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明之误

    关于彬县大佛寺石窟的监造者，自唐宋以来的石室题刻及方志中均未记述，说明本文前面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石窟佛寺从一起步便是秦王李世民授意军队修建的工程，目标宏伟而计划不足，用意急切而后劲难继。至于监造者，先出于军方，最后不得已而甩给州县，连秦王都回避题名，谁还敢、还愿出头留名呢?

    本来，这是个无须再提的，可以忽略，也可以理解的问题。

    可是到了清康熙四十二年(1704)，陕西布政司分宋西延风汉兴等处督理粮盐道参政加七级晋江黄明在自撰《重修大佛寺碑文》中首次提出：

    考诸郡志，始其事者，敬德尉迟恭也。

    黄明是管理粮盐的朝官，筹措些钱款重修一次被明清交替战乱毁损的大佛寺比较容易，功不可没。但无法理解的是，此人竟如此胆大，把尉迟敬德明定为“始其事者。”如今，这通石碑还完整地立于明镜台西侧，似成定论。

    顺便提一句，笔者以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彬县人身份，常陪友人去游大佛寺，每当听到游客们对佛寺起源等问题发出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议论时(这些古怪议论甚至被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研究文章或有关书刊所引用)，真有点哭笑不得，不由叹惋。彬县大佛寺是无兵马俑、长城及皇帝陵墓的解说那么清晰准确，但石室中的题刻所写明的事实若有人认真研究，加以标志，不是也可以明确佛寺石窟的渊源吗?

    现在仍回到黄明的大胆论断，再作判研。

    黄明的用词是“始其事者”，这就是说：开始构思、设计领工实施的人，或者可以简化为：拍板定案的人。在彬县大佛石窟工程中，有这个人吗?有。谁?唐太宗李世民。他才是真正是“始其事者”，有证据吗?有。何在?就在今称“千佛洞”的石室中心柱上残留的武太乙提刻的铭赞中，原文是：

    武圣皇帝平薛举时所置也。

    还有比这更准确的证据吗?11字既说明了建寺时间，建寺原因，有“始其事者”的人——武圣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

    黄明当时根本就未看这副题刻，因而把太宗之功记于尉迟敬德。至于黄明所说的“考诸郡志”，不知何志?彬县从豳国到秦漆县，再到东汉新平郡，魏时的南幽州、豳州、白土县、新平县，唐天宝以后将“豳”改为“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邠”为“彬”，一脉相承，沿革清楚，至清代，除唐《邠志》为邠军专志外，唯保存有明嘉靖年间阎奉恩撰修的《邠州志》一部，其中对大佛寺记述很简单，如前引。黄公所讲“郡志”，实在是子虚乌有，河洛神书了。

    然而，既然黄明提出了尉迟敬德，本文在前面已曾提到他为寺名的事受豳州求托专赴长安去找了回太宗世民，我们不妨将他与彬县大佛寺石窟的关系加以探讨，虽说他肯定并非“始其事者”，看看是否是后期工程监造者。

    2.尉迟敬德

    提起大名鼎鼎的尉迟敬德，至今在中国妇孺皆知，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画像被民间尊为“门神”，过去春节时张贴于大门之上，似乎被现代的防盗门还管用，不但可防盗贼，甚至还可阻鬼魅侵入。

    历史上确有其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隋炀帝大业末年，从家乡参军，就在河北高阳一带讨捕贼寇，因勇敢善战授予朝散大夫，乱起投奔刘武周为偏将，累立战功，唐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结束平薛举之战，幽州大佛石窟已开工一年之后，又奉旨率兵赴中原，平刘武周、王世充之叛。当时敬德正替刘武周守介休，经世民派人劝戒，遂降于唐。不久，与他一起投降的寻相又反叛过去，秦王属将逮捕了他，都要求赶快杀掉他，以免他也反水。秦王不但未杀，还释放他，并送以金宝作川资，任他离去。而他深受感动，不但不走，当日就在秦王突遭王世充部将单雄信合围，危及生命时跃马大呼，挥槊横剌单雄信于马下，单枪救主，传为佳话。从这里可以看出，敬德在河北投唐时，豳州大佛石窟工程已经开始三年了，说他是始其事者，有违史实。

