况，外调人员就说杨静仁是“假党员”，父亲毫不犹豫地讲：我作为甘工委书记参加过杨静仁的入党仪式，杨静仁是真党员，绝不是假党员。再如，解华亭同志历史上与父亲接触很少，就是一两件事，“文革”中向父亲调查他的历史，当时因年代久远一时想不起来，没有作肯定的答复。解华亭同志知道后写了封言辞极不客气的来信，父亲看到后心情很不好受，但并没有计较这些，而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主动向了解那段历史的有关同志询问，在搞清楚后作了负责任的证明，两位老人也因此更加深了信任和友谊。
父亲正直的人格，崇高的人品，早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父亲对我们常讲，那时康生大搞逼供信，许多人都受不了折磨，承认自己是特务、奸细，父亲是被关押中职务高、受罪惨、挨打最多的一位，一直顶着讲真话，在逼供之中写下了两首诗：一是“世间事错综复杂，革命人受尽革命法，好马力岂怕路遥，真金子哪怕火炼。”二是“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思想不通时也发牢骚地写到：“我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参加苏维埃运动，但我在地下为党工作20多年，我想同样也是光荣的。”以后经过毛主席亲自过问，才得以平反解决。这时被关押的一些同志想不通，为什么平白无辜地关我们三年?组织让父亲去作思想工作，父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党组织有审查每个党员的权利，我们每个党员有接受党组织审查的义务。”使大家思想豁然开朗，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分配的新工作。有一位年轻的保安处干部，在审讯父亲时动手打过父亲，以后又在父亲领导下工作，心思不安，父亲知道后给他做工作说：“你打我为革命，我挨打为革命，咱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都不能计较。”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心病很快消除了。父亲的豁达大度可见一般。
父亲的一生总是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同志之间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总是本着“和为贵，忍为高”的古训行事，宁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去计较。父亲在总结搞好统战工作，团结民主人士的经验时说：“就是一个字‘诚’，要以诚待人，人家才能以诚待你，才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父亲的老朋友杨明轩、邓宝珊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都专程去青海看望他，全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来看父亲时流着泪表示：你是好人，要向中央、毛主席反映。父亲再三劝阻，说这样做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我、对你都无益，相信我们党会解决我的问题的。但不幸的是这解决的历史拖得太长。“文革”中喜饶嘉措大师身遭摧残，迫害致死，父亲问题解决后，书写了“爱国老人”的匾额赠给喜饶嘉措大师家乡的寺庙，表示自己的哀思。父亲崇高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
纯粹的共产党人
听父亲讲，1932年至1933年，他年仅二十四五岁，被组织派到甘肃担任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在兰州领导发动了“水北门兵变”，组织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他们那时还没有学到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剿杀，父亲也遭被捕，因身份未暴露，经组织营救，不久就被释放。父亲又回到陕西，当时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叛变了革命，陕西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父亲同其他同志一起挺身而出，几次组建陕西临时省委，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孙蔚如将军的本家)，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地支撑着陕西地下党的工作，使陕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直至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组建新的陕西省委。以后父亲又长期担任甘肃工委书记，一直到全国解放。
父亲在任何艰难险阻之中没有气馁，在任何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没有消沉，总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在他的眼中前途总是光明的。用他那哲理的人生，辩证的思维，教育子女和周围的同志，父亲常说：“想不通是你不会想，人活精气神，只要思想开朗，精神不垮，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难题。”“四人帮”垮台后，父亲的问题日益明朗，他吟诗咏志：“含冤二十年，岁已古稀边。坚志持锻炼，身心俱未残。但愿回党内，工作若干年。方了初衷志，好见先烈颜。”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怀。1978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彻底得到解决，在青海省委为欢送父亲举行的干部会上，父亲深情地说：“我和青海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了20多年，对青海的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现在要离开青海了，使我感到内疚的是我没有把青海的事情办好，对不起青海各族人民。”讲到这里他动情地流下了热泪，始终没有讲一句个人的恩怨。父亲在离开青海时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算起来入党50年了，但被搞成特务、右派前后加起来24年，近一半时间挨整，心里真不好受，但仔细想一想，这也正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否则问题不可能解决，我可能掉了脑袋也说不清。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完善，日臻成熟，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父亲问题解决后，许多人敬佩父亲，父亲却谦和地说：“不是我有多高明，我只是讲些老实话，弯子转得慢些，是错误的历史把我推到正确的一面，如果我在台上同样要跟着干，让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没有在‘大跃进’、‘文革’等错误历史时期干些对不起人民群众，甚至伤害人民群众的错事、蠢事。”
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是我们党悲壮行程的一个缩影，有流血牺牲的艰辛，有夺取政权的喜悦，有错误徘徊的辛酸，有改革开放的凯歌。这些历程正说明我们党无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那忠于党的事业的崇高思想境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高尚的人品，是值得我们在工作、生活、作人中永远记取、永远学习的。
孙晓东 孙晓西
1997年2月19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