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禅宗史上，禅宗理论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到了宋朝，当时的士大夫爱好禅学，并且支持和参与禅宗发展，这是促动文字禅兴盛的强大社会力量。宋王朝建立初期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臃肿膨胀，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促使一些士大夫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从宋朝开始，学人一般文化修养良好，开始钻研和创造禅宗典籍。许多重要语录、灯录的编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参与。所以两宋时期，文人们对文字禅的支持力度，要远远大于其他禅法的力度。
当时的禅师也受汾阳善昭的影响，把宋初的颂古之风推向高潮，几乎所有能提笔的禅僧都有颂古之作，发表对颂古的评说。于是颂古著作剧增，构成了禅宗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禅的兴起说明禅师的研究已经更加丰富，禅师在重内证上联系禅法与文字禅比较，通过文字禅更加注重知性思维的“解悟”，注重通过学习经典而达到的认识转变，形成了一个更加理性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