    从此，他忠于秦王世民，矢志不渝。在后来的唐室宫廷斗争中，他坚决站在世民一边，毫不动摇。太子建成为了瓦解世民的势力，打击排挤世民的亲信臣属，对敬德采取了收买政策，以为这个武夫会见钱眼开的。但不论送去多少财宝，都不为所动，最后送去一车，也被退回；且传话给建成，说我出身微贱，当年身陷绝境，得秦王相救，决心终生报答。今无功受殿下(太子)赏赐，我落背主之名，殿下还会信任我吗?建成一计不成，又与元吉商议，派人暗杀敬德。敬德闻讯，开门安卧，刺客不敢进入。于是建成又向父皇诬告敬德谋反，高祖命杀之，亏世民担保相救而获免。接着，敬德在玄武门之变中引壮士救世民。当元吉要发箭射世民时，他先下手杀了元吉；当太子和元吉亲信还要拼死战斗时，他将太子和元吉头颅提到阵前，宣布二人反叛之罪，劝导那些人放下武器，很快平息了事态。此时，高祖正泛舟长安海池游玩，世民派敬德急去加强护卫。敬德向高祖如实面奏了玄武门事变过程，高祖即刻让敬德带去手谕，由秦王尽快处理善后事宜。

    通过这些事，使世民和敬德结下了深厚的君臣情谊。敬德不但勇武，也有政治头脑。在杀掉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后，秦王左右也有一些人头脑发热，还要追究他们的亲信臣属，提出一个百余人名单，要捕办治罪。众人一齐应合，唯敬德提出异议，说首恶已除，再追支党，巩非安定之策。李世民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追究，而且从太子府中获得了像魏征这样的人才，对他成就贞观之治起了很大作用。这其中亦有敬德的功劳。然而，到他与豳州发生关系，乃至与大佛寺石窟发生关系时，已到了贞观九年(627)。突厥来犯，他被任为泾州道行军总管，前去应击，接战即胜，斩首千余级，凯旋而归。但此任一直延续到三年后才离去。泾州是豳州的前沿，经常驻跸豳州，去大佛石窟看看，亦在情理之中。还可以听听当年浅水原战况，建佛来由，因为这些都是与他崇敬的太宗皇帝有关的，他不能不多加留意。就是在大佛像凿成的贞观二年十一月下旬，豳州刺史求他进京向太宗奏报竣工之喜且要当年答应的御笔题名。然而，如前所述，他碰了个软钉子，只带回了那句“看着办”的口谕。“看着办”终究落实给豳州的小书办去“办”。太宗皇帝不给面子，让他在豳州刺史面前丢脸，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难以消解。特别是看到这么威武雄壮的大佛肩上那几个柔弱媚俗的题字，尤其是那个“造”字，更让人难以接受。大佛，这样高大的佛，模样和眉宇间流露出与秦王、当今太宗皇帝相似的大佛像，是人工“造”出来的。人能“造”佛，佛还有什么法力无边的灵光神气?还能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真是个书办、书呆子，怎么就敢在佛头挥笔写下一个“造”?!真应了“佛头喷粪”的俗语，这个“造”字比粪还臭!敬德本不信佛，想至此不由笑了。但他从此却常去看大佛像，更加关心佛寺石窟建设。为此他原谅了书办，心想若不是他带回的“看着办”，便不会有书办的“办”，更不会有那个令他厌恶的“造”字。至于“十一月十三日”这个日期，是太宗从豳州凯旋之日，值得纪念，写了就写了。不过他又产生一个疑问，曾当面提给豳州刺史：十一月十三日造，这一天能“造”成吗?刺史微笑不答，他只好作罢。

