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人陆龟蒙《詠秘色越器》脸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越窑秘色青莹滋润之美，也是“秘色”之名的滥觞。由此可知，早于唐代，已存在秘色瓷。

    至于何为“秘色”及其含意，古往今来却有多种解释：

    宋人周辉《清波杂录》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持“秘色”始于吴越钱氏之说。而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却将龙泉青瓷称作“秘色”，云：“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记有“高丽秘色”，金人赵秉文《汝瓷酒樽》称汝窑青瓷为“秘色”；此外，又有明人著《玉芝堂谈荟》云：“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关于“秘色”还有指为湖田窑影青等诸多说法，皆为探究者之言，后世其中既有旧时京城显贵，清末遗老，也有名校教授，清室善后清点委员与善于精*(左钅右监)的古玩业者，亦有众说。

    有古玩业者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就明确指出，浙江省余姚上林湖越窑的唐至五代青瓷即为秘色瓷。笔者于1937至1948年间在上海的古董市场，曾见到大量的越窑器，造型不等，有葵口碗、盘、洗、划花盖盒、长颈瓶等。其中部分胎薄体轻，釉面温润青翠若同“千峰翠色”的精品，辗转流入北京市场。将这些器物多配有精制囊匣，签书“唐秘色窑葵花瓣口浅碗”、“唐秘色窑八棱长颈瓶”等。这些早于四十年代初就确认的“秘色瓷”与后来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在六十年代考察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等采集的标本，乃至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4年)，供奉的秘色瓷器(有“物帐”标明)完全一致。这些考古标本与珍宝再次证实了，所谓“秘色瓷”实为唐至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之上品。

    秘色瓷的问题既然早已解决，为何社会上还会长期流传着种种异说?笔者认为，这是受秘色瓷影响及追摹秘色瓷的窑场产品给人造成的混沌与困惑。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国瓷器行销世界，影响深远。毗邻的高丽国、与大唐王朝过从甚密，文化交流广泛。是时，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高丽，而高丽国同时也仿造中国越窑青瓷，几欲乱真。北宋人徐竞曾于宣和五年(1213年)作《奉使高丽图经》书中有“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狡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从实物看，也的确如此。如韩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青瓷八棱长颈瓶，虽有素面、暗刻与嵌黑白花几种装饰，但造型无一不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八棱长颈，素面器尤为乱真，只是高丽的器颈略为细长，口沿下多一小整而已。又如198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于南苑发掘的金大定二十四年(1984年)墓，曾出土一件青瓷葫芦形执壶，釉面青绿光润，胎质灰白坚细，出土时亦有越窑、龙泉窑、高丽青瓷之争议、经笔者鉴定确认为高丽青瓷。这是因为此器造型独特、器腹上小下大，曲流细长斜直，柄若宽带，明显有别于我国越窑器型制。高丽青瓷盘、碗类素面器，因刻意追摹越、汝二窑，更为难辨。在各地博物馆藏品中，不时见到混淆于越窑青瓷中的高丽青瓷、其特点是胎质不及越窑坚硬细密，釉面略为干涩或有细密开片，底多有粘沙。此外，唐至五代时期，秘色瓷作为被皇室推崇的贡品而促使是时的其他南、北窑场争相追摹。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唐至五代时期的耀州窖，因毗邻京都城长安而受到这种影响。以致有唐郑仁泰墓出的刻“官”字款青釉五葵口碗与扶风县法门寺秘色瓷出土时，都曾有越乎?耀乎?之争。又如辽开泰七年(1018年)辽陈国公主与附马合葬墓、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国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刻对蝶、缠枝花卉青瓷盘、碗等等，出土后，亦长期有越、耀之困惑。

    笔者认为，越州与耀州两窑，东西南北相距数千里之遥，虽产品造型、纹饰同具时代风格，胎、釉工艺却不相同。唐代的耀州窑器多裹釉支烧，釉面乳浊肥厚，圆器未见玉壁底，而秘色窑多胎体细密，釉面稀簿平滑如玉，圆器支钉肥大留有痕迹。五代时二窑青瓷均胎轻体簿，盘、碗亦多是五出葵口，但耀州窑器不及越窑胎体坚硬，釉面青绿色较越窑色浅，碗足不及越窑器之外撇。据此，郑仁泰墓“官”字款青釉五葵口碗应为唐代耀州窑器，而扶风县法门寺的青釉器则为越窑“秘色瓷”。

    越窑的制瓷窑场，唐代集中于浙江省上虞、余姚、宁波等地，至晚唐、五代已扩展到诸暨，绍兴、镇海、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县，从而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越窑系，从而1986年——1988年，笔者曾两次到杭州，去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省考古队参观、学者，饱览各窑口发掘标本，收益非浅。所见余姚县上林湖产品相当精美，显示越窑特色；而邻近黄岩的临海县许墅窑产品尤其典型，过目所及的标本，有刻花、镂空工艺之香薰、盒等，均胎质细密若玉，釉色青绿如翠，堪称“秘色瓷”上品。笔者据此认为该窑场不见经传，却极可能为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故乡之一。

