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箓是巫师使用的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图式，或称为符文、符书、符篆等等，使用者认为它可以沟通与制御鬼神精灵以至人神合一。符与箓之间有一些差别，符所书主要是祈禳之词，而箓则主要涉及鬼神之名。
符箓与道家的关系比较密切。在道教的活动中，符箓具有至高的法力和神圣性。李叔道先生说：“符箓，道家秘文也。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箓者素书，记诸天曹官属吏佐使名。符箓谓可通天神，派地祇，镇妖驱邪，故道家受道，必先受符箓。”①旧说符箓出於西王母。《艺文类聚》卷一一引《龙鱼河图》：“黄帝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②
另一种说法是符箓出於老子。《抱朴子·内篇·遐览》在列举了道家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和通天符等等之後，引郑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③
还有一种说法，《云笈七籖》卷八〇引《符图》认为，符箓出於元始天尊。
依据刘晓明先生的研究，符箓的源头是青铜纹饰。《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於雒，观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於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④对於这段文字中的“物”字，刘晓明先生解为“鬼物(巫师)”以及“精气”，并依此推论说：青铜器之云纹发展为云篆，再发展为道符；凤纹发展为凤符；鸟纹发展为鸟首纹，最後发展为凤篆⑤。
刘晓明先生的分析侧重於符箓的图案发展脉络，而刘仲宇先生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对符箓的产生进行了分析：“道教初起时的汉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这一社会中，从皇帝到庶民乃至不入流的胥吏都处於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中；每一个社会等级的人都有权力支配较低等级的人，而皇帝则处於社会权力的巅峰；其他一切社会权力只有取得皇帝的认可纔是合法的、有效的。有趣的是，道教开始建立其鬼神谱系时，就同时将社会上的等级秩序搬进这一幻化世界。……封建等级制度被搬到鬼神世界的同时，它所派生的权力崇拜和权力象徵也一起跟了进去。符，便是其中之一。符的本义为调动军队的凭信。……对持符者的听命，实际是对朝廷绝对服从的表现。道士将符搬进鬼神世界，恰是类比封建军政体制中权力信物的做法。”⑥
从文献上看，东汉时期，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制造符箓。《後汉书·方术传》：“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於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於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又，同书《刘焉传》：“(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於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⑦《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於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⑧而且，符箓还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⑨。
符箓(包括印)也大量见於密宗文献中。《龙树五明论》卷上所讲述的书符箓之法，基本上是沿袭道教的法式：“夫治病，先服前十二时符。先诵咒笔咒，熟诵，烧香，断口味；诵咒一千遍，任诵可诵者皆得。当立道场，坛前起受持意。春三月，用朱书，口(叩)齿闭气面东方；丙丁之日寅卯之时吞之，罕九符。夏三月，用黄笔书。秋三月，用黑笔。冬三月，用青笔。”⑩敦煌文献北七四四四《佛说随根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尔时大王白佛言：世尊，若欲书写此神咒，法则云何?佛告大梵：先当结坛，於四郊各安一瓶……若欲书写带此咒者，应当依法结如是坛，余坛方法不得相杂。令写咒人洗澡清净，着新净衣，食三日白食，所谓乳、酪、粳米饭，无问纸素竹帛，种种诸物，皆悉许用。”(11)斯二四九八《洗眼符、难产符》：“凡欲书符及印，身行用法，皆与朱砂验酢研之，书画并吞，取井华水，如急待，用军荼利小儿咒，即廿一遍，咒水下符。”(12)
