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了，佛出世了!大佛出世了!!”

    随着这声来自天籁的大喊，只听一声山摇地动的巨响，豳州泾河南岸的清凉山豁然裂开一方硕大洞窟，一尊大佛巍然趺坐其中——这是有关大佛诞生的民间传说，显然不足凭信。然而他却告诉后人一个信息，就像一切事件发生都有征兆一样，豳州大佛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条件。地动山摇并非全无根据，佛教飓风般刮来，一场定鼎的大战正在喊杀声中进行，这一切都使孕育了豳风文化的热土沸腾翻滚，好像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

    1．佛教文化西来  邠州大佛出世

    关于佛教的起源，现在几乎人人皆知，无须赘述。本文只做简单说明。

    (1)佛教传入

    佛就是梵文佛陀的音译。意思是觉者、知者。觉者有三个内涵，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从这点看，其教义与中国的儒家修身养性之道几乎相似，华人接受并不困难，这就给佛教的传入创造了条件。一般论者公认，佛教是东汉明帝八年(65)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它的创始人是印度的释迦牟尼王子。这一年，汉光武帝的儿子、明帝的兄长楚王刘英召集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明帝与这位兄长自小关系亲密，即位后自然对他多加袒护支持，所以就此发诏书褒奖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真是我的好哥哥!同时把这道诏书发给各王，让他们仿效。要知道，汉光武帝有10个儿子，他是第四子，能当上皇帝并不容易。既然当上了，为了固位，处理好弟兄们的关系可是大事。此时史官以儒学为主黄老为辅的统治思想已经开始动摇，历经西汉末年战乱、王莽篡位，人们对于世道、对原有的信仰开始了怀疑，于是早已在边沿觊觎的佛教乘虚而入，名正言顺地在统治思想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佛教的人死神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施舍救贫论正好适应了，填补了这一空白，缓和了互争互斗的矛盾。不用说可以缓和王子间兄弟间的矛盾。咱们一父同胞10兄弟，其中只能有一个当皇帝，不幸我被先皇选中了，只好就位。不过有轮回，有报应，哥儿们只要好好修行，来世也可以当皇帝的。请仿效楚王的作为吧，佛经说，安分行善是可以上天堂的!

    聪明的汉明帝及时用佛学化解了宫廷矛盾，巩固了他的皇位；佛教也就堂皇入坐，成为合法宗教了。当然，用它既然可以化解皇室纷争，那么，推而广之，便可以化解与农民、甚至一切人的矛盾。天下不是太平了吗?皇位不是安稳了吗?何乐不为呢?释迦牟尼当时也未必想到，他的学说是第一个打入史官文化独尊，封闭那么紧密的中国的。从此，佛教开始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战乱为佛教扎根浇灌了肥壤沃土

    越是争斗、战乱、悲观、沉沦，血火交融的残杀，亲人生死不明的环境，对未来的失望，对世道的捉摸不定，佛经教义越是深入人心。它可以教人忍耐、解脱，又可以使人心存希望，寄托于来世，实在烦恼，削发为僧尼，了断尘缘，也算一条出路。东汉末年乃至南北朝的战乱、民族大交融正好为它的茁壮成长造就了肥壤沃土。人们头脑里产生的对现实和自然的一切疑问，儒道墨三家都作了答案，如今却不能令上层和下层都满意。而佛教的迷信幻想力比前者高妙得多，加之佛经传入过程中又经通俗化翻译，变成雅俗共赏的易于记忆背诵的歌诀，特别适宜不识字无文化的农妇、贩夫走卒的口味，传播普及自然迅速。不像儒墨道经书那样难懂难记，在文盲占大多数的社会环境中自然难以普及。佛教的形式和内容，让人耳目以新，即使中国原有的类似庄周的迷信神怪说比起它来也逊一筹，于是它便盛行起来。

    佛寺很快建造，如洛阳白马寺就建在国都旁；僧徒很快增多，由千发展到万。名僧高僧一串串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即后来的丝绸之路)，或随着胡人侵入中原的铁骑，或随着流亡难民而来。到了十六国时期，赵王石虎拜佛图澄为国师，言听计从；前秦天王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释道安，不惜牺牲那么多将士攻打襄阳城。他还派大将吕光率大军10万西征，以迎取滞留西域的鸠罗摩什。吕光的西去导致长安空虚，为不久淝水兵败、长安陷落、前秦速亡埋下了伏笔。翻译佛经成了时髦，著名的佛经《摩呵班若波罗密经》、《妙法莲花经》等74部、384卷就是后秦王姚兴请来鸠罗摩什(公元401年到长安)，由他带弟子800多人，翻译成书的，至今流传，成为佛经的权威著作。佛家传记如慧皎的《高僧传》16卷应运而生，记述南北高僧257人，附录239人(上限公元58年，下至519年)，其后不断续记。高僧不但翻译注释佛经，还把笔锋伸向史官独霸的儒墨道经典，掺进佛家教义予以注疏。同时作法论，梁武帝支持宝唱撰《续法论》，收集了大量佛学论文，其中僧肇的《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道安的《实相义》、《性空论》，慧远的《辩心意识》、《释神名》(有的亡佚或留残编)，这些经过自己思考的通论或专论，对佛经的消化传播，起了进一步推动作用。在争得地位的基础上，佛学高僧大胆而主动进攻，和史官经典开展辩论，这就加速了佛学的汉化。因为汉化才能为汉人上下层所接受，才能沁入儒道经典，扎根于民。同时也使众僧进一步消化佛理，克服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经书的机械做法，从而使佛经更加普及。

