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县大佛石窟的名称就像它的开凿过程一样充满了曲折经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令后人惊叹莫名。既是秦王拍板的工程，由他自己命名最好不过。可是前面已说，他不能不回避甚至连示意其他名人命名也不愿张口，只好拖着，以待时日。虽然笔者在拙箸《公刘豳国考》的《大佛寺考》中提出过此寺真名原“应福寺”的论断，但今日不得不对这一断言加以修正如下：此寺最早的名字是应福寺，若说它是原名，还欠证据。
1.应福寺
如果说武太乙是个专门揭示秘密的因武后而享有特权的长史的话，他在自己的同一《铭赞并序》中又暴露了寺名的秘密，叫应福寺。可惜的是，他的《铭赞并序》失去了宝贵的纪年，从而失去了他为“首曝寺名”的机会。因为还有另一个人，他可能获得这顶桂冠，名叫高叔夏。
从现存大佛洞上面的今称千佛洞的石窟中我们发现一龛造像，旁题“于应福寺造地藏菩萨两躯”的造像者(实为捐资人)，他是时任“豳州新平县丞高叔夏”。时间是公元698年(武周圣历元年四月八日)。这位县丞(县官之副)显然对于大材小用、生不逢时的遭遇心存怨望，在造像铭赞中借题发了一通人生感叹后，为我们留下了实在宝贵的一句话，就是上引“于应福寺造地藏菩萨两躯”这句有纪年证明而首次表明寺名的话，使人们知道了佛寺的名字叫应福寺。从高叔夏提到应福寺名，距初建落成(以贞观二年题刻为准)已有71年了。大佛寺西侧俗名叫丈八寺的洞窟上额也题名叫“应福寺”，不仅使人再次联想到，这个寺名究竟是原名呢，还是六七十年以后武则天才给起的或改的寺名?因为从洞窟及丈八佛造型分析应是早期造凿——最迟为隋末唐初。可是“应福寺”三字显系后人墨笔题写，似难为凭。只能说它与高叔夏“铭赞”和张居简《西阁功德记》中所题应福寺一致，属于后起的寺名。从高叔夏题名之后过了一百多年，到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仍沿此名。这有乡贡进士张居简为捐资人题写的《应福寺西阁功德记》为证(这通题刻在今明镜台最西侧石窟中)。那么高叔夏题名之前的70年间叫什么名字呢?还是个谜。不过应福寺名一直沿用到唐末宋初，后文专论。
应福寺名不排除是武周革命中新起的名字。武则天这个引起争论的妇人不愧是一个大胆的、敢作敢为的具有政治家谋略手段的公元7世纪的“革命家”。她既然敢于在一片反对声中改唐为周，敢为自己的名字专造新字(石窟题刻中还有一些新造字，应是此时所造)，那么新起或改一个佛寺名称就不在话下了。从彬县大佛石窟现存造像题刻看，有唐之世，唯武周时期最多。她信佛尊佛，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她当政年代，佛家石窟造像由长安东移，很快在她喜欢的东都洛阳兴盛起来，洛阳成为新兴的佛教中心。与此同时，遍天下一大批寺院名窟建造了起来，佛教又一次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她可能早从宫中传闻知道了太宗当时为建豳州佛寺的苦衷烦恼，犹豫彷徨，连个寺名都不敢起，当什么皇帝!于是她大胆地命名大胆地支持人们建寺造像、捐资拜佛。她的堂侄女夫妇在豳州大佛石窟造像题名，姓武的官吏如武太乙敢于首次泄露太宗建寺秘密，同时叫响新起应福寺名(若定武太乙铭赞为咸亨年间)说明她的权势及影响之大。令人费解的另一个问题是，与武周时那么多造像铭赞相比，此前数十年间特别是贞观年间除标明建寺年月的那条题刻外，再无一通题刻铭赞，真是谜上加谜。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
2.原名探秘
如果说应福寺是建寺七八十年后武周时期新起或所改寺名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初建原名究竟叫什么?
(1)朝政的困扰使寺名难产
奇怪的是，彬县大佛石窟从建寺开始直到武周圣历元年，即高叔夏铭赞首次提到寺名止，此前70多年间仅存几通题刻中无一处一字提到寺名。所有研究者几乎都对此表示“疑惑”。特别是从建寺到高宗咸亨二年(671)在千佛洞刻玄奘翻译的《般若佛说波罗蜜多心经》、东汉安世高翻译的《温室众僧洗浴经》之前的50年间除大佛左上肩侧“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字样外再无一字刊刻。按说刊刻经文时落款题写寺名，本是顺理成章的常规，但咸亨年间的没有。即此仅存的经文及年号，也被后来者题刻造像几乎覆盖一尽，所留高宗年号也缺一字。什么原因?其中隐藏了多少秘密?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否再做分析，看能否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即使找不到原名，也可以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有关情况，开拓视野，提高想象空间。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余地。
前文已述，李世民是在浅水原大战之后，在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心境中不得已密令修建大佛石窟的。不愿声张、不惹事端是他当时处境的最佳选择，也是他从政治斗争前途考虑的最佳选择，所以他尽量低调行事。既然在豳州修建佛寺与他打败仗损兵折将有关，他就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当时朝中，宫内众妃争宠，尹、张二妃又与太子建成秘密相结，为争权在皇帝面前谗毁秦王世民。兄弟们嫉妒他功劳太高，时常背地攻击。太子建成整日游猎，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害得他的老师李纲几次托病辞职。父皇登极后常常随意发号施令，不该杀的杀，不该任的任，竟将一胡人舞师破例升任散骑侍郎。时任礼部尚书李纲谏诤，他一句“业已任之”就算完事了。父皇不但拒听朝臣谏诤，对自己的建议也根本不听。浅水原大战先败后胜，薛举的儿子薛仁杲最后投降是有功的。他以秦王的名义已经同意不杀，还要为其面奏请封赏。可是回长安后父皇还是杀了薛仁杲等，令他失信于人。在妃嫔兄弟的谗毁下，父皇越来越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和猜疑。浅水原大战胜利后，父皇委派新降的李密来豳州犒军迎接他。李密是个恃才傲物之人，投降后见了父皇也大大咧咧，常露傲慢之色。可是在豳州一见他却对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话很快传回长安，引起父皇的猜疑不满，更加深了父子间的裂痕。不久，李密因反被杀，不正是对自己的警告?新建立的政权内部兄弟父子相互猜忌，外部王世充、窦建德等还在中原称王称帝，对唐室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的世民真是忧国忧民，非常焦愁。哪还顾得上佛寺的起名?哪还敢为此事公开张扬?
