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为梵文Dhyāna音译“禅那”之略称，意译为“静虑”，旧译也作“弃恶”、“思惟修”、“功德丛林”等，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但它并不始于佛教，而是渊源于古印度的瑜伽术。

    一、瑜伽与外道禅

    禅的思想和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的吠陀和奥义书。《吠陀》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根本经典，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集，约形成于公元前十几世纪到公元前6—前5世纪之间，其内容是对神的赞歌颂词和祭词咒语等，据说都来自于神的启示。吠陀(Veda)的原意即是“知识”，特别是指宗教知识。最古的《吠陀本集》有四部，即《梨俱吠陀》(Rg-Veda，颂诗)、《耶柔吠陀》(Yajur-Veda，祭祀仪式)、《娑摩吠陀》(Sāma-Veda，歌曲)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巫术咒语)。对《吠陀本集》的解释说明即形成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吠陀文献。梵书(Brāhmana)也称净行书，是对《吠陀本集》中的祭仪及其起源作出解释和说明。森林书(Aranyaka)是梵书的附属部分，主要说明祭仪的方法与目的，也涉及一些哲学问题，据说因在森林中写成并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森林书的末尾即为奥义书。奥义书既是森林书的附属部分，也是吠陀经典的最后部分，但它常与森林书甚至梵书相混，不易辨别①。奥义书的梵文为Upanisad，原意是“近坐”，引申为“师生对坐所传的秘密教义”，也称吠檀多(Vedanta)，意为“吠陀的终结”。奥义书现存一百多种，一般认为，其中与吠陀传统有关的最古部分只有十三种(约形成于佛教兴起前后)，分属四部《吠陀本集》。奥义书以思辨的方式来说明并发挥吠陀经典的思想，其内容虽然比较庞杂，有些地方甚至相互矛盾，但其中心思想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为了断灭轮回、亲证梵我的同一以实现解脱，就必须采用瑜伽等修行方法。

    瑜伽为梵文yoga的音译，意思是“结合”、“相应”，即通过静坐、调息来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使精神专注，以达人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相应冥合之境。瑜伽术在古印度出现得很早，考古学者曾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颗刻有跏趺而坐作沉思冥想状的神像的印章，还发现一些作瑜伽坐法的刻印，这些被认为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的文物表明了瑜伽实践的古老性。瑜伽术后被婆罗门教所吸收，这在成书于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梨俱吠陀》中就有所记载，在《广森林奥义书》和《鹧鸪氏奥义书》(约成书于佛教兴起之前)中则有更进一步地论述。《白骡奥义书》(约成书于公元前300—前200年)和《慈氏奥义书》(约成书于公元前200年)等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瑜伽的种种行法，而且对瑜伽法进行了分类，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等范畴，把“禅”包括在瑜伽之中。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左右)在强调为了达到梵我一如的解脱境界而必须修习瑜伽时，对瑜伽实践法所作的种种具体描述，例如精神的专注、呼吸的控制等，许多都与佛教提倡的禅定相近似。古代印度哲学中瑜伽派的根本经典《瑜伽经》系统地提出了瑜伽的“八支行法”，即“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那、三昧(即“定”的音译)”等修习瑜伽的八个阶段，其中也包括了禅和定的修习。

    瑜伽禅定曾为印度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许多教派所普遍采用，在民间也广为流行。释迦牟尼在成道之前就曾跟随数论派的先驱者阿罗陀·迦蓝(Arāda kālāma)和郁陀迦·罗摩子(Udraka Rāmaputra)修习过禅定，他证得“无上菩提”而觉悟成佛据说也是在禅定过程中实现的。佛教正式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释迦在阿罗陀·迦蓝和郁陀迦·罗摩子处所习的“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都成为佛教禅定的重要内容。不过，佛教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发展，特别是以“无我”破除了个体灵魂(人)和宇宙精神(神)的实在性，也不再以禅定为修习之终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甚至把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教义也融入禅之中，并进而把佛教之外的各种禅称之为“外道禅”以示区别。佛教禅与外道禅的重要区别，除了以“无我”为理论基础，通过禅定而追求智慧解脱之外，一般来说，还在于佛教禅排斥苦行，且不以获得神通为最高境界，同时，在修行方式上，佛教禅也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系统。