    佛教寺院、石窟开始了新一轮大建造，佛家祖师释迦牟尼及其释家弟子的形象自然开始了大塑造。南朝梁武帝时，建康(南京)一地寺院达到700所，王公贵族争相建寺造像，僧人地位大大提高，数量大大增加。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僧人送饭送水，舍身为奴，被赞为舍身。陈武帝仿效，在大庄寺舍身。陈后主继位，舍身弘法寺。舍身成为皇帝在位的一种仪式，类似儒家的南郊祭天，道家的授箓参禅。南朝将佛教地位提高到举国尊崇的地步。

    佛教是当时唯一打入中国且受宠的异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史官文化的抵制，所以它是在曲折和磨难中发展的。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在汉代曾屈辱认老子为祖师，自降为道家的门徒，老子入夷化胡经的故事(道家的谣言)得到认可。后来随着地位提高，反过来又批判道家。儒家历来独尊，不呲佛家。孔夫子不言怪力神，弟子问生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根本不信来世，“朝闻道，夕死可矣”，反映了他的实在精神，是朴素唯物论。然而他的这种重生轻死精神，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越是帝王权贵，越要保命，决不会“轻死”。弄道家的炼丹术、求长生不老药诸方，已被实践证明难以实现，佛家的“来世”重生正好给以希望安慰。佛家的这种观点实在高过儒道一筹。因为它的来世说、因果报应说都是建立在无法验证，或事后验证基础上的，它聪明地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永远不败之地。争斗也使儒道受益，唯心的玄学应运而生，促使了佛儒道三家的交融。

    (3)磨难挫折中发展

    物极必反，佛家的兴盛繁荣终于触及皇帝的统治地位，影响到皇室贵族的利益。可以想见，造那么多寺院，雕凿塑造那么多铜的铁的镀金的石刻的佛像，要多少金银财物?那么多男女信徒出家为僧，不但不劳而食，还要丧失多少劳力?使朝廷减少多少财粮收入?于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高层和基层开始。大寺主不惜造枪造刀，武装以反抗官兵。强大寺主成为世俗的坞堡壁帅，谁也动他不得。446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本为魏将，曾在彬县一带与后秦交战。后反魏)，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弓箭矛盾，还有酿酒器具(太武帝禁酒)及反叛州郡官员和他们藏匿的大量财宝，成为反叛脏证，于是发诏灭佛，这只是佛家的第一次灾难。只过了6年，魏文成帝又恢复佛教，但有限制。452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50，小州40，实际是借灭佛缴获大量财宝后的一种让步。佛教一旦扎根，就难铲除，它又发展起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利弊之分，佛也是双刃剑。造像立寺超度僧尼既是功德，可让失意人暂得避难之所，可是却收留了许多不劳而食的青壮劳力，对生产力造成破坏，阻碍了经济发展。它虽然宣扬了唯心论，但同时又对人的修养以有益启迪。精通佛学的高僧如道安、鸠罗摩什等，认真翻译佛经，阐发经义，身体力行，对中华哲学、文化、艺术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南北朝因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出战国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佛学此时对思想界起了开拓作用。前后秦的国都长安(包括大佛石窟所在地新平郡，即今彬县)，北魏早期都城平城，南朝的国都南京，西凉的首府凉州(包括敦煌)，都成为佛学中心，中外名僧云集，讲经释疑，争论阐发，甚是热闹。

    574年，北周武帝终于忍不住了，对佛教下了禁令。他吸取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残杀教训，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先准备好方案，一步步来。568年，他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自己亲讲《礼记》，试图引导大家尊崇儒学。第二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高僧和道士讨论佛道两家教义，两家当会争持激烈。一月后，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2000余人到正殿即紫极殿正式朝会，让儒道佛三家展开辩论以定优劣。其后又经多次辩论，直到574年，武帝才召集三教会，钦定名次：儒一，道二，佛三。下旨废除道佛，和尚道士一律还俗。不久灭佛开始，佛像砸坏，经卷焚烧，300万和尚还俗，4万多寺院赏给王公作府第。光300万劳力，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周武帝费尽心思，经七年时间才收回了这些财宝，一方面说明了他的精明有方，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对于势力雄厚的佛教，要下手也不是那么容易。300万和尚，占了北周人口的三成，且尽是青壮，弄不好要出乱子的。当然佛家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其后兴起的练拳习武之风，如少林寺者，不是在强身健骨名义下为保护寺院所作的准备?周武帝的灭佛随着他的去世而告终，佛教又兴盛起来。因为北周不久灭亡，佛家借机大加诋毁，说这正是报应，灭佛的后果是祸及自身——武帝死亡，祸及儿孙又及国运——两年后国亡。这个事例被编入佛家歌诀，通过民间信徒之口，至今传唱，以警效尤。

    (4)东向长安，首站豳州

    隋唐兴起，佛家更加成熟兴盛。在隋末战争中，少林寺武僧支持过唐太宗李世民，说明他们已脱下不介入尘俗的外衣，参与了政治斗争。这就为太宗以后修造大佛石窟、建造彬县大佛像打下了根基。