(2)管理宽松为石窟开凿创新提供了空间
豳州大佛石窟的选址是成功的。虽在当时比较偏僻，但是从长远看距州城不过20里，距京都长安不过300里，北靠清凉山，南临泾水。摩崖凿窟，倚石凿像，是难得的一处佛家圣地，大有发展前景。动工不久，从凉州、麦积山、云冈等处请来或慕名而来的，当年在北魏和隋代凿石造像的能工巧匠们即发挥各自专长照自己的图纸和想像创意操作起来。这既然是一个半明半暗的工程，又是一哄而起，仓促上马，只有个大致规划和设想。主佛位置、其它布局还未来得及详定。而李世民的回京又使这些无法定夺，工程管理也就拖拉松懈下来。但是一下子拥来这么多工匠要干活，总不能让他们闲着，只好由主事者随手指定个区域，让他们下手开凿起来。比如今日主窟西区的那几个洞窟及丈八佛就是由朔方镇来的工匠照着北魏造像图纸凿成的。真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害的后世专家真把它当作北朝造像研究了多少年。最令主事者头疼的是工程刚一开始，就有阵亡者家属前来焚烧纸钱，祭奠悼亡。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有的号啕大哭，有的默祷饮泣，干扰得工程进展缓慢。主事者不得不分派专员接待和照顾他们。因为都是部下亲属，惺惺相惜。
(3)朝政不稳 起名搁浅
正在此时，唐高祖发旨(武德二年)，改变军队编制，分置12军，皆取天星为军名，将关内诸府军划归属之，豳州道为招摇军。这样李世民所统之军就得调防，他原派的军队主事人也得随之调走。他只得把此事又交给豳州地方管理，所幸的是，豳州刺史是他信得过的人，明白他的意图，不会坏事。但手续交接，还是引起一阵混乱。反正这个工程就是在边施工边规划边使用中进行的。也顾不了许多。中原战事正紧，父皇命他前去指挥。先平并州，继定洛阳，连续作战，顾不得它事。当他再次回到豳州时，已经过去了四五年时间。然而，还顾不上去看大佛石窟工程，就得前往宁州，因为杨文干已在宁州与太子建成勾结谋反，约定时间里应外合，今时间已到，不赶紧前往，待其兵起，不可收拾。那时从豳州赴宁州官道是经蒿丘垒(今高梁村)上坡过北极原即至。他只能站在前年筑成的篙丘垒上，南望泾河对岸的佛寺施工区的星点灯火，夜已深沉，那边还不住传来叮当凿石声，那响亮而沉闷的锤声越过泾水的涛声阵阵入耳，宣示着僧徒的毅力和决心，只要有一座石山，不论有人管不管，他们就会这样执着地凿下去，实现对佛的信念。李世民突然想到了那些阵亡者的容颜，一阵阵辛酸。佛寺不知进展到什么程度?又忽然记起曾答应豳州刺史为佛寺起名题字的事来，深感愧疚，但也只好留待来日了。杨文干很快被杀，传首京师，事态平息。但父皇临行前在仁寿宫所许立他为太子的承诺又反悔不行，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兄弟的矛盾。一月之后，突厥又来进犯，从原州直逼豳州，10万之众，来势凶猛。长安震动，京师戒严，父皇已派人越秦岭到襄樊考察地形，准备迁都以避，太子建成坚决支持这个逃跑策略。世民从大局出发，极力谏阻，甚至当殿立下类似军令状的誓言，说他这次带兵前往豳州应敌，保证获胜。如果不胜，任父处置，再迁都不迟。这才稳住了高祖。
这是史有明记的太宗第三次到豳州，身系国家安危。重压在肩，面对10万大兵，那敢分心，顾及它事?
两军对阵于豳州城外的五龙阪，突厥兵众，唐军少而惧。世民对其弟元吉说：“今虏情狂骄，我不能示之以惧。应急出一战，你敢与兄共同上前吗?”元吉本是个酒鬼，曾扬言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酒无猎，只知斗鸡走狗，上阵打仗却是外行，便对世民说，凭你我能打胜吗?还不白白送死!世民见弟不愿出阵，就说：“你看着吧，我单独应敌!”元吉本是暗奉太子命来监视世民的，正好观阵不出。世民驰至前沿，对颉利可汗高呼道：“前年刚与你定盟，今日背约，深入我地，为何?我，秦王也，可汗能斗，敢于我斗呼?我只这百骑迎战!”颉利素来畏惧秦王神威，见他百骑独出，怕藏埋伏。如果答言，有怕同来的突利可汗怀疑，就笑而不答。世民又派人上前问突利，为何背弃盟约?突利也不应。颉利听世民提起往日盟誓，深感惭愧，又怕他与突利有谋，对己不利，就说：“我这次来不过重申旧盟罢了，并无别意”。说罢引兵而退。这时豳州一带天降霖雨，连绵不断，一下月余。待到突厥弓箭潮松，世民率唐军冒雨夜袭，突厥大惊，派人与世民和盟而去。这次到豳州，本想去已经开工数年的大佛石窟，为阵亡将士荐福，可是战事太紧，加之霖雨不停，道路泥泞。更加迫切的是朝政不稳，急需他返回。
太子建成自与杨文干谋反事发被废复立后，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地开始夺权，把攻击的目标直指秦王。与妃嫔向高祖进谗道：“秦王在外带兵打仗，全力扩充势力，且扬言自己有天命，必当大位。”世民在豳州战退突厥，被父皇急招回宫，叫去骂了一顿，讥刺道：“你急于夺权，看你有天命吗?”骂得他摸不着头脑。世民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忍辱负重，内外操劳，还能顾得上亲赴大佛石窟?
(4)宫廷斗争 佛寺受到牵连
豳州和豳州大佛石窟已经成了唐宫内斗的禁区，是非之地。李世民因保卫国家的战事三赴豳州，特别是第三次之后谣言越传越多，说他在豳州秘密藏兵，在石山下修建藏兵洞窟；还有谣言更神奇，竟说他密造佛寺，凿的大佛和他一模一样，为他登基作准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谣言自然传入父皇耳中，引起父皇的猜忌。不久，高祖发诏，令天下僧尼还俗，实际是作给他看的，等于敲警钟。与此同时，朝中反佛声浪迭起，以内史令萧踽和太史令傅奕为代表的尊佛反佛两派展开了明争暗斗。傅奕深知高祖的反佛态度，不惜花费很大精力写成《请除佛法疏》上奏，同时在太子建成支持下到处传播，实际是针对他。他本来是反佛制佛的，现在却被人推上了崇佛尊佛的位置，当作箭靶来射。都是豳州大佛石窟惹的是非，还敢接触它吗?避之犹恐不及，谁愿引火烧身?世民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苦苦挣扎。
孟子说得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佛经有言，千锤百炼，终成正果。世民的机会来了。
626年(武德九年)6月，史称“玄武门”之变发生。这是一次在皇室内酝酿好久的父子兄弟间为争皇位的互相残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尽管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作为兄弟不断诋毁攻击他，建成甚至在请他饮酒时暗下鸩毒，只是因为有所顾忌，毒量较轻，才未伤生命。父皇在儿子相争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两面派角色。他曾说过，不愿仿效前朝如石虎、魏武帝杀亲生儿子的话，也教育儿子们团结一致，尊兄爱弟。但他明知他们互斗相争的是皇位，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不但不作让位的打算，还要为保他的权位而施心计。他明明知道世民参与首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平定天下，劳苦功高，江山是他打下的，臣民皆服。这些话他也经常对世民讲过，表示安慰，甚至几次以太子位相许。可是一背身听了太子等人的诽谤，又对世民产生怀疑，放弃所许之愿，继续看着兄弟互斗，才激起了兄弟玄武门的仇杀。对于这场事变，史家看法不一，至今还在争论。用儒家观点衡量，世民亲手射杀兄弟，怎么说也是有违孝悌之义，成为他的疵点。然而从当时他的处境看，也是不得已而为，何况他登基之后，将封建社会推上高峰，创造了繁华盛世的一代文明，如果让建成当权，这个辉煌时期的到来可能推迟或难以实现。经过这一场血腥内斗，李渊只好承认现实，立世民为太子，向群臣发旨：一切军国大事，悉听太子处置。实际已将大权交给了世民。按说大权在握，李世民这时可以关心一下豳州大佛石窟的事了，最起码应题写寺名，那怕派人送去即行，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可是他内心产生的因杀兄的惭愧及对母亲的惭愧交织一起，令他不敢直面佛陀。母亲反佛，前文已述。但母亲心善，教诲兄弟，言犹在耳。今行此事，怎么向娘交代?于是又一次放弃了题写寺名的念头。