    二、佛教小乘禅

    佛教的“禅”，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有大乘禅和小乘禅两大类，其内涵与实践的方式都是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与充实的。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曾指出：“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它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行法。小乘禅的种类也相当繁多，有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其中又有世间禅和出世禅等不同的区分。概括言之，其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

    “四禅”亦称“四静虑”，是超离“欲界”而入“色界”、与色界观想和感受相应的四种禅定，其自性均为“心一境性”，其作用均为“能审虑”。按其修习次第，四禅的思维活动形式和心理感受、精神境界分别为：初禅，习禅者通过“寻”(寻求、觉)、“伺”(伺察、观)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因而在精神上生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喜”“乐”感受。二禅进一步断灭以“名句文字义”为思虑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称“内等净”，由此而获得的感受也是喜乐，但这种喜乐并非“离欲”所得而是来自于禅定本身，故名“定生喜乐”。三禅进一步舍去二禅的喜乐，住于非苦非乐的“行舍”之境，并以“正念”(正确的忆念)、“正知”(正确的智慧)继续修习，由此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又舍去三禅之妙乐，唯念修养功德，故名“舍清静”、“念清静”，由于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故由此而获得的感受为“不苦不乐”。据称，修此四禅者，死后可生于色界四禅天。

    “八定”是在上述色界之“四禅”之外，再加上五色界之“四无色定”。“四无色定”也称“四空定”，它们依次是：(1)“空无边处定”，这是超越四禅的色想、只以无边虚空为观想对象的禅定。(2)“识无边处定”，这是超越空无边处的观想而与“识无边”相应的禅定。(3)“无所有处定”又进一步超越无边处的观想而静观一切“无所有”。(4)“非想非非想处定”，习此定者连一切无所有的想法也舍弃而达到一种非有想、非无想的绝对寂静美妙之境界。据说，修习四无色定者，死后可生于相应的四无色天。

    由于四禅八定仅涉及思维形式和心理过程，它也可以为有着不同观点的佛教之外的各种教派所利用，而且据说它本来也确实是来自于外道，因此，佛教并不把这类禅定放在最高的地位，也不认为习此禅定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而只是把这类禅定视为接受其教义并进一步修习其他各种禅定的基础。在其他各种禅定中，“灭受想定”是很重要的一种。

    “灭受想定”亦称“灭尽定”，此定与上述八定合称，即为“九次第定”。所谓“灭受想定”是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的一种禅定。在小乘佛教看来，依次修习“九定”中的前八定所产生的境界仍然在生死流转的世俗世界之内，因而“八定”只是有漏定——世间定，只有“灭受想定”才是出世间的无漏定。它是禅定的至极，为佛教“圣者”所修，由此能超出“三界”而得到涅槃解脱。