    佛教的兴盛，为佛寺建设、佛像雕塑工程开辟了庞大的市场。佛家通过向达官、富人善男信女化缘募捐，又从寺田收租等等途径聚据了大量的钱财，用以修造寺院佛像，开凿石窟。在中国，如果说儒道墨也算宗教的话，最富有的当算佛教了。这当然与儒墨两家的清高、安贫乐道及依附于皇家有关。道家虽也有布施收入，也建道观，但仍然抱着清贫态度，不争不攒银钱。唯佛家属于外来宗教，对旅途的艰苦、扎根的艰难、金钱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深刻体察，所以它对钱财看得很重，能收则收，能聚则聚。有了钱财，佛家就不断扩大寺院规模，增大佛像高度，不惜金银铜铁，造就各种质地的佛，借以扩大影响。开凿石窟石像，主要是为了突现佛像高大，让世人一进入就感到敬畏，产生威慑感。这一切都增强了扩大了佛家的影响，吸收更多的僧徒进入佛门。遍布天下的佛寺佛像及僧徒信众，把佛教教义传向几乎每个角落，下至平民上自皇帝，谁都轻视不得。开凿石窟修造佛像以超度生者和亡魂，已成为时尚和信念。彬县大佛石窟的建造便应运而生。

    2.豳风文化包容有示大佛落座

    大佛石窟之所以建在彬县境内，除地域和唐太宗指挥的大战关系外，豳风文化千年积淀的宽厚包容精神也为大佛在此落座打造了根基。

    (1)豳源

    彬县，三代称豳，豳字是汉字中较早的字。彬县文化馆从泾水北岸的龙高乡曾收集过一块原始陶片，那是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片，上面刻着豳字形状，说明豳地的起源和豳字的古老。在中国古籍中，最早说到豳的是商汤，《列子·汤问》篇有段记述：当时商朝建立不久，商汤王还弄不清他统治的地域大小，便向他的大臣夏革问天下山川地形和四极即四至，夏革看来进行过实地考察，在回答商汤问话时说：“朕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答)：“复犹豳也”。“朕”当时还是通用的自我代称，只是后来才成为皇帝的专称。此时人们认为到了豳地就是到了天下西极，故而夏革接着说他因此知道了天下四海、四荒、四极。距今将近四千年的公元前16世纪能达到那样的考察宽度广度，以徒步开拓者的艰辛跋涉，举步为艰的跨越到达“四极”，实在不易，难能可贵。

    这就说明，豳是一个很大的地域范围。在三代，在西部各地还未定名以前，它就存在了，甚至代表了西部全部。因为直到商汤王初年，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豳之西犹复豳也”的水平上。建立在中原的商朝，处于都无定所的迁徙中，还顾不得涵关以西的地区，何谈豳之西呢，只好任其处于四极四荒之外。

    然而，凡是可以养育人的地方，就会得到人的关注，吸引人去开发。这时，尧帝农师后稷的十余世孙公刘来到了豳地。

    (2)公刘居豳

    关于公刘，笔者在拙著《公刘豳国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中已有论述，现借此机会再就公刘世系补充几句以纠正前人之误。《史记》是中国公认的权威史书，但又存在着许多错误。其中有很多错误并非太史公本人造成的，显系传抄错讹。《周本纪》中关于公刘的世系，就是这样明显的传抄遗漏。这个遗漏影响很大，尽管早在唐代，司马贞在他的《史记·索引》中就此作了辨析指正，但积习难改，依然未影响人们对错误的坚持。这个错误就是把公刘排成后稷的“四世孙”，这个排列漏掉了公刘之前的十余代先祖，经笔者本人查对《竹书纪年》(乾隆庚午年马阳序，徐文静撰，光绪三年刊本)，其中至少漏列了商帝任命的豳候豳公如高圉、亚圉、公叔祖等数人。其实史记虽然在《周本纪》中作了以上遗漏排列，给人以公刘是后稷“四世孙”的错觉，但在《匈奴列传》、《刘敬传》中却明确提到公刘是后稷的“十余世孙”。这原本是个很简单的，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从《史记》本文中得到纠正的错讹，却因为先人为主的偏见加上对权威的迷信，使这一明显的错讹至今难以彻底纠正。

    后稷十余世孙公刘在夏桀当政时，因为受不了暴政的迫害——夏桀废农桑，撤掉公刘的农师职任(这个职任从后稷开始都由他的子孙担任)——率族人来到了豳地。热爱大地以农为业的后稷的子孙是不会放弃农业的，只要有土地，撒下种子，就会长五谷以养育人，繁衍生命。那时候，虽说因夏革多年前的考察有了名称，但仍然处于荒蛮之中，大地被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所覆盖，黄土高原被万年雨水冲刷开道道裂口，从而形成沟坡岭梁，长出灌木野草，开放山花，结出野果，野猪、野山羊、禽鸟走兽到处飞跑。从《诗·公刘》篇中可以看出，公刘来豳，是一次威武雄壮的大进军。这里不妨照录《诗经》原文：

    笃公刘!

    匪居匪康。

    乃埸乃疆，

    乃裹糇粮。

    于橐于囊，

    思辑用光。

    弓矢斯张，

    干戈戚扬，

    爰方启行!

    公刘不愧是号称姬族后稷之后的第二位伟大奠基人，在遭受迫害、失掉职任、无家可归时毅然打起精神“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地进军豳地，开拓创业，这就是豳文化的底蕴。中国首部史诗《诗经》15国风中其所以有豳国豳风之名，从而把豳文化纳入文质彬彬(原字为豳豳。《说文》：“文质豳豳”)的轨道推上大雅之堂，就是从这里发端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豳文”专指有斑文之衣，从此被文人雅士引入诗句章句，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就有“绔白虎，被豳文”的名句。豳龠成为周礼必备之乐，《周礼·春官·龠章》：“掌土鼓，豳龠”。感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豳雅豳颂说》。他对豳龠有专解，此处不赘。《诗经》是包含了华夏农业文明的一切内容的最早的伟大史诗，其中不光《豳风》7篇27章203句记叙了豳地物产风光，历史演变过程，而且在《大雅》章中同样以抒情的手法描述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乃至他们的子孙季历、文王继承前辈事业，建立周朝800年王业的过程。