同时因佛引起的那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在朝中越刮越大，已经无法停止。如果说反佛派因高祖的支持原来占上风的话，如今世民主政，却使尊佛派看到了希望。因为秦王在豳州修建大佛石窟的事已经天下皆知。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当月，两派都忍不住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断上奏，一派要求禁佛，一派又要求保佛。高祖虽然厌佛，但大权已交，无能为力，只好下诏让百官在朝堂讨论此事。太史令傅奕抢先发言，他照着早已上奏且已传开的《请除佛法疏》开讲，揭露佛教的危害，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真假莫辨。使不忠不孝者削发断代；游手好闲者入寺以逃租赋，妄求功德，不尊科路。今天下僧尼，数超10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百姓。如果将他们还俗，会给世界创造多少财富!尊佛派代表人物萧瑀立即反驳道：佛，圣人也。傅奕诽谤圣人，应治其罪!傅奕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萧瑀竟说佛为圣，那么置孔孟于何地?佛连君父都不要，算什么圣人!萧瑀才应治罪!两派相持不下，世民不便表态。父皇历来反佛，自然赞同傅奕之言。当即发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中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供给衣食，庸为粗秽者，皆令罢道，勒还乡里务农。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李渊在位所发最后一道有关佛教的旨意，就是这个史称“辛巳诏命”的限佛制佛诏书。诸州各留一所，有司正在勘检，世民那还有心观顾豳州大佛石窟?这时距开建已有10个年头，据说工程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但是寺名还未题写，本节所探究的最早寺名，仍然得不出结果。
又过一月，到了武德九年八月，高祖总算让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退居养老。世民登基，还未坐稳，边报即至，突厥来侵，10万大兵已到武功，京师戒严。多亏泾州道大总管敬德在泾阳破敌，才遏制了突厥势头。接着太宗亲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出阵渭滨，面责颉利可汗负约，且晓以大义，可汗方才结盟退兵。仓促到了贞观二年，有司为安慰亲属，提出在太宗指挥的那几处主要战场建立佛寺，以悼念祭奠阵亡将士，超度亡魂。这个提议无可厚非，想起与他出生入死，最后捐躯疆场的勇士，不由不下定决心发诏建立七寺。关于浅水原战场，有司提出的方案，是在战场原址建立昭仁寺。既是定点(所有寺院须建在战场原址)定名，自然照行。至于豳州大佛石窟，有司回避，他也就难以顾及了。何谈题写寺名?
昭仁寺是诏书批准，名正言顺的寺院。公开延聘能工巧匠，大动土木。设计者考虑到地形条件，采取了古代楼阁建筑方法，加以创造发挥，尽力使其小巧玲珑，华贵秀丽，不失王者风度。外观似数层六檐高楼，内望一柱通天，榫卯环套，不用钉锤，真是难得的古建艺术典范。关于昭仁寺本书缓后专章论述，此处不再多说。昭仁寺虽小，却名扬天下，与破宋老生于吕州而立的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的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的宏济寺、破刘黑闼于铭州立的昭福寺、破窦建德于汜水立的等慈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的昭觉寺等号称七大名寺；大佛寺虽大，却仍然处于半明半暗之中，连个寺名也叫不出来。
(5)书办题字 千古纪年
到了贞观二年，大佛主窟与大佛凿成，这真是一座秦陇未见的大佛，观者瞻礼莲座之下，仰望佛头，如在云端，不由人肃然起敬，匍匐于地，口念阿弥陀佛，顶礼膜拜。原石原刻未加彩饰，更显出它的质朴实感，令人感叹不已。十年了，那几位从北方来的曾在北朝造像的工匠，他们的师傅的师傅曾是百年前北魏北齐开凿大同云冈石腐造像的师傅的徒孙，在造凿中成为佛家信徒，终生为开凿佛家石窟献身。今到豳州，遇到这样大的石窟，正是他们发挥才华的好机会。于是凭借他们对佛的忠诚信念，全身心投入，吃住洞窟之中，一锤一凿地开掘出2000立方米的空间。且在仿中国砖木屋檐式建筑的同时，在窟顶窟壁雕凿出西方极乐世界的飞天蔓草菩提树，每枝显示娑罗树叶莲叶脉络都沁透着他们的心血。在石壁宽平处他们忍不住雕凿一方北魏造像碑式的小佛像以表达对当年工艺的怀念。
豳州大佛石窟主尊大佛像竣工，当年的刺史早已换了三任。对新任刺史来说，是个报功请赏的好机会。但他的奏折递上去半年，犹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转弯抹角通过泾州总管尉迟敬德打听，敬德是个急性子，虽说尊道不信佛，还是回趟京城，面见圣驾。然而太宗只和他谈边防军事，好不容易谈完。期间太监几次进殿以送茶水为名，奏说某令某丞在殿外恭候多时。敬德只得告退，临起身只说句“豳州大佛——”太宗不知听清没听清，应了句“卿看着办”便不言语。敬德沮丧，回泾州途中将此话原封不动转告豳州刺史。刺史为难，寻思一夜，想“看着办”就办吧，就把州判叫来，让他去办。州判明知此事原委，不敢自作主张，又把主事喊来，命他去办。主事带了书办，跨马到得大佛窟，举头一望，大佛左肩背光之上，飞天之侧，还有一方空白，当即让随从书办爬上梯架，挥笔写下了“大唐贞观年十一月十三日造”数字。这书办得此机会，竟将“大”字写得自带创意，一撇一捺很长，几乎要包全文。殊不知此时强调的应是“唐”字而非“大”字。因前几字写得太大，所留位置太小，后面的字只好压缩为扁平，再后的年月日就只能写成双行了。这天是贞观二年十一月十日，为甚写成十三日?因为这天正是当年太宗浅水原凯旋后从豳州回京之日，就是那天，李密说了“真英主也”后来引起是非的那句话。工匠不到两个时辰就把它刊刻入石。虽说无名书办仓促间题写了这13个布局不严的字，但表达的意思却明白无误，也算唐书。遗憾的是寺名还是未定。这本来是个机会，连尉迟公这样与太宗关系密切的人都碰了软钉子，谁还敢提起呢?