    三、佛教大乘禅

    大乘禅即大乘佛教的禅，它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乘禅的许多内容与方法都为大乘禅所继承和发挥。不过，与小乘禅相比，大乘禅的范围更扩大了，有无量无数三昧的名称。大乘禅不再拘泥于静坐等某些固定的形式，而是依附于大乘佛教的理论。它作为观悟佛理的重要方法，与教理教义密不可分。例如，大乘般若学主张万法性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生，没有独立自存的实体或主宰，没有质的规定性，因而都是虚幻不实的，是假有。假有性空，非有非无，是名诸法实相，即宇宙的真实相状。把这种观点与禅法结合起来，要求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就是大乘禅中最主要的禅观之一——“实相禅”。再如，佛教中有念佛法门，小乘修行法“十念”之首即为“念佛”，“五门禅”中也有包括“念佛”的。②佛教认为，修习念佛禅可以对治各种烦恼，有助于达到涅槃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小乘佛教所说的佛仅指释迦牟尼佛，且不承认有佛的形相出现，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通过念佛，不但可见到佛的形相，死后还可往生佛国。因此，大乘佛教的念佛，无论是念的方法还是所念的对象，都有许多种。把专心念佛的禅观与各种大乘思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大乘佛教中又一重要的禅观——“念佛禅”。大乘念佛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般舟三昧”(亦可译为“佛立三昧”或“佛现前定”)。《般舟三昧经》在介绍这种禅定时，一方面宣扬专心念佛即可使十方诸佛出现于眼前，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信奉大乘佛教“人法皆空”之观点的必要性，认为它是欲得般舟三昧的重要前提。经中还以大乘般若学非有非无的观点来解释“佛”，认为只有不执著于佛，才能成佛。《观无量寿佛经》在讲到念佛时也发挥了类似的思想，认为通过观想念佛而见诸佛现前，即可体悟到诸佛如来皆唯心所现的大乘佛理。《文殊说般若经》所说的通过念佛禅而入“一行三昧”，更是将禅观视为证得般若空观的重要方法。

    佛教禅虽不以获得神通为目的，但并不否定禅定可以引发神通。佛教将修禅可达到的神通一般分为五类，即所谓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再加上漏尽通，则为“六通”。据说前“五通”可以通过修习四禅而获得，故外道凡夫也可达到，而断尽一切烦恼的“漏尽通”则仅限于三乘圣者可得。《大智度论》卷二十八则称，唯佛能得“六通”。佛教关于禅定可以引发神通的思想，在佛教禅法传来中国后，曾在中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佛教始终十分重视禅定的修习。小乘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大乘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禅定在大小乘佛教的解脱理论与修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禅、禅定与汉代禅经的初译

    其实，严格说来，禅与定并不是一回事。“定”是梵文Samādhi的意译，音译作“三摩地”或“三昧”等，《俱舍论》卷四将它定义为“心一境性”，即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而“禅”，如前所述，是静虑的意思。《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中云：“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故名静虑。”《慧苑音义》卷上中也说：“禅那!此云静虑，谓静心思虑也。”可见，禅的本义有二：一是使心绪意念宁静下来；二是正审思虑，如实了知所对之境。前者与止或定相近，后者与观或慧相近。因此，《俱舍论·分别定品》中说：“诸等持(即“定”的异译——引者)内，唯此(指静虑——引者)摄支，止观均行。”这就是说，禅虽为色界心地定法之一种，可以包括在“定”之中，但广义之禅，却又包含了一般所讲的止与观、定与慧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国佛教一般将禅与定并称为“禅定”，中国禅宗又以禅命宗，倡“定慧等学”，重“明心见性”。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明确将“禅”解为“定慧”，认为禅者，“定慧之通称也”。这一方面扩大了“禅”的范围，使其含义更为广泛，另一方面，从佛教本身来看，也不能说是毫无理论之根据。

    中国禅宗奉菩提达摩为初祖。但考之史实，中国禅并非自达摩始。由于“禅”与整个佛教关系密切，是佛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随着大小乘佛教的传入，大小乘禅也同时传到了中国。在菩提达摩以前或与菩提达摩同时，仅就僧传所记，从事禅经翻译，或修持禅业、传授禅法者，就有七十余人。

    一般认为，佛教自两汉之际即经西域传到了中国内地，但佛典的大量译出，则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最早来华传译佛经的主要有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他们在分别译介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和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译了数部禅经，把大小乘禅法介绍到了中国。由于汉代社会盛行神仙方术，而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所倡导的禅定修习等许多方法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吐纳养气等道家方术相近，因此，在东土最早得到流行的禅学是安世高译介的小乘禅数之学。

    ①  见黄心川《印度哲学史》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89。

    ②  “五门禅”即五停心观。其内容有二说：一说为“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界分别观、数息观”，另一说为“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