    公刘在豳，勘察山势地形，使用日圭测定阴阳，探清水源，划定了开发范围，率族人开荒播种。他本是农师，是农业专家，大片新开发的土地给了他发挥聪明才智和专长的机会，使豳地很快成为中国农业的先进地区。《诗·豳风·七月》生动记述了当时豳地五谷生长、梨枣等各类果树开花结实、养蚕业兴旺，少妇少女采桑时的心情，野猪等兽类满山跑动，遭受射猎的情景。《七月》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农业学、植物学、动物学的原始经典，成为研究者的必读之书，正是这个原因。公刘不但开发农业，还“涉渭为乱，取砺取锻”进行冶铁，这又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开荒种田需利器，公刘及时炼铁打造更加锋利的工具，无疑对豳地的农业增添了强大的生产力，真乃如虎添翼。在此基础上他“度其夕阳，豳居允荒”，“乃觏于京”，“于豳斯馆”，建立了京城——豳邑。于是豳草、豳豆、豳铁等专有名词出现。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显然从此发源的名词，后来随着豳地的落后，被人们淡忘了。《辞海》《辞源》上虽有，但将“豳”自改为不伦不类的其他同音字，令有心人费解莫明。本来和中国农业渊源有关的简单词语，就因原地处于西部落后地区，便丧失了词语权。行文至此，不能不为此不公发出一声长叹!试想中国人百年落后受辱时期，无数传国珍宝被夺的遭遇，不是与此类似吗?词语权应该回归，国宝应该回归，还世界以公道!

    公刘在豳地的事业蓬勃发展，人们到处传播颂扬，终于传到圣明的商汤耳中，自然得到了他的赞扬肯定。商汤在公刘八十多岁寿终正寝后，封他为公，他的儿子庆节以此正式建立豳国。国，在当时只是四周打造城墙的城邑，规模大小不一，一般方50里。当年夏禹盟会诸侯，万国来朝，可见国之众多。若要称国，必须得到帝王封号。公刘在世称豳邑，庆节立豳国，就是因为得到了商汤对其父的封号。姬族在豳国繁衍生息，农耕事业不断发展，公刘的子孙世代受封为豳公为豳侯，其所以有时降为侯的原因，书史未记，不必妄猜。大致三百多年后古公亶父继位豳公，安宁平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豳国面临首次危机。

    (3)千古仁人古公亶父

    危机来自泾河西北的戎狄，这些以游牧为业的边族，看来早就觊觎豳国这块乐土。当时商朝已到后期，武乙当政，史称武乙帝。《史记》记载，武乙帝是个无道之君，他做了个木偶人，说这是天神，与它搏斗，自然“天神”不胜，他便百般侮辱天神。又做皮革囊，里边盛血，挂上高竿，用箭射，命曰：“射天”。他这种与天作对的行为，显然与当时人们信天敬天的观念相违，大失民心。最后游猎于河渭之间，被暴雷震死。像这样拿国事开玩笑的帝王，怎么能治理天下，使社会安定呢?边民内侵，势成必然。戎狄就是在这时侵迫豳国的。他们第一次来，要财宝，古公亶父给之，接着又来，要地与民，豳国人民愤怒，要求以战斗保护自己千辛万苦、世代开发的土地。但是古公不答应，他说：有民立君，君主就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跟我，与跟他们何异?人民要因争夺养育人的土地而杀人，还要我继续做君主，我不忍为。试想当时姬族自己从先祖公刘由薹(即邰，尧封后稷于邰，姬性)迁来豳地之后，300年间，与戎狄和睦居住在当年号称西极的广袤豳土上，自然常有来往，相处很好，情同兄弟。今日若相互战斗，残杀百姓，伤人父子，交恶何时是了?何况古公早就探察得一方水土，无人居住，那里南临渭河，北有山梁，向阳避风，更加宽广，正待开发，何不就此前去呢?于是他率族人过泾河翻越岭梁(今日永寿梁一带)在岐山周原定居下来。

    《诗·大雅·绵》是这样描述这场迁徙的：

    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

    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

    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

    至于歧下。

    ……

    这是一首感情极其浓厚的离别故土的史诗，豳民一边歌颂自己的领袖，一边表达对家室的留恋，却毅然跨过泾河，走向新的家园。

    古公避狄迁岐的言行深深感动了豳民，他们相互议论说：仁人也，不可舍之。于是“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由此得到了千古仁人的好名声。数百年后，孟子与滕文公谈仁政，举古公为例，说当时豳人从之如“归市”，他国闻名投奔的有3000帐。古公到岐山后改号为周，归附者更多，甚至那些少数民族也跟了过来，由此实力大增，为子孙建立800年王业奠定了基础。可见仁人的影响力、召唤力之大，这种容让精神又成为豳文化的内涵。

    (4)豳风文化

    如果说公刘以实诚忠厚、艰苦创业造就的农业财富构成了豳文化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古公的仁人名声便是豳文化的精神支柱。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归纳豳文化的概念如下：

    豳文化就是三代以来，以西极豳地为中心，以周人先祖公刘开创的农业文明为经济基础，包含了公刘、古公、文王世代磨练形成的老实忠厚、艰苦奋斗、宽容仁让优秀品质，以《诗·豳风》为源头，融儒、墨、道三家传统及佛家外教为一体，随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加入先进成果的人文载体。豳风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包容性——包容一切外来的先进文化财富。

    在豳文化这样的氛围下，在原本就有各民族相互交融、忍让、包容的土地上，在欣欣向荣的唐王朝上升时期，在佛教已经兴盛的环境中，开凿出彬县大佛石窟这样的惊世奇观，就不奇怪了。