其实太宗何赏不愿题写寺名，以还夙愿呢?真是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难处，他既然已经钦定建昭仁寺，怎么又能在同一州相距不过60里的地方又建另一寺院呢?这不论从“辛巳诏命”和他对佛教的态度看，都有所违背。何况如果他为豳州大佛石窟题写寺名，那么引起其它正在建设的七寺也来要求御笔赐名，怎么对待?再说，若为豳州佛寺赐名，不正给人以口实，说他当年在豳州建佛寺暴露野心成为事实?天下事纷纷嚷嚷，日理万机，他遂下定决心，从此再不理豳州大佛石窟的事。
石窟还在修建，拜谒者络绎不绝，钟磬传出梵乐，木鱼伴击经声。香烟氤氲缭绕，凿锤叮当震响。大佛以他不可动摇的雄姿吸引着万方香客，寺院有名无名已不再引起人们关注，有这尊威震八方的大佛即可。
3.澄心坐禅应福寺
既然从以上分析中知道了豳州大佛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又由于与太宗李世民的特殊关系，而在三四十甚至七八十年间处于无名状态，使这个惊世佛寺在自生自灭中自由发展，成为越开凿而开凿余地越大越宽阔的石窟群。可以说，至今它还未完工，依然为后人留下了开凿空间。东西两侧沿石崖已经开凿的大小洞窟，留下了多少能工巧匠的计划、理想和希望，他们对佛窟的忠诚信念就随着斗转星移被消磨掩埋了。
时过境迁，太宗的尴尬处境已成过去。继位的儿子夫妇有了替先父还愿的条件和机会，于上元元年自称天皇、天后，谥父“武圣”改元之时，给豳州大佛石窟起个名，亦在情理之中(以武太乙题刻残字为准)。名叫什么?即取“应福寺”为好。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天下名寺已经很多，如太宗崩后作为才人的武才人入尼修行过的感业寺等等，照惯例寺院有名，石窟却大都以所处地名为名，如敦煌云岗者流。石窟是个大范围，佛寺包含其中。
那么，不论是高宗上元之后还是咸亨、圣历年间起名，都应是则天(或天后、皇帝)定夺，因为庸弱的李治不可能，也不会管这些事。
名寺很多，长安城中已有安国、庆善、兴善、大慈恩诸寺之名，近在60里内的有诏建昭仁寺，还有昭建霍邑的普济，晋州的慈云，汾州的宏济，邙山的昭觉，汜水的军慈立寺。华夏域内，大小重名寺院更多，然而遍查历代佛教经典，只有一个叫“应福寺”的名称，这就是豳州应福寺。南宋《高僧传》第二十九卷载南唐《澄心传》中有僧澄心“投应福寺智明法师，求散勖披削”之述。记明澄心和尚在出家剃度前曾随寡母迁居“河内”——即黄河以东晋西南地区。从这里西向过黄河，北路从榆林、延安可达豳州，南路从同州经关中亦可到豳州。若澄心当时真的投奔的是豳州这个应福寺，那么说在武周时期，豳州大佛石窟已经有两位高僧坐坛讲经了。澄心生于727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圆寂于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若以20岁投应福寺计，正是玄宗天宝年间一派升平景象掩盖着安史之乱前的危机。“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李白《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豳州城中，正是一片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场面。佛教兴盛，僧尼出入仕宦之府，信徒祈祷寺院经堂。澄心来到应福寺，同时说明，应福寺名已叫响了一百多年。
应福寺名的含义，先从字义来讲。
现在书写的“应”，是个简化字，繁体是“應”。“按《诗·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毛《传》：“应，当也”。引伸为“料想理当如此。”应字的第二个意思是“是”，肯定词。张相《诗词曲语辞汇解》卷三：“应，犹是也”。王维《偶然作六首》之六“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应的第三个意思是“受”。《管子·小匡》：“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其第四个意思是“答应，许诺”。《庄子·列御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不见其牺牛乎?”《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此外，应作为副词。表示动作行为是立即进行的，相当于“很快”、“立即”，刘淇《助字辨略》卷四：“应，犹即也。”《论衡·感虚》：“或附燕王好用刑，寒气应至。”
归纳以上，“应”字含义，最基本的是：“应当，是，许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应人事小，误人事大”。“应”字和承诺、诚信紧密相连，不论从儒家还是佛家教义出发，君子以诚信为本，答应、应承的事定要做到，方为做人做事的基础，否则，失信于人，如何治家平天下?
前文已述，豳州大佛石窟在太宗之世，一直无名。无名的原因，是太宗答应题写寺名的承诺未兑现，这件事，除当时豳州刺史知情外，想来周围知情人不多。然而，前秦天王苻坚说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太宗在世，一般臣属不敢乱传；太宗驾崩，说的传的人便多了起来。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将14岁的武则天纳入宫内，册封才人，时年太宗38岁，正当壮年，他是听说这女子“美容止”(《旧唐书·则天皇后》卷六)才召入宫内的。二人一直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太宗崩时，武则天已26岁了。她本来聪慧，又熟经史，跟随太宗在宫内混过多年，磨练了才智，心计多端，能不知太宗为豳州大佛石腐修建及起名而困扰多年的苦衷?在太宗下世之后，她便出家为尼，进入长安感业寺，明为修行，实为待时再起。太子李治即位，时年22岁。毅然将比他大4岁的武则天召回宫内，册封为昭仪，陪侍左右。在争宠中先废王皇后，继杀萧良娣，李治不顾臣属反对，将武昭仪晋册宸妃，接着便登上皇后宝座。即使如此步步高升，达到女人的最高位，她还不满足，怂恿李治称“天皇”，她即称“天后”，变着法儿突出自己权位。李治一直患风疾，朝政全由她处理，于是独出心裁，大胆革新，弄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名称来。如天皇、天后，如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中书省改称凤阁，各部为春夏秋冬(刑部为秋官，兵部为冬官等)官，还创造包括自己名字“曌”字在内的新字，发诏命天下照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豳州佛寺起个名字不过举手之劳，其所以“应”为寺名重点词，首先是为了还太宗应承、答应过的承诺遗愿，自然也流露出对太宗的不满。从她执政时的作为看，她对太宗既有不满，又有尊重和怀念。不满表现在她毫不留情地杀掉、罢掉、贬逐掉太宗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为自己专权改制扫清道路；尊重之处是未改贞观之治奠定的基本国策，保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对豳州大佛寺起名，不满和尊重互相交融。不满表现在以“应”字反衬太宗的言而无信，答应的事一拖几十年；尊重的是她终于代先帝兑现了承诺，给佛寺起了名字。
还应提及的是，武后的父亲士彟曾被太宗授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她给豳州大佛取“应”字为名，是否包含纪念父亲的意思，值得联想。
武后一反太宗对佛的态度，尊佛崇佛，这与她在李氏父子间过渡为妇入尼自然有关。她在以皇后、天后名义执政时，不惜利用佛教及无行高僧，参与政治，为她登基制造舆论。690年(庚寅，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僧法明等十人伪造弥勒佛下凡所生，当代李唐为天子。武后立即向天下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得建大云寺，专讲此经。就是凭了这个，她的名为皇帝的睿宗(李旦)的儿子聪明地率百官等六万余人上请改国号，武后算是顺应民意，宣布改唐为周，称皇帝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女人做皇帝，似乎凭借的佛家造经推崇，实际与唐代以来的社会风气习俗有关。《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言：“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都是妇人出面”。这是鲜卑的遗风。同书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出门车马衣服讲究排场体面，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花丽衣饰，妇人佩装，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以名互呼，不讲敬夫烦礼。”这个记述较合实际，南北朝战乱以来，中原仕族大多南迁，北方留居者大都贫弱汉族，很容易与五胡诸族交融，鲜卑人男女平等的风俗很容易被汉族平民接受。何况在互通婚姻中更易影响习惯。太宗的长孙皇后及重臣长孙无忌就是北魏皇族的后裔，北魏的拓拔氏就是鲜卑族分支。故而高宗李治身上也有鲜卑遗传基因，他身为皇帝放手让武后理政30多年，亦是当时这种社会风俗在宫廷的反映。这种同风俗也被佛家充分利用，僧尼以化缘为名，进入王公侯府或贫家末舍，皆以女眷为对像，争取拉拢为其信徒。凭女人在家地位，再争取男人就容易多了。
关于“福”字，意思明白，人若占尽五福，即为生之大幸。所谓五福，即《尚书·洪范》说的寿、富、宁康、好德、终命。还有个意思，就是“降福、保佑”，又指祭神的酒肉。佛虽提倡吃素，但僧人贪酒肉者亦多，只求祈福，其余也就顾之不及，何况这个寺名强调的是“应”。
所以，根据现存石窟题刻及以上分析，“应福寺”名应是高宗在位，武后主政时所起。现在不论怎么看，“应福寺”名已与太宗当年决定建寺时的意愿不同，甚至相悖。完全失去悼祭超度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灵魂的意义，加个福字，倒像为生者祈祷求福了。怪道天下再无这个佛寺名称，因为它的含义实在让不知内情的人难以理解。
豳州大佛石窟，就这样受着唐朝两代皇帝和中国唯一女皇的关注，但唐史及有关文书中却无半句记述，不正说明了其中奥妙?实际是最高权力内部的斗争成全了它，也淹没了它。值得一提的是，中唐时期，郭子仪、高崇文、高霞寓等这些位至王公、官至一品的名臣都曾任职邠州，久驻邠州，却未在大佛寺石窟中留下点滴墨迹，不正是他们有意回避的证据，而这些人对城内的开元寺、姜嫄庙、邓艾祠却专门修葺，刊石勒碑，多加纪念。两相对照，不正看出一些端倪?