    唐至五代时处于东南隅的吴越政权，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为谋求偏安以“保境安民”为国策，不借生产质地上乘，数量颇丰的“秘色瓷”，进贡于强大的北方诸国。此举的影响，最先扩展到安徽省的歙州窑，竦口窑与绩溪窑及而颇及江西省景德镇的黄泥头等窑。这些窑口所产青瓷与越窑工艺一脉相承，但造型、纹饰略粗，釉面冷黄，支烧方法也略有差异。

    “秘色瓷”的烧造唐至五代最盛。其后，随着吴越国的覆灭而渐次式微。笔者曾见不少的接近宋代风格的越窑器物，有款的如后晋石敬唐天福五年(942年)的青瓷长方砚，北宋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的“太平戊寅”(978)款盒、碗。署端拱、淳化、元丰纪年款的等粗器，工艺粗糙，由此不难窥见，曾经盛极一时的越窑器，已呈现渐被北宋初期兴起的龙泉窑青瓷所取代的迹象。

    下面，笔者再谈谈建国以来，“秘色瓷”在国内出土的精品：

    1、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收藏有1956年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五代越窑凸莲瓣带托盏。其造型隽秀，釉面青翠滋润,工艺精细，器底刻有“项记”款。初定为国宝。

    2、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1987年出土有详载于“物帐”的秘色瓷十四件，其造型以五出葵口的盘、碗为主，器腹分深浅二式或有折腰。其中两件银扣碗，外涂漆平脱银花，装饰精美。尤为难得的是碗外壁还残留着有唐代白描画的包装纸，成为研究唐代绘画的宝贵资料。地宫中还出土一件长颈八棱瓶，此种瓶即是前文提到的高丽青瓷追摹并流行的造型，另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二件；其一为1964年先师孙瀛洲先生于北京琉璃厂购得，经考证确认一级品，其二为1979年笔者为故宫收集的一件，以上两件相比，前者足径略大，底旁刻有“四”字，后者腹部下收，底旁刻有“七”字，此件送来展出。另有1959年收集到的类此的圆腹长颈瓶一件，也收藏于故宫，均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与余姚窑址出土器完全相同。

    3、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1981年于北京西郊八宝山辽代统和十三年(995年)名士韩佚墓出土的秘色瓷九件，其中刻花宴乐图执壶造型优秀，纹饰清晰，釉面温润呈青灰色，器底刻“永”字。此壶与同墓出土的刻鹦鹉纹的花口碗，均为“秘色瓷”的上品。

    4、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1983年于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发掘的，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秘色瓷”暗刻对蝶花口洗，缠枝莲洗，精致程度无可名状，为辽代皇家用瓷，可与法门寺的“秘色瓷”媲美。

    5、浙扛省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于临安县唐天复元年(901年)水丘氏墓出土的二十五件“秘色瓷”，其中采用镂雕彩绘工艺装饰的云纹香薰及盖罂、灯等、应为国宝级的上乘之器。

    6、苏州博物馆藏有1979年江苏省吴县七子山，五代钱缪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镂空方盘和银扣碗。此种四方委角镂空方盘，可层层高叠，或单个使用，余姚窑址曾采集有标本，同此造型的，还有宋定窑，辽缸瓦窑三彩器与高丽青瓷。

    7、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的典型“秘色瓷”一批。其中钱元瓘墓出土的瓷罂，浮雕云龙，龙身贴金、富丽华贵，气势磅礴。

    8、江苏省吴县藏有江苏省武进西村出土的五代“秘色瓷”镂空卷草纹香薰，胎轻体薄，釉色葱翠，工艺精细。此种精美的香薰，浙江省余姚窑与临海县许墅窑均有标本出土。

    9、江苏省南通市博物馆收藏有1973年于本市出土的晚唐“秘色瓷”刻花皮囊壶，器腹凸雕仿皮囊式的缝合纹，造型别致，相类唐代邢窑作品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银流金舞马衔杯皮囊壶，为世所罕见，一级品确认时被认定为国宝。

    10、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江苏杨州五湖乡出土的“秘色瓷”瓜棱壶，其与杭州五代墓出土的瓜形执壶相同。壶身分六瓣瓜形，上小下大，覆以瓜蒂钮半圆器盖，上下合为一体，造型秀美，釉色碧翠，并有银扣装饰，均为“秘色瓷”上品。

    11、江苏省镇江市藏有1980年北宋墓出土的“秘色瓷”八棱盖罐、器身修长，分呈八方，亭顶形盖，釉面青绿，晶莹明亮，也系珍品。

    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多件“秘色瓷”精品，尤为早年出土的刻划海水龙纹碗最为出色，同类见于大英博物馆藏品。

    “秘色瓷”作为陶瓷精品，历来被受重视，正如清代乾隆鸡缸杯上御题诗所赞“李唐越器人间无”，其来龙去脉曾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疑案，困惑陶瓷界达数百年之久。如今随着扶风法门寺珍宝与贡品“物帐”的出土，这层迷雾被化解，本次由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国际“秘色瓷”研讨会诸位学者的发言，必将进一步把“秘色瓷”的研究引向深入，我在此谨祝大会圆满成功。

    耿宝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