    以上为彬县大佛石窟产生的大背景，即人文背景和地域背景。是为大佛石窟产生的渊源首因。

    3.唐太宗利用佛教稳定局势

    (1)唐太宗的仁政与佛的善念

    唐太宗乃一代明君，史有定论。他的哲学思想、施政观念确实是以人为本，将人民比作水，将当政者比作船，由衷发出“水能载舟，又能覆舟”的警语，千古流传。至今为执政者所警惕。这实际是对儒家“仁者，人也”(《孔子语》)思想的具体化。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人和爱人。虽然此前历朝屡代的皇帝都有这方面言行，但能像太宗李世民这样体会深切，实践到位的皇帝似乎没有几个。盛世的主要标志绝非单纯的经济繁荣，还包括思想文化、道德精神的文明。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人民精神影响最深的宗教信仰。信仰可以通过某种力量和手段灌输引导，但不能强迫(一切强加于人的思想信仰都难长久)，这是一般常识。隋初，中国经过东晋、中经十六国到南北朝的纷争战乱后，封建经济处于严重的崩溃之中。此前，华夏大地最多时同时存在着互争互斗、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二三十个政权，全国仅有的几千万人被分割成几十个对立集团，投入了血腥残杀的互斗。田野荒芜，满目疮痍，虎狼入室，饿殍载道。四世纪末，前后秦在新平(今彬县)交战，军无粮草。后秦王姚苌命部属用车载上盐腌了的死亡士兵尸体以充军食。战争已消耗得军民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足见经济的破坏危机程度。应该看到的是，世界上任何存在都有利有弊，且具有双重性。发生在四至六世纪中国的这四百年的大动乱，在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同时，却严重打击了此前独尊的一统儒教，使南北各民族相互交融，促使各种先进文明互补、融合，从而为异国宗教特别是佛教扎跟、开花、结果，繁荣兴盛浇灌了肥壤沃土。

    毫不讳言地说，佛教的根就是深扎在血火浇灌的这块肥壤沃土上的。越是残苦，越是血腥，它的根越是扎得深入。如果说儒家关于杀身成仁思想在难以辨别正义与邪恶，仁与暴的那个年代使人难以选择、无所适从的话，那么，佛教的忍耐、容让、寄望来世、因果报应观点，便足以安慰“苟活性命于乱世”(诸葛亮《前出师表》语)的人了。

    避世出家是战乱纷争中佛门为少数聪明人，同时也是大多愚昧人广开的一条出路。聪明人走进寺院，心存希望，以韬光养晦，坐以待时；愚昧人不过为了混饭逃命。我佛大度，包容万物，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全不审查你的历史，也不管你的动机，来者不拒，一视同仁这是佛教的聪明之处。它的辨证的教义，使其充满了机敏(所谓禅机)灵活，为它接纳一切“觉者”大开了门路，广纳了僧徒。一方面，战火绵延，扰攘纷争，白骨遍野，蓬蒿封垣；另一方面，佛门清净，鱼木有节，香烟氤氲，经声朗朗。前文已叙，其所以能发生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不就是佛家的财力人力已经严重危及处于几面受敌的北魏北周的统治政权了吗?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在战乱纷争中发展是多么快速，寺院是多么红火，势力是多么强大。甚至迫使帝王将相、山寨大王、土匪恶霸也不得不或真或假的向它念阿弥陀佛了。前秦末期，当慕容冲占据阿房城，包围进攻长安时，秦王苻坚身受数处箭伤，惟有释道安诵经之声，才能暂解他心中焦烦，暂减疼痛和苦恼。像他这样的统一了大多半中国、具有雄才大略、儒学教养深厚的帝王，穷途末路时也不得不拜倒在佛脚下。最后身死新平静光寺院，应该是他的最后选择，他的旧部姚苌满足了他的这个临终要求。因为他二人虽为帝王，杀人不少，却都是忠诚的佛门信徒。这是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多么大的讽刺(事见拙箸《苻坚评传》(1998，京华出版社)!

    隋初，中国统一，战火熄灭，生产恢复，有财力和技术开通大运河，显示着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400年战乱中潜藏的、酝酿已久的生产力终于爆发。杨家父子给了人民大致30年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机会。社会开始安定，国力增强。接着虽发生隋唐交替的战争，但毕竟时间短暂，影响不大。李世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登上皇位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建造豳州大佛石窟的。

    当此时，这位年轻的王子所面对的佛教是什么状况呢?他是在怎样的心态下，又是对佛教怎样的认识中建造这石窟的?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回答。因为事关本书的主旨即大佛石窟的渊源和一些至今还无法解开的疑团，先说当时佛教状况。

    (2)佛与儒道在争斗中发展

    如前所述，佛教在此前经过传入、曲折发展、历经磨难，特别是几次灭佛的打击后，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成熟了，策略更加灵活了，与华夏文化结合更加紧密了。正如一些人所说的，更加汉化了。然而究竟是更加汉化了，还是更加佛化了，现在依然还在争论不休，无法定论。不过笔者感到，照太宗李世民的认识，及其以后对佛教的态度和作为，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佛家此时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它以自身的灵活多变策略从哲学、文化观念、习惯上浸透到传统儒学道学的各个领域，直至众人难以分清儒佛界限。比如，儒家不是讲中庸之道吗?这实际是对极端的折中，在无休止的纷争中起调和作用。儒家通过当政者运用此道，手法娴熟，效果极佳，自为得计。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皇帝故意挑动朝臣纷争，然后加以折中，从而驾御臣仆。大将出征时委派宦官作监军，封疆大吏出镇时随派监国，都是中庸之道的具体运用，臣子无话可说，还要欣然接受，已成常规。那么佛的“中庸”可以再进(或退)一步专讲容让大度。佛不硬来，不走极端(类似少林寺的练拳舞棍可以说完全是为锻炼身体和自卫)，一再容让，何须中庸?宽容中就包含了中庸。这就把儒家引为自得的经典哲学轻轻击碎。行文至此，有个佛家故事不妨一叙，聪明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中体会到佛家辩证的机敏神思和远超中庸的极致。

