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启超从自己的认识出发，阐释和宣传佛典，构架了一套佛学理论。从认识论出发的因缘观，他认为佛教的“因缘”就是世界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的关联。梁启超的这种论断是颇有见地的，也就是承认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

    梁启超对禅学研究中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梁启超十分重视佛学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的现象。其中发展而出的禅宗学说更是他研究的重点。对此他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梁启超的禅学研究还很注重佛经的翻译。因为他认为佛经是外来之学，其生命在于翻译。因此他还写下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评述了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