4．庆寿寺
(1)安*(左由右页)题刻现庆寿
庆寿寺名的出现，是在石室洞壁上方一块题刻中发现的。文曰：
安*(左由右页)四路往复，凡三纪，常游庆寿，今宰新平，再登像阁。
熙宁戊申□月望日题。
男龟年侍行。
从时任新平宰(知县)安*(左由右页)这几句颇带感情的题记看，庆寿寺对他来说，已不是首次来游，而是在近“三纪”(一纪12年)，也是30多年间由此往复，常游了。今日当了新平县令，刚一到任，就来再游，可见迫切之情。那么，他和这庆寿寺有什么特殊的密切关系?应福寺为何成为庆寿寺?为谁庆寿?
若不是同室中存在的另一通并不注目的题刻作注，安*(左由右页)这个名不见史传的县令及他的题刻可能被人忽略，新出现的寺名及为谁庆寿等问题永远成为埋在石窟又一费解之谜。那怕这通题刻书法怎样美好，文气怎么富有感情，一般人会把它当作一个新任县令为出风头显才华而作的表演，一笑了之。
石室中的安*(左由右页)作注的题刻并不醒目，每行二字，共九行，全文十七字(中缺一字)原文如下：
智周再经此(下缺似为题字)。
二叔太尉亲笔题字，侄*(左由右页)刊石。
此题刻未署年月(也可能已损泐)。
这宝贵的十七字为叔侄二人所题，而作为主题人的二叔太尉智周总共最多写了六个字(残泐一字)，但安*(左由右页)的说明非常重要，十二个字说明了：一、和智周的关系。二、智周的官职。三、字为智周亲笔。四、由安*(左由右页)出资刊于石碑。
根据这一线索，经查《宋史》卷三百二十三《安俊传》知道，这个智周姓安名俊，智周是他的字，老家是山西太原。智周是当时威镇西北的名将，人称长髯将军。
我们说这些，还是为了弄清新出现的庆寿寺名的来历。首先，让我们查寻庆寿寺名最早出现的时间。
据安*(左由右页)题刻说，他四路往复，几乎“三纪”，常游庆寿。就是说，在近30多年间，他由于来往于秦凤、泾原、环庆、鄜延这四路(此四路为当时边防军镇专称)传送军事情报，途经此地，常游邠州庆寿寺，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戊申为1068年。一纪十二年，取整数，上推三纪，即为36年。就是说在36年前，这个寺院便改名叫庆寿寺了。那么，36年前，发生了什么事，为谁庆寿，为什么庆寿，要改寺名为庆寿寺呢?
(2)宋仁宗为母庆寿改寺名
1032年，为宋仁宗赵祯天圣十年，这年改元为明道，即宋仁宗明道元年。果然，就在明道元年的前五年，也就是仁宗天圣五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为太后庆寿的盛典开场了。这年正月初一，宋仁宗亲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上完寿后才去天安殿受朝。这些事明记于《宋史》。
从这年正月初一开始，为皇太后庆寿的声浪一次高过一次，达到普天同庆的程度。宋仁宗原提议每月初一、十五庆两次寿，因为太后谦让谢绝，才定制为每年至少两次。将太后生日钦定为“长宁节”，公诸州县，发动百姓同庆。试想，在这种风气下，权贵及达官富室能不争相仿效?都费尽心机为太后庆寿献礼，同时为自己庆寿收贺礼，《水浒传》中所写生辰纲并非虚构，朝廷已将庆寿花销列入财政收入，公开收取了。这场庆寿闹剧，一直在热火朝天中上演了六年，一次比一次隆重，花样翻新。明道二年，在上寿同时，“上皇太后尊号为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把对这位皇太后的赞颂溢美形容词汇加到无以复加的十二个词的程度，还给皇太后专做了与皇帝一样的御服车辇，规定了同样的仪卫等级。
就在这样的庆寿高潮中，皇太后并未长寿，于明道二年(1033)三月离世。北宋首都开封，离邠州甚远，皇太后庆寿，中心应在开封，西越潼关，还有西京长安，怎能波及邠州应福寺改名?这也要从题刻中的太尉智周即安俊和皇太后谈起。
上面所说的皇太后，即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她并非真宗太子赵祯的生母，而是养母，又与安俊是同乡，都是太原人。她的父亲当过州刺史，又是个武将，在宋辽交战中死于故乡太原。那时刘氏还在襁褓之中，便成了孤儿。至于如何长大成人，史书无记。但从小玩耍的“拔浪鼓”却是摇精了，这可能与她身处货郎之家或家境有关。长到十多岁，她随邻居银匠龚美入京(东京开封)谋生，因长得秀美伶俐，被时为襄王的赵恒看中，召进王府。王乳母秦国夫人秉性严正，看不惯刘女的伶俐轻薄，背地奏报太宗，太宗即命儿子襄王将刘女斥逐出府。襄王不得已，又舍不得，便将刘女托于王宫指挥使张耆家。不久，太宗崩，襄王继位，就是真宗，旧情难忘，即将刘女从张家召回，册封美人。真宗体贴周到，因刘美人娘家无宗亲，就将银匠龚美改姓刘，认为娘家兄弟。接着晋修仪，再封德妃。原皇后死去，她自然晋位皇后。这时，一些大臣出头反对，大不了说她出身微贱，甚至来历不明，真宗不理，为其举行了册封典礼。
刘皇后不生育，便将李宸妃生的仁宗视为己子，与杨淑妃共同关爱备至，养护身旁。此事后来被反后派抓住造谣，说刘皇后暗害仁宗生母李宸妃，以狸猫换掉太子，编成戏曲，至今传唱，实为冤案。按儒家礼规，皇后子为嫡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妃嫔生子为庶子，一般难以顺利继位。刘后将仁宗作为已出，为他以后顺利继位预作准备，是有远见的政治谋略，无可厚非。