    当年，有一位佛学宗师自知不久人世，即将圆寂。偌大寺院、众多僧徒、雄厚财产交谁继承?其实，宗师早就培养了一个继承人，但最近又发现他还不成熟，难以放心。于是他把继承弟子叫到面前，再作最后一次考察。宗师问弟子近日修行程度如何，弟子立即回答道：天天清扫心灵，未粘一点灰尘。佛家讲究的修行之道就是随时除却尘根尘念，清净无为。宗师过去讲经义，也是这样讲的。弟子满以为回答得准确无误，一定会得到师傅的肯定赞扬，传位于他。那想宗师听了沉默不语，显露不满之色。嗫嚅着让他下去再作考虑，日后再答。这弟子思考数日，仍然不知上次所答，错在何处，心想这个问题，如此简单，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答案?莫非师傅改变了主意，不愿传位于他，故意拿这谁都可以答上的问题刁难?只好大胆去问宗师，以求明解。反正师傅已剩口游丝冷气，要换继承人也来不及了。于是直言问道：师傅你说正确答案是什么?还未等宗师开言，正在殿外日每扫除的另一位僧徒却念道：心田不粘尘，何必天天扫!宗师听了，面露红潮，口中念道：阿弥陀佛!当即召集众僧佛会，发布佛令，赐清扫弟子法名觉智，毅然传位于他。佛家要求的是自觉、觉悟。师傅讲经，只传要义大旨，剩下的全靠自己在死记硬背中体会，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味觉悟。只有自我觉悟，才能修成正果，走上觉路。这不又一次把儒家提倡的克己复礼、日每三省吾身化解包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再不烦举。

    (3)李世民利用佛的手段

    这实在是可怕的包容，可怕的威胁。封建皇权赖以作为支柱的传统儒学面临危机，就是统治思想和统治政权的危机，不认真对待行吗?问题仍然是老问题，无论佛家如何适应和变换手段策略。其目的始终不变，这就是广收再广收僧徒，扩大再扩大寺院建设，创收再创收更多的财富，以发展再发展佛教事业。佛家嘴里未说要把天下变成佛家的天下，但“普度众生”的口号还不够明确吗?虽然战乱已经结束，战马放于南山，刀枪存于武库，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避世失意者减少，但偷懒者增多。他们发现进入佛寺就可以过上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何乐而不为?佛家依然可以收到信徒。这就使急于发展生产的朝廷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加以限制打击吗?无奈佛教深入人心，僧徒众多，势力太大，连皇亲贵戚也可能卷进去，起来反对，造成朝政不安；如果任其蔓延，坐视不理，它已从哲学思想上，物质财富上，劳动力及劳动力再生产上对唐王朝的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战乱之后，缺的就是人——劳动力。青壮男子出家为僧，自身脱离生产，还断绝尘根，不婚不育，又减少了后续劳力。长此以往，世界不是失去了生灵?顺便说句，佛教在此也遇到了同样的矛盾，以它自己的主张断绝它的后继人的生产，不知如何解决?看来佛家一开始就不考虑继承人问题，反正世间那么多的人，自有芸芸众生替它生养绵绵信徒，何苦为此操心呢。不过它总是把难题留给急于解决问题的当政者，自己容让再看。

    怎么办?果然急于解决问题的李世民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个万全之计。他虽年轻，但从16岁起历经百战，且在宫廷继位的明争暗斗中锻炼了手段和权术。皇朝初建，首务稳定，对佛教既不能象前朝一样毁灭，激化矛盾，引起纷争；也不能任其发展，危及政权，导致尾大不掉。凡事要权衡利弊，掌控个分寸尺度。儒家的中庸在此应该发挥作用，唐太宗豁然开朗，顿开茅塞。对佛的态度正可采取中庸之道，即采取折中的对策：抑制而不禁毁，开放而不纵容；有利则用，有害则制，因时因势，逐渐控制。这无疑在当时是最英明最现实的策略。彬县大佛石窟就是在这一策略形成的指导思想下建成的。折中思想的痕迹处处可见，后文将要专述。

    4.浅水原大战  促成大佛诞生

    (1)艰难的拍板定点

    佛教西来，总要进军国都长安。早在前后秦时期，佛家的大师如道安、鸠罗摩什等就在长安打开了局面，为佛家创造了短暂的繁华。事隔200年后，眼看天下一统，世道平安，岂有坐失良机之理?于是作好了东进入京的准备。这一次，已不是翻译经书而已，是要把石窟佛寺凿建起来，给僧徒以实在的感受，真正体会佛陀的伟大。所以，石窟越宽广越好，佛像越大越好。即使暂时不能打入长安，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也可落脚，以待它日。当年，前秦称帝，西部同族氐人来京，也是这样步步进入的。

