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佛教管理机构比较健全：最初，上设“总制院”，下置“功德使司”；后来，“总制院”改称“宣政院”，“行宣政院”取代“功德德司”。其间，曾一度取消“行宣政院”，以16所“广教总管府”代替，但不久又恢复了“行宣政院”。这套佛教管理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套机构的管理和调节下，元代佛教虽然发达，但不至于与国家争夺利益，不会导致国家以“灭佛”的极端手段解决矛盾。因此，元代佛教始终处于顺利发展之中。

    元代佛教与世俗社会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光禄大夫”刘秉忠，本来是一个僧人，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元初的典章制度，都出自他的手笔；甚至“元”这个国号，也是刘秉忠奏定的。一代名臣耶律楚才，佛学造诣极高，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在经济方面，寺院经济发达而丰富。佛寺拥有大量田产——从元世祖到元顺帝，朝廷施舍给佛寺的田地多达3200多万亩。同时，佛寺还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从解库(当铺)、酒店、商店、舍馆，到碾坊、渔场、仓库，乃至煤炭、铁矿、银矿的开采，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这种局面，必然在佛教文化方面得到反映。其中，元杂剧就反映了当时蓬勃兴旺的佛教现象。《目连救母》，是以佛教故事为内容的一部著名杂剧——目连在佛陀的指教下，解救自己的母亲脱离了“饿鬼道”。《东京梦华录》里面记载了《目连救母》盛行当时的状况：每年7月初7日就开始上演这部杂剧，到7月15日“盂兰盆节”的时候，“观众增倍”，热闹非凡。

    元杂剧不仅有很多以佛教故事为内容，而且在语言方面也融入了佛教文化的成分。例如，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其《金线池》第1折里面，就有“佛留下四百八衣饭”、“那些个慈悲为本”等道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足见当时佛教信仰的深入。

    元代萧德祥的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楔子》里面，有这样的道白：“既然哥哥有酒，我们借花献佛，与哥哥上寿咱!”成语“借花献佛”就是由此产生的，用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

    《通俗编·释道》主张：《过去现在因果经》里面有“瞿夷寄二花于善慧仙人以献佛”的经文，“借花献佛”当是“寄花献佛”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