这刘后从小生长在民间，多受磨难，深知民间疾苦，同时也锻炼了她的机智多谋性格。她通晓书史，对宫廷争斗时事，熟记在心，且能分析是非曲直。宋仁宗退朝之后，批阅天下封奏，常至半夜，刘后陪侍，还参与意见，很受真宗宠信。到天禧四年之后，真宗染病，政事大多由后处理。皇后干政，自然引起朝臣不满，带头反对的就是寇准。这位被宋太宗称之为“朕之魏征”的名相，一生刚直不阿，却在这场斗争中栽了跟头，被降职流放雷州岛(今海南省)，最后死在那里。
1022年(宋真宗乾兴二年)2月，真宗驾崩。临终前，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由她料理。这时，继承的太子仁宗只有13岁，主持朝政，还是稚嫩。由56岁的皇太后代为主政，是在情理之中。弱子寡母，忠臣遭贬，眼看一场类似唐高宗驾崩由武后专权而母子相残，甚至太后临朝，改元换代的悲剧又要重演。可能是武后的作为令后人非议，对刘后是个训鉴；也可能是这位出身低贱的太后持身严正，收敛了野心，还可能是她对赵祯自小抚育，非生却亲而产生的母子情极深，这位刘太后采取了明智的一心护侍儿子的态度，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政斗争。实际上，当时一些察颜观色的，围随太后周围的奸佞小人，如方仲弓、程琳之流，以为太后称制专权时机已到，即上劝进书，又描绘出《武后临朝图》散布，促使太后改元称帝。刘太后将劝进书和图画当众摔于地下，严肃地说：
“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坚决予以拒绝。
刘太后主持政务，遵章行事，号令严明，朝臣谨慎办公，“恩威加于天下”。虽然处于改元换代时期，加之辽国侵逼，宋朝还算平静安稳。
弱子寡母，相互扶持，在平定中度过三年，赵祯已经16岁，到了主政受朝的年龄。他聪明机敏，从太后母亲那里自然学到了政治斗争的智谋，便充分发挥。为了尽快亲决朝政，他以庆寿为名，于天圣四年十二月对刘太后说：“母后，儿想于明年新春元旦为您老人家上寿，再受朝。”
刘太后并未允许。她深知贺寿的礼仪繁冗，花费巨大，劝儿子节俭从事。但是儿子已经临朝主政，坚持为母祝寿。在太后60岁生日之年便大贺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赵祯如此作，可能真是尽孝报慈恩，也可能是为了自己掌权，启发母亲自觉退出政坛的一种暗示。不论是何种目的，这个贺寿高潮收效甚大，使他顺利接班执政，又使太后非常高兴满意。然而，人的寿岂是贺来的，也可能事与愿违，也可能天遂人愿，就在刘太后贺寿进入更大高潮的明道二年(1033)3月，太后寿终正寝。她只活了60多岁，虽未走武则天的道路，却留下了贤良之名。至死，仁宗赵祯还是把她当生母，不知李宸妃为其生母。
(3)庆寿寺名隐含的外争内斗
这下可以回到我们正在探讨的主题，就是庆寿寺名。显然，安*(左由右页)近30多年来常游的庆寿寺名，就正好是在仁宗为其母刘太后掀起的贺寿高潮中产生的。具体推算，应产生于1027年(天圣五年)首次贺寿之后，直到1033年(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之间的五六年间。再过三十多年，就是安*(左由右页)任新平知县游庆寿寺而留题刻的熙宁戊申年，时间正好吻合。
这是时间证据，还有一点，就是人事证据。这就要提到安*(左由右页)的二叔安俊。安俊官至太尉，权高位重，他在石室题写不过六字，且未直称庆寿名，以“此”代之，是什么意思?是他对庆寿寺名不感兴趣呢，还是有甚难言的隐忧?我们不妨加以分析。据前文已提过的《宋史·安俊传》，知安俊也是太原人，与刘太后是乡里关系。他的父亲也是行武出身的将军，早年阵亡，这又与刘太后身世遭遇相似。他从小老实忠厚，勤快谨慎，自然被太后赏识选召为东宫(即太子赵祯所居之室)资善堂祗侯，即服侍太子上学的仆从。因为干得好，加之与太后的乡里关系，步步高升，先为东宫东头供奉官，继为阁门祗侯。不难想像，他与仁宗从小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的谨厚勤快，周到服务自然令刘太后满意。当仁宗皇帝13岁继位登极时，即任他为右班殿直。这是个非亲信不能担任的要职，直接关系皇帝太后的安全。从此，官位亨通，不久，即出任西北边防要职。那时对宋威胁最大的是契丹，他们常从西北南侵，委派重臣守御，已成惯例。安俊虽受帝后宠爱，但却无政绩战功，要再擢升，这是最佳选择和出路。首任环州都监，继调环庆都监，再升秦风路钤辖，继迁泾原、麟州刺史。从武职开始，四路调动，步伐很快，不几年间，进入“刺史”之列，成为文武兼备的重臣。可见太后与皇帝对他的关照和殷切期望。由于他频繁调动于四路之间，所以侄子安彟随侍左右或传报军机政情，往复京都和四路之间，正好吻合。更加吻合的是，为刘太后举国庆寿时，安俊正在四路任职，邠州属其辖地，又是常经之地，暗示、明示将应福寺改为庆寿寺，乃一个眼色、一句话的事情。他与皇帝太后的特殊关系，谁人不知?邠州或新平县知州知府，巴不得改名以迎合上意，自然积极操办起来，少不得对石窟清扫除尘，对大佛装彩粉饰。因为此时距初建已过400年，风雨剥蚀，损毁较多，于是加盖护楼，如今最上层的“庆寿寺”木刻匾额，笔迹雄浑柔和，圆润饱满，极具功力，绝非大佛左肩上方唐代豳州书办题款可比，确为宋代书法佳品无疑。现存彬县大佛寺石刻碑版中有一“庆”字残片，亦现宋时风格，是否这次修茸原刻，还待考据。
可悲可叹的是，彬县大佛石窟从初建开始，直至此时，总和皇家结下不解之缘，和宫廷斗争交织一起，从而使人望而生畏，不敢不便明言，又一希望一饱眼福，一睹为快。这就使它400年来依然处于未完工状态，又使它长期处于无收无管、自然发展状态。