    秦王李世民指挥的豳州浅水原大战先败后胜为佛家带来了福音，为惨死冤魂超度成为当务之急。

    李世民从16岁建议父亲李渊起兵太原开始，就带兵打仗，转战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诸地。战胜隋末群雄，身经百战，威名远播，终于把父亲李渊奉上了皇帝宝座，即史称唐高祖者。他自己也受封秦王，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常以元帅名号出征。最后使元帅成为他的专有名号，其他将领统兵，身为元帅，也只能称为总管，以示对他的尊崇和区别。617年，他和父亲虽入长安，占领了隋都，称帝于长安，内外还不太平。宫内，李渊开始沉迷声色，众妃争宠，诸子争权；京外，刚刚打败东边的王世充，收复了洛阳，西北又传来警报，薛举统兵入寇，前锋已逼扶风、豳州。

    薛举原籍河东汾阴，早年随父迁居金城(今兰州市)。那时的金城已属边陲，正当战乱，重武轻文。薛举本生一身横肉，体格强壮，练就拳脚武艺，专门结交豪霸，劫掠商旅，家财巨万，竟在金城府谋得校尉之职，进了官场。随末大乱，群盗蜂起，危害百姓。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丁壮，命他率领前去陇西剿匪。他却在飨士饯行大会上与儿子和亲信逮捕了郝瑗等郡县官，诬称收捕反者，杀之。当即举旗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很快占领陇西，拥兵13万，连战连胜，锐不可挡。于是称帝，建都金城，以妻为皇后，母为皇太后，子封太子，起陵修墓，俨然一派皇帝架势。但是还不满足，继续举兵向东，直逼长安，刚好碰上李世民率领的唐兵前来迎战。在扶风一战，被斩首数千级，薛举初尝败果，方知唐兵的厉害，产生了投降念头。由于下属劝解方才作罢，急忙稳定军心，卷土重来。第二年，他改变进军路线，走北路，企图从泾州出发，直达豳州，再下长安。李渊急命秦王李世民统帅八总管兵10万应敌于豳州以西之高墌城(今长武西境)。薛举来势凶猛，急于决战，李世民深沟高垒，以避敌锋。618年秋7月，李世民得虐疾，委军于大将刘文静和殷开山，且叮嘱道：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急于速战。若来挑战，慎勿应之，待我病愈，再与君等破敌。李世民在多年战斗中已与这些将士结下了出生入死的友谊，情同手足。所以他和他们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并无元帅亲王的架子。言罢回京城治病。世民走后，殷开山对刘文静说，元帅阻我出战，是怕我们失败。你我随王(秦王)打仗多年，不信打不赢西来乌合之众!不然，还让人小瞧咱!刘文静身为长史，又是李家父子宠信、文武兼备的全才，此时也头脑发热，表示同意。于是贸然出击，与薛举决战于长武浅水原。唐兵轻敌，防备松懈；西兵剽悍，直冲唐营。唐兵阵营大乱，八总管10万兵死了6万多，名将刘弘基被俘，大将李安远、慕容罗侯等数人阵亡。李世民强忍痛苦引残部还京。这是他起义太原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大败，几乎将他的爱将亲兵死伤一半。虽说处分了刘文静等，然而死亡将士的面孔总在眼前晃动，令他愧疚难安。薛举收唐将士遗体，垒成景观笑骂把玩，这是多么令人惨痛的，震撼人心的场面!生死与共的战友因他任人不当，如此惨烈地死去，能瞑目吗?浴血奋战，大功眼看告成，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就在目前。那想命丧敌手，尸首难全。面对家人泪眼，萦绕英魂，李世民久久难以忘怀。

    何况，以兄长元吉(太子)为首的政敌，抓住这次败仗，不但攻击李世民，还煽动亡者亲属闹事，令他难以应付。用什么可以安慰生者，又用什么可以告慰死者亡灵，以堵政敌之口呢?

    一个念头忽然闪上脑际，佛!

    佛家宣言：不但超度众生，而且超度亡魂。修建佛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既可悼亡，又可安生，而且主要是安慰生者——家属子女。不然让这些人整日眼泪巴巴，哭哭啼啼，甚至闹出事来，引起动荡，影响人心，无法收拾，后果不堪。因为她(他)们已经拖儿带女，一串串从四面八方上路，行进在通往豳州的官道上，奔向浅水原战场。那里白花花一片，到得夜晚，焚化纸钱的火光与尸骨发出的荧火相互辉映，凛冽西风中哭声哀怨。高原上阴云低垂，暮雁南飞。抬头望雁，低头思亲，好不凄惨!李世民听到豳州传来的这些报告，在悲痛的同时，不能不想出尽快解决的办法。于是他下定了修建佛寺的决心。然而就在这时，他又犹豫了，母亲的音容笑貌忽然闪现眼前。他是个孝子，每当看到父皇如今由嫔妃簇拥着嬉戏后宫时，便忍不住为早逝的母亲抹泪伤心。母亲不信佛，父皇也恶沙门僧尼。因为他们都是当年周武帝灭佛的支持同情者。

     (2)李家的佛怨

    李世民一家与佛有着直接的恩怨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他是李世民的姨舅爷。前述费尽心计、绞尽脑汁历经8年最后灭佛的就是这个北周武帝宇文邕。世民的外祖母与宇文邕的皇后是亲姊妹。姊嫁神武公窦毅，生女嫁于李渊，即为世民的母亲。妹嫁于宇文邕做了皇后。皇亲国戚，两家既是姻亲，又是政治盟友，这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关系。世民的生母窦氏(后追封太后)小时长发垂地，漂亮可爱，诗书皆能，聪明伶俐。周武帝收养宫中，视若亲生，爱如掌上明珠。十多岁就劝武帝善待匈奴送来的和亲皇后，通过她连结匈奴以保国家平安，深得武帝赏识，赞不绝口。试想，对周武帝的灭佛，她能不支持?然而灭佛不久，北周即被隋文帝杨坚禅代而亡。窦氏听到这个消息，跌扑于床，大哭道：恨我非男，不能救姨舅之难!此仇必报!可见她的志向抱负，又见她与周武帝的政治关系之深。不过她虽未报仇，她的丈夫李渊和儿子李世民终于灭隋建唐，把姨舅失去的江山终于夺了回来，替她报仇消恨。不过不幸的是，此时她已离世，看不到这个辉煌胜利了。