这些文献的内容具有明显的道教文化痕跡。上面所引的种种描述，与道教文献《赤松子章历》卷二《书符式》、《黄帝太一八门逆顺生死诀·造印法》等所言近似。同时，佛教文献，特别是密宗文献中有一些道教术语，如“急急如律令”等等。梁代失名译《阿吒婆拘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有“急急如律令”之语(13)。梁代失名译《陀罗尼杂集》卷五《佛说咒土经》：“急咒如律令。”(14)唐代阿质达霰译《秽跡金刚禁百变法经·神变延命法》：“[符一道]伏连，书心上即差。大吉。急急如律令。[符一道]心痛，书之即差除，大吉大利，急急如律令。”(15)《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说天王真言品第七》：“谨请四大天王各领八万四千树林神……急急如律令。”(16)《龙树五明论》卷上：“当如七月七日取山云竹七枚长七尺者，置画符中。其符曰：……急急如律令。”(17)敦煌文献伯二六〇二《观世音菩萨符印》：“咒咒神符诵念如律令。”而其符印有明显的道教符印痕跡(18)。斯二四九八《金刚童子真言》：“南无南方宝定光如来化身屈叱大将，梵语真身圣者，若有猫、野道、伏尸，急急如律令。”(19)斯二四九八《观世音菩萨符印》：“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急急如律令。”(20)伯三八三五《大部禁方》：“急急如律令敕摄。”(21)
敦煌文献中，有画有道教神符者，如斯二四九八《洗眼符、难产符等》、伯二五五八《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斯二四九八《观世因菩萨符印》、伯二五五八《观世因菩及世尊符印十二通及神咒》、斯二四九八《观世音菩萨符印》、伯三八七四《观世音及世尊符引十二通及神咒》等等。伯三八三五《佛说大轮金刚总持陀罗尼法》记有多种佛教符印，如“波头摩印”、“如意摩尼咒(印)”等等。波头摩印：“有大神力，以日坛木尅(刻)印印身，即放大光明，大地六种震动，将印印於大地，变成金玉一切。立之处以印照四方，皆作宝成。若遇见我者，用印印腿上，即见我真身。”(22)伯三八七四《观世音及世尊符印十二通及神咒》记载了“观世音如意印”、“爱乐之印”等十三枚符印(23)。
另外，相关文献中还涉及咒索。唐代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若障重者，用五色线，诵咒作结，一遍一结，凡一百八结，以系病人颈上，或系臂上，罪障消灭，病即除愈。”(24)唐代阿地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卷二：“若二十年以还小儿病者，以五色线作咒索五十四结，以牛黄研之为墨，於绢片中，抄此咒已，系咒索中，以系病儿项上，即差。”(25)唐代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最胜明王真言品第十三》：“若患疟者，取五色线，童女合之，真言加持三七结，与系项上，则得除差。”(26)此五色线有时为七色线。唐代宝思惟译《大方广菩萨经中文殊菩萨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卷一：“以七色线结咒索，作莲花形，或作轮形，或作金刚杵形，咒之一百八遍，烧安息香薰之，於七日中系自身项上，一切厄难悉皆消散。”(27)此种情形，早已见於中土。《初学记》卷四《五月五日》注引《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28)
受到道教的影响，密宗之咒语也有多种多样的书写方式：有书写於带上者(唐代宝思惟译《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有以牛黄书於纸上者(唐代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甚至可以书写於贝叶、白氈上(唐代般剌蜜帝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①《道教大辞典》第5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艺文类聚》上册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35页。
④《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68页。
⑤参阅《中国符咒文化大观》第6—19页。
⑥《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1期。
⑦《後汉书》第10册第2744页、第9册第2435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⑧《三国志》第5册第1110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⑨参见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
⑩《大正藏》第21册第958页。
(11)《敦煌宝藏》第106册第284页。
(12)《敦煌宝藏》第20册第239页。
(13)《大正藏》第21册第184页。
(14)《大正藏》第21册第609页。
(15)《大正藏》第21册第160页。
(16)《大正藏》第21册第222页。
(17)《大正藏》第21册第957页。
(18)《敦煌宝藏》第122册第396—398页。
(19)《敦煌宝藏》第20册第238页。
(20)《敦煌宝藏》第20册第226页。
(21)《敦煌宝藏》第131册第235页。
(22)《敦煌宝藏》第131册第244页。
(23)《敦煌宝藏》第131册第369—371页。
(24)《大正藏》第20册第153页。
(25)《大正藏》第18册第796页。
(26)《大正藏》第20册第274页。
(27)《大正藏》第20册第780页。
(28)《初学记》上册第74页，中华书局，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