就在年轻的安俊升任州剌史，进入仕途前景一片灿烂之时，刘太后驾崩。官场靠山第一，失去太后，等于失去靠山，他的上级元帅即奏他失职，要求皇帝严查严惩。把他当作太后亲信首先揭露出来，是长期以来尊后派与反后派明争暗斗转为公开化的爆发点。刹那之间，邠州“应福寺”改名为“庆寿寺”的问题成为追究重点。安俊并不推卸责任，一概承担。反后派一直受压，连刚直的寇准都遭贬雷州而身死他乡，在太后面前，只好隐忍不发。刘太后一死，反后派以为抓住了时机，先将爆炸性内幕材料抛了出来，这就是：仁宗皇帝并非刘后所生，而是早死的李宸妃亲生。至于把安俊这样的刘后亲信拉下马来，对反后派来说，已非大事。他们抛出这一重磅炸弹，是要炸死炸伤尊后派的首领人物，将仁宗皇帝拉向自己阵营，为自己一派的政治主张服务。尊后派的首领人物是当朝宰相吕夷简，反后派首领在寇准死后，要数名臣范仲淹。范仲淹忠直敢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志向，堪称人臣座右铭，他在《岳阳楼记》所发感慨，应属他参与这场政治斗争的切身体会的抒发，文写真情实感，必可感人动人，引起共鸣。《岳阳楼记》至今流传生命力来至于此，是为不谬。仲淹在庆寿高潮中就当殿发出“不可”直言，招致贬官。他反对太后干政主政完全从儒家观念出发，何况先朝武氏之鉴发生不远，他完全有理由诤谏。贬官不怨不悔，依然坚守信念，但不参与阴谋活动，故几上几下，仍能保持尊颜。为了反后，在真宗驾崩、寇准遭贬时朝中曾发生一场虽不及唐代玄武门之变却也类似的流产事变，这就是由周怀政等殿中侍卫官为首发动的废后政变，寇准实际参与了这场阴谋，只是未出面。因为当时他已罢相，丁谓代他为相，丁谓显然忠于刘后，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先杀丁谓，复寇准相位，再废刘后，扶仁宗代久病的真宗主政。然而这场阴谋政变很快被机警的刘后识破制止，周怀政被杀，寇准被贬海上孤岛雷州，显然是他参与或起码暗地支持的结果，若如此，这种流贬实际是刘后手下留情的最轻处分。
刘太后死后，燕王把生母李宸妃的事告诉仁宗，说明反后派中有宗室王公参与。仁宗如梦初醒，痛哭流涕，甚至不食不朝，因为李宸妃早于刘太后先一年下世，自然有反后派造谣，说宸妃死因不明，暗示遭刘太后毒手。在大臣劝慰下，仁宗下诏自责不孝，追封宸妃为皇太后，谥曰庄懿。且亲去停放尸棺的洪福寺祭告，欲启棺瞻仰遗容，实际等于验尸，以证谣传。此时，反后派皆欢腾窃喜，以为可以验出中毒或伤害的痕迹。而尊后派却提心吊胆，等候着失败消息。然而，尊后派首领吕夷简却不惊慌，依然稳坐相府，巍然不动。
李宸妃入宫时为刘太后侍儿，人虽风流，却忠诚厚道，刘后放心，让她伺候真宗，真宗便与她亲热起来，以致生下仁宗。真宗朝，受封才人、婉仪，虽说奴婢之群，仍为下等侍妾。仁宗即位，封为顺容，从守真宗永定陵。刘太后不忘她生仁宗的艰辛，派人从民间访求她的亲属，得到她的弟弟用和，任为三班奉职。仁宗再封她为先帝宸妃，不能不说是刘太后的关顾之恩。在她死后，刘太后本性俭约，欲以宫人之礼从简治丧，不示声张。吕夷简进谏：“李妃丧礼宜从厚!”刘太后一听，色变。拉坐在旁边的仁宗急起，独坐另室。过了一会儿，自己独坐帘下，召夷简问道：“死一宫人，相公竟来干预葬仪，且要从厚，是什么意思?”
吕夷简从容回答：“臣既为宰相，事无内外，都得预闻。”
太后忍耐不住，终于大怒，道：“相公欲离间吾母子关系吗?!”她最担心的就是仁宗知道生母的事，作为妇人，最怕的也是这事。因为仁宗已经登极，虽只13岁，由她主政，但皇帝终究会长大，独掌大权的。
夷简仍然从容作答：“太后不为刘氏着想，臣不敢多说什么，但臣还是要为刘氏今后着想。所以李妃丧礼应该从厚。”
这几句话提醒了太后，恍然大悟，急忙问“宫人，不，李宸妃，丧礼，奈何?”
吕夷简胸有成竹，建议用一品葬仪，且停灵洪福寺。刘太后点头同意。这位机敏的女政治家明白，纸包不住火，仁宗终归会知道真相的。
吕夷简不愧名相的名声，从太后那里取得一品葬仪之后，还不满足，他在具体执行中再加一等防腐措施，吩咐经办的罗崇勋道：“宸妃当用皇后服殓，用水银填充棺内，不论何时，保持生时容颜。”这罗崇勋完全照办。
一年之后，刘太后亦死，仁宗得知生母，要开棺观容。当打开棺材之后，但见宸妃玉容色泽与生时无异，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顿失前疑，释然叹道：“凡事眼见为实，人言岂可信哉!”
接着追封加谥，与刘太后同样祔祭太庙。对其舅父用和，加官晋级，并将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为妇。
一场两派都费心等候的政治内讧并未发生，宋仁宗聪明地采取了折中平衡策略，将太后主政时贬谪的反后派官员，一律起复死去的追谥名号，寇准也被追封莱国公，范仲淹晋升为副参知政事。对刘太后，在听到范仲淹奏报、外界有人不断诋毁刘太后时，仁宗立即制止道：“朕不忍听这些旧事!”且下诏书明示：“今后宫内外、朝内外不准再议论这些旧事。”范仲淹从大局出发，极力支持仁宗皇帝的这个态度。两派之争，暂时平息。
遭帅臣诬陷的安俊，凭借他与仁宗的交谊，再次出任西北边防要职，先任原州刺史，继任秦风路总管、环庆路总管，再次升太尉太保。
他的年华尽耗在保卫宋朝西北边疆的重任上。环庆路得羌人俘虏，知州仲世衡问俘虏道：“你们害怕我方哪位将领?”
俘虏回答：“最怕安太保。”
仲世衡立即指身边坐着的安俊说：“这位长胡子的就是安太保!”