    修建佛寺虽说乃当务之急，是安抚那么多死亡将士及其亲属的需要，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的需要。但是，对母亲怎么交代?母亲地下有知，会原谅他吗?父皇能通过吗?政治家考虑的永远是政治政权第一，自我保护和前程第一。世民踌躇再三，心想如今顾不了许多，横下心要建佛寺。先把生者安顿下来，以堵政敌之口，乃为当务之急。

    (3)浅水原大胜的缓冲

    正当世民派人暗地勘察地形，筹备动工时，前线战事有变，这件风波很快平息。薛举大胜唐兵后，正准备东向西京，不想疫病不起，日益沉重。只好下令后退，暂驻泾州，不久丧命，由子继位。其子仁杲更加狂妄，又挥军前来。世民正好迎击，复战于浅水原。唐兵报仇心切，奋勇向前，大获全胜。这次胜仗来得及时，安慰了生者，告慰了死者，鼓舞了士气，朝野一片欢腾。他的政敌也不言语了。修佛寺的事暂缓下来。

    (4)佛家的机缘，李世民授意

    已经启动的车轮要停下来很不容易，更何况为其加油的手早已伸了过来，这只手就是佛家的手。周武帝灭佛后隋文帝又有恢复，佛再次活动起来。他们也在报复，不过不是用手而是用嘴编造故事，骂周武帝灭佛没好下场，没得好死，祸及自身及子孙及国。且把这事编入佛经口诀，由信徒传唱。同时他们迅速地恢复寺院，招回和发展信徒，且要进入长安，在京都求得超前的扩展。即使暂时不能进入长安，在这距长安300里的豳州，开窟造寺，也是个歇脚点。秦王的豳州大战和处于悲痛中的阵亡将士家属为佛落脚创造了机缘。这些亲属一点便通，进入佛门，势在必然。他们已经风闻秦王要修佛寺的消息，便在僧徒师傅怂恿下直接提出要求，推波助澜。阵亡将领的家人直接上书，有的跑进秦王府，要求朝廷为他们修建一处出家修行之地，应不过份吧，能不答应?原派去准备这项工程的人员对此事态度积极，已把定点图纸、设计方案送来，单等世民定夺拍板。选定的地点在豳州城以西泾河以南的石山北麓。泾河千万年冲刷后留下的这座峡谷石崖，高达千仞，长达数里。李世民到过这里，因为前往浅水原战场从这里过往是一条捷径。如今这里已是西兰公路的必经之道，达国家级路面标准，宽畅平展。然而当时却非官道标准，只是沿泾河西行的由当地人行走的便道捷径。泾河离山跟不远，发大水涨至山跟，路必阻断，不可行走。那时的道路蜿蜒崎岖，常常阻断。只因这次几十万人的鏖战，唐军为求便捷，小股游击，才踏通此道。即使如此，上浅水原还得继续溯泾而上，世民年前就是随了小股部队过往这里的。那么当时通豳州的官道在何处?就是从永寿经拜家河上坡再过水口(新平)到州城的。至于到浅水原，就要从今日麟游崔木西行了。

    也是天(佛)缘巧合，也是心有灵犀，李世民望着这张选点图纸，心中一动：这正于他的意思不谋而合。于是将早就想好的方案和施工注意事项密告亲信，令其动工。应该说明的是，豳州大佛石窟从一开建其实就是在明暗相交中进行的。说明也明，这样大的工程，动用如此多的人力财力，要瞒所有人是不可能的；说暗也暗，因为选点偏僻，施工人员大都是军人，以军事工程名义保密并非难事。然而未形成片纸记录，也未留下任何文告，史志无记，原因在此。人们难免产生疑问：以秦王的名义施工，为何保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父皇对佛厌恶的态度，母亲对佛的不满，政敌摸棱两可的的眼神，都使他不能不谨慎小心从事。既要将阵亡将士及其亲属的安慰交于佛门，又不能大肆张扬，授人以柄。作为亲王、统帅、年只19岁的世民，真是费尽心计，用心良苦。在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最感愧疚的是对不起母亲的亡魂。然而不论当年的决策者怎样为难，后来震惊世界的大佛石窟的凿建总算开工了，中国乃至世界离首都最近的佛寺总算开工了。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除敦煌外，开辟石山凿出大佛像的工程在内地还没有先例。此前豳州有北魏的凿像，但那都是经幢石碑上的雕凿小像，根本与大佛石窟的宏伟无法相比。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今日的人们在惊叹大佛之大、石雕精美的同时，对石窟东西两边的残缺洞窟不由投以困惑的目光。心想如此辉煌的工程，怎么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多难以解释的遗憾?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大佛石窟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半拉子工程的基础。政治经济因素一直影响着工程的施工和进度，至今它还是个半拉子工程。维纳斯的断臂有幸成为美丽的女神形象，大佛石窟的残缺不正造就了它的辉煌!

    如今仍然保留在千佛洞中的唐高宗时期的豳州长史武太乙(他的姓说明他是已经专权的武后的族人，掌握秘密且敢暴密也是武氏族人的风光)的造像《铭赞并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泄露了天机：“武圣皇帝平薛举时置也”。主谓语明确，时间清楚，将这个历来讳莫如深的秘密揭示天下。它的秘密，原来深藏在它的腹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