    不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太宗为何回避他授意的这项工程?他便多驻豳州，多游道观寺院，甚至也拍板定点，以监造者身份，修建诸多寺院。如庆和院、宝泉院、陵头寺、宝峰寺，白云庵、画阁寺、炼阳观等；在州城内修建开元寺古塔；在离大佛10里处又开明岨山灯穴，形似飞阁，元宵夜注油燃灯，以祈有年。这些，他毫不回避地让州县记明，是他尉迟敬德监造。据明《邠州志》记载，建于唐初贞观年间的寺塔等古迹，豳州达十多处，都是与敬德有关或写明是他监造的。但他此时还未监造“大佛寺石窟”。但是他的脾气变了，动不动发火，上朝时与宰相廷争，出言不恭。有一次在庆善宫赐宴，对坐在他上首的大臣发火道：“你有何功，敢居我上?”坐在一边的任城王李道宗是太宗的堂兄，上前解劝，敬德挥手一拳，险些打瞎了道宗的右眼，使宴会不欢而散。这自然引起太宗不满，过后把他叫到当面，数说他居功自傲。而且引了汉高祖杀功臣的事例，说朕今天看到你的作为才理解杀韩信彭越不是高祖的过错。敬德只好承认错误。其后，太宗要亲征高丽，敬德还是上奏谏阻，怎奈太宗不听，劳师动众，无功而返。敬德乞求致仕退养，得旨许可。他退居家中，闭门谢客，不与外人交往，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豳州大佛石窟。在石室中静养，以云田粉炼丹，在泾河岸边游玩，他此时笃信道家长生不老术，所以苦炼丹药，以求延年。岂知佛道不容，居于佛地，行道家之术，惟他可行。若说这也是对彬县大佛石窟的关心和“监造”，应合史实。将太宗皇帝的门神用作佛寺“监造”，不论怎样说都是个体面和光荣。

    尉迟敬德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卒，享年七十四岁。他比太宗年长13岁，不到60岁就告老乞养，过了16年的退休生活，在太宗下世10年之后死去。高宗下旨陪葬于昭陵，谥曰忠武。

    3．鄂公生祠发现敬德监造有证

    1988年，笔者赴大佛寺收集材料，准备写《大佛寺考》的文章，偶然在明镜台东侧一石窟上面发现了刻石字痕，字被苔藓及泥土淹盖充填。同行的孟立忠(兼照相)、张建平(司机)和文管所同志攀援而上，剥除苔藓泥土，字显眉目，为“鄂公生祠”四个唐楷大字，上下款尽已被风雨损泐，不见纪年或什么题痕。但这一遗存的发现却为我们提供了敬德与佛寺关系的证据。生祠是人在世时所建的祠堂。

    敬德初封吴国公，后改封鄂国公，豳人或僧徒能为他在此凿窟建生祠，说明了他与此地的亲密关系。他在庆善宫御宴上打了皇帝的堂兄后，还曾任过鄜夏二州都督，从长安去赴任，豳为必经之地，仍可关顾佛寺。特别是在16年的退休生涯中，常住佛寺也是正常事。所以豳人为他在此建“鄂公生祠”，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谢意，完全可以理解。以此生祠为据，说他是“监造者”，也合事实。豳人素有笃公刘遗风，老实忠厚，又有亶父仁人之心，知恩图报，继“鄂公生祠”之后，只在宋代为范仲淹建过一个生祠。仲淹任职邠州不及一年，只拍板一个儒学，还未建成，调往南阳邓州，但是豳人不忘其恩，建生祠以纪念，可见豳风文化影响之深厚。尉迟敬德以道徒身份，能在豳州大佛石窟中占一室为生祠，真乃莫大荣幸。

    然而可悲的是，不知何朝何年，这记载了历史真相的四字(除已损泐的以外)却被苔藓和泥土掩埋了，等于淹没了一段历史。除留于大佛左肩上方的那标明贞观二年某月某日“造”字样的题刻外，“鄂公生祠”应是贞观年间(包括贞观之后8年)现存的最宝贵的题刻。贞观年间有关的文字资料就是这两处17字，特别是后4字，通过尉迟敬德，不是把佛寺石窟与太宗联系得更紧密了吗?应该说，敬德担当监造名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