这些俘虏当下拜服，放回去后不敢再来侵扰。
他一生任职西疆，留下了让反叛者闻风丧胆的威名，但是依然保持厚诚耿直的性格，不趋炎附势，也不无事生非，钻营投机。邠州佛寺因他的提议改名庆寿寺，在太后逝后引来的两派政争中，他首先遭诬受贬，但过寺必至，且署名题字，毫不避嫌。在政争平息，他恢复职务后，赴任途中，发现佛寺骤然冷落，当年庆寿的宏大场面已经灰飞烟灭，依然前去参拜礼佛，更不回避。特别是跟随他数十年的侄子安*(左由右页)，更是常游庆寿，始终保持着崇敬太后的态度，实属难得。
要知道，两派之争虽然因仁宗的折中策略而暂时平息，但激流仍在暗中涌动。吕夷简、范中淹相继罢相，你上我下，我上你下，折腾不休。于是朋党祸起，内争愈烈。内部不稳，外敌入侵，辽国南下，契丹西侵，就连西夏元昊，也改元称帝，宋朝又多了一个外患强敌。
邠州大佛石窟虽有了新名庆寿寺，但又陷入了建寺以来的寂寞凄凉。宋室大臣为防西夏，一个个过境豳州。此时，今太峪至县城过大佛寺西去泾州、原州的道路已经开通。朝发州城，早饭备于佛寺，为西去大员饯行，顺便游览佛寺，已成为邠州太守的迎送惯例。
然而，这些游寺者心怀余悸，有意避嫌，不愿提及或牵涉到刘太后庆寿往事，在石室题刻中皆不写庆寿寺名。
北宋的题刻者大多是史书有记的名臣，头一个留下姓名的是王沿。原文曰：
枢密直学士兼管勾泾原路部署公事王沿，受诏自并州移典平凉，道出邠郊，游是精舍。康定二年辛巳春二月七日题
(标点为作者所加)
枢密直学士王沿奉旨赴平凉任渭州知州，并备迎击西夏以遏其来侵势头。他上书建议朝廷用“务农实边计”，以御辽、夏之侵，受仁宗重视，但很难实行。他将平生精力皆投入屯戍、水利、边防事宜，且有著述传世，无暇参与尊后、反后乃至朋党之争，但在题刻中还是回避庆寿寺名，以“是精舍”代之。精舍亦是佛家寺院的专称。王沿称精舍而不称寺名，一方面将自己与“庆寿”事分开，另一方面加以强凋，本人游的是佛家寺院，与其它无关。这时距刘太后弃世还不到八年。
这通题刻纠正了《宋史·王沿传》中一个错误，就是自并州移典平凉，平凉为渭州治所，这次实际是到达渭州，并非《宋史》中所说的“滑州”。
接着，韩琦、尹洙、王尧臣等在过往时也入寺游览，且题刻留念，但他们一不写庆寿寺名，二不写自己真名而用字号代之，令人难知其详，可见城府之深。比如，其中有一条题刻，文曰：
稚圭、师鲁康定二年题。
下面还有一通观感。
李纯、毋敦仁、杨懋、宋咨观等韩、尹二公留题，不胜仰慕。
稚圭为韩琦字，《宋史·韩琦传》记述，他与范仲淹在西北边防防务中多有建树，人称“韩范”，封魏国公。师鲁即尹洙字，尹洙是当时名儒，文章有风骨，言简意赅，为世所称。在朝时范仲淹以朋党罪遭贬，他上书直言，为范辩护。最令人感动的是，他说我和仲淹是师友关系，若说范结朋党，其中肯定有我，请一并处分吧。他这次与韩琦同行，前去环庆一线边防，因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西北边防上了。
仁宗时期，途经此寺的朝臣题刻很多，但都不号庆寿寺名，这种尽力躲开政治风波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但其中有一个人干脆不去，佛寺中根本找不到他的题名和一字一句。
这人就是范仲淹。他始终坚持反对刘太后主政，也当面反对为她庆寿。仁宗当他面说了“朕不忍闻”的话，且发诏命天下今后勿议刘太后事。对这点，他是支持照行的，不再议论。但他于庆历初年兼知邠州时，却不曾去近在20里的庆寿寺一游(他巡视泾原一带也须从此经过。他的尊贵朋友韩琦、尹洙都去了，他的儿子纯仁也去了)。他在邠州任职时结交的诗酒朋友、博士王稷也去了。王稷和邠州兵马监押刘用受范公重托，修建邠州儒学，事见范仲淹《邠州建学记》。然而范公就是以他的刚直固执性格，不去与刘太后及太后庆寿有关的庆寿寺。
到了宋神宗熙宁九年，岁在丙辰(1076)，洛阳宋唐辅题刻中才又一次出现了“游庆寿”之语，这时，离安*(左由右页)“常游庆寿”题刻又过了8年，说明相隔三代皇帝。时过境迁，人们不再关注庆寿寺的政治含义了。
佛寺的新名字——庆寿寺就这样保存下来，传扬开去。但是宋代的反后派能量很大，永不甘心，充分表现了坚韧和顽固，他们在宋仁宗禁令下当时缄口，却通过文人士子，将这段故事演绎成戏曲加以传布。这就有了元杂剧《抱妆盒》和小说《三侠五义》，完全违背正史记载，将刘太后写成残忍的妒妇，将李宸妃写成贤惠的受害者，经18年民间流传，终究在有名的包青天救援下得以伸冤，与仁宗母子团聚，铡掉奸佞小人郭槐，为因救护仁宗死于冤案的宫女寇珠昭雪。这出传奇戏曲中，对宋仁宗、刘太后、李宸妃用原名，且将程琳改为陈琳，一字之差，就将程琳从尊后派改为反后派形象。最让人感兴趣且值得深思的是剧中突出了一个正义化身的烈女，就是保全了太子即仁宗生命的宫女寇珠。其后此剧换名《狸猫换太子》，在各剧种演出时又将寇珠更名寇承御。她为救护保全太子与陈琳上演苦肉计，至死不屈，终于献出了生命。这不是为最早因反后而被放逐雷州身死的名相寇准伸怨吗?反后派的骨干人物都是当朝执政参政的名士，他们完全有影响和能力把自己的观点散布、流传下去。封建社会到了这时，继续走下坡路，儒学经过改造，地位更加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对妇女束缚更加严格，已不像唐初武后时代的开放，这也可能是刘太后不走武后道路的时势限制。反后派既然可以将杂剧小说作为武器一代一代传布自己的观点，那么对邠州“庆寿寺”更不会轻易放过。他们首先冷落寺院，不让寺院名称出现于史志，已经记述或提到的地方一律删削。其次改变庆寿对象，消除刘太后的影响。既然“庆寿寺”名已经传开，要将其更改的确不易——高悬楼顶的雕明“庆寿寺”匾额和刊刻碑匾是难以取掉的，于是便改变庆寿对象，说是唐太宗为母庆寿而建，殊不知这个改变又带上演义戏曲性，达到无视历史事实的“戏说”程度，因为李世民的母亲窦氏45岁时就死于琢郡，那时距李渊建唐称帝还有数年，距他的儿子李世民登极更有十多年，唐太宗再笨，也不会为早死的亲娘建寺庆寿。然而就是这样经不住推敲的演绎，却从元明开始，伴随《狸猫换太子》戏文，一直流传于20世纪，若非笔者以前述《大佛寺考》予以纠正，还不知延续何时。下层僧徒、特别是不识字的僧尼在传布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唐太宗的名声毕竟比宋仁宗大，强大而统一的唐朝，繁荣的贞观、开元盛世毕竟比日益衰微、边境不安、敌国侵迫的宋朝得民心，于是就将庆寿尽孝好事贴上去，给李世民锦上添花，加些光彩。
巧合的是，彬县大佛寺石窟确有神奇之处，它与唐宋两位知名皇帝都扯上了亲密关系，但却未给自己创造青史留名的机缘，这正是它的不幸和所幸。
唯一可算入史志记名的是明代郡人阎奉恩(户部侍郎阎本子)撰修的《邠州志》中引述一条：
庆寿寺，在州西二十里官路旁，唐贞观中建。《一统志》云：“有佛像坐石岩下，高十余丈。俗名大佛寺。坐后出泉，前护层楼，明嘉靖年重修。
这是建寺千年来首次被地方志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