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是三宝之一，与佛、僧两宝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态，各有自己的宗教作用，不可混淆。

    事相三宝是从三宝的外在表现来讲的。如果从内在的理法来讲，三者的关系则完全不同。这种按照内外理法来解释三宝的理论，称为“理体三宝”。

    所谓“理体三宝”，指三宝内潜藏着的一种统一的理法。这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三宝虽然表现为三，但本质是一致的，因而相互是统一的。例如佛虽是佛宝，但佛能说法，于法得自在，本身就是法宝；佛也具有出家僧人的德行，又属于僧宝。由此，在佛宝的身上，可以同时体现佛、法、僧三宝的性质。同样，法虽属法宝，但它的本体具备能够产生诸佛的性质，所以也是佛宝；法法平等，也具有僧人不诤的德行，具备僧宝的性质。法宝本身也体现出三宝所有的性质。僧固然是僧宝，但它具备观照的智慧，可称为佛宝；有轨持之用，也属于法宝。僧宝同时也体现出佛宝、法宝的特点，如此等等。这种理论认为佛、法、僧任何一宝均能圆满地体现着其余二宝的特性，所以任何一宝都可以作为整个三宝的代表，这称为“一体三宝”。

    一体三宝的理论不仅强调佛、法、僧三者的地位平等，特别还强调三者兼融兼持，不可偏废。从健全佛教的宗教品性来说，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它可以引申出另外一种含义：既然任何一宝均能圆满地体现其余二宝的特性，任何一宝都可以作为整个三宝的代表，那么，自然可以用三宝中的某一宝或某二宝来代表整个三宝。中国早期禅宗的寺院不立佛堂，只设法堂，与这种“一体三宝”的思想就不无关系。

    佛教传统又认为，佛法本身是天地间超越任何存在，乃至任何佛的永恒的宇宙真理。无论佛出世也罢，不出世也罢，佛法本身都永远存在。所谓“佛”，原意不过是“觉者”。他之所以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他觉悟了天地间的这种宇宙真理。任何人只要能够觉悟这种真理，都能够成佛。

    根据这一理论，佛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觉悟了佛法，传播与体现了佛法；僧之所以值得尊崇，是因为他正在体认与实践着佛法；佛教典籍所以尊贵，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佛法，代表着佛法。归根结底，只有佛法本身才是佛教存在的基础，才是三宝中最根本的东西，才是天地间至尊至上的存在。这一理论与事相三宝把佛、法、僧看作平等的存在，与一体三宝把佛、法、僧看作统一的存在都不相同，强调只有佛法才是佛教真正的基础。

    从上述理论出发，有的佛教僧人认为：所谓法宝，就是佛法本身。它是遍于十法界而不增不减、无二无别的真实法界，是永存不灭的世界真理；能够完全地、圆满地体认这一最清净法界的，就是佛宝；只能部分地体现这一最清净法界的，就是僧宝。这一种观点在肯定最高理念——佛法的前提下，将佛宝、僧宝都统一在法宝的基础上，并按照体认佛法的深浅程度来区分修行者层次的高低。这种理论突出了佛法在整个佛教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与释迦牟尼逝世前提出的“以法为依止”的遗教精神完全一致。由于这种理论圆满地融合了佛教的三宝理论与“以法为依止”的观点，所以为很多人接受，成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隋费长房所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五称：“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反映的正是这种观点。

    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即使是释迦牟尼，都有生有死，属于佛教所说的有为法。人的语言音声，也都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有起有落，有生有灭，也是有为法。典籍虽然也有聚散消亡，但它存世的时间毕竟超过人的生命与音声。所以，在古代，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佛法也要靠佛教典籍来传承载述。由于佛教典籍载述了佛法真理，所以，在佛教中，佛教典籍代表了佛法。出于这种认识，佛教的各个派别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必须编出新的经典，以便使自己的理论蒙上权威的灵光。佛教的经典由此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也由于这个原因，历来认为抄写、供养经典可以得到无限的功德，如顾况所撰《虎丘西寺经藏碑》称：“瞿昙教迹，不舍有表，不住无表。……譬如无根，安得有华?故觉华长者得定光如来授记，鹿仙长者得释迦如来授记，宝手菩萨得空王如来授记，皆因造藏而得作佛。”(《全唐文》卷第530)既然写经造藏的功德无量，甚至可以因此而成佛，所以写经造藏自然成为四部弟子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翻开中国佛教史，历朝历代，虔心收集、翻译、整理、传写、供养、修造佛典与大藏经的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在中国佛教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绚烂夺目的一个场景，影响至今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