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造型艺术和实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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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佛教人物造型艺术

    法门寺佛造像在本书第二编已列专章介绍,本节仅作艺术性方面的评价。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艺术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作为弘扬大乘佛学的古刹,法门寺佛造像艺术的历史可上溯到周魏时代,而北魏时期恰是中国早期雕塑艺术的渐变期。法门寺所留石刻造像碑,留有二像,一高5寸,一高寸许,造型具北魏特征,然像已残损,面目不清,无以评价,不能领略那“瘦骨清相”的神韵引以为憾。

    唐代是法门寺鼎盛时期,佛造像遗存亦丰,主要存于两处:

    一在真身塔内,发现唐代铜质佛像一尊,其造型特点是:螺髻,面圆润,前额有白毫相,合目凝神,身着袈裟,肩头饰有莲花,袈裟下部为圆草纹边并垂地,袒胸,腰系裙带,带上饰云纹,带下饰回形纹,结跏趺坐,两膝以鱼子纹为底,其上饰有变形莲花,两手合捧一小钵,手上皆带钏,下垂长穗。另有泥塑佛像2件,通高5厘米,刻有“敦煌唐佛”字样;

    二在唐塔地宫内,方法有模铸、石刻、线刻、木雕、彩绘及浮雕、园雕等造像方式。佛造像分布如下:①镌于佛指舍利宝函上的释迦牟尼、四天王、六臂观音、金刚力士;②置于宝函内的檀木微雕供养人;③镌于供养器上的飞天、驾鹤仙人、吹笛人、抚琴人、吹竹人、捧杯人、接珠人;④镌于棺椁、宝函、塔上的如来、普贤菩萨、文珠菩萨、接引使者、观音、四天王、力士、弟子、侍者、童子、胁侍、飞天、小鬼、夜叉;⑤模铸成形的鎏金菩萨、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及附于菩萨像体上的天王、金刚;⑥石刻菩萨、天王、金刚、胁侍等。“佛国”人口众多,乃至我们无法一一说明其归属、描绘其造型。为了了解这批佛造型的艺术特点,选几个典型描述如次:

    流金菩萨:高髻,戴花蔓宝冠,宝缯垂肩,上身袒露,左肩佩皂巾,臂腕饰钏,双手施印,下着羊肠大裙,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有身光、头光,莲花座饰上下两层莲瓣,每层6瓣。下穿接园形束腰,束腰下为莲瓣座基。

    捧真身菩萨:高髻,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披披帛,臂饰钏,双手捧茶盘,下着羊肠裙,双腿左屈右跪于莲台之上,通身饰以珍珠璎珞。

    南方天王:头戴花冠,身着甲胄,两目有神,双唇微合,右手持剑,目视前方,威严庄重,着红、绿、黑三色。

    六臂观音:着金冠、披妙衣,颈饰项圈,竖右膝跗左趺上,坐莲花座。有六臂,右上手托右颊,中手执莲花,下手挡金山,呈思维像。

    大日金轮:如来形,披袈裟,戴金冠,有头光、身光,光中流出诸多金轮,双手作智拳印,结跏趺坐狮子座。

    药师:髻冠,头光,身光,披袈裟,跏趺坐,右手执锡杖,左手持钵于腹前。

    释迦如来:着髻冠,披袈裟,跏趺坐莲台上,有头光背光,左手舒置腹前,右手屈前臂于胸前,拇指与无名指相捻,余三指舒。

    从造型看,法门寺唐代佛造像中印度佛教艺术的痕迹已淡化,不靠裸露肌肉表现人物,而更多地借重服饰。地宫出土的佛造像以庄严、狞厉的美为主,且多为男性。北魏时的“瘦骨清相”少见了,唐代佛造像追随唐人的审美情趣,以丰硕为美。佛和菩萨乃至力士、侍者,无论大人物小角色,大多颊丰颐满,或庄重温雅,或垂眸微笑,或威武凶猛……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这种审美标准的改变与大唐的物质文明有关,良好的生活和升平的社会景象养胖了唐人,体态丰硕自然是其时生活条件优越的结果,人们向往过上好生活便羡慕体态丰硕的人,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审美的标准。世俗的氛围占了主导地位。佛的世界又是人的世界,所有的佛国臣民便也“丰硕”起来。艺术家们塑造佛像时以佛教为题材、而以真实的唐人为模特儿,注重表现人体肌肉的健美、强壮、韧性和力度。衣带的轻快飘举可突出肉体的质感和动感。加之雕塑材料很高档,金、银、铜、汉白玉石、檀木等,更能显出其雍容华贵的美,与“盛唐气象”相称,这便是大唐风格。

    唐人造像不仅重技法,更重内涵。艺术总要忠实地反映现实人生和佛法旨趣。这批佛造像从宗教方面看,包含有丰富的当地密教的内容,按密宗教义造像布置成曼荼罗坛场,这是典型的密宗艺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仅限于艺术,其历史内涵还延伸到政治、哲学、宗教、外交诸方面;这批造像还曲折体现了佛教的包容性和大唐的三教调和,在泱泱佛国还有道教神仙添列其间,供养的茶罗子上錾刻“头束结、著裹衣的执驾鹤仙人和代表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凤凰、鸿雁、鸳鸯、鹦鹉等。这批造像还表现了吹箫、下棋、弹琴、弄蛇等世俗生活内容,以此奉佛,使佛法更贴近现实,而且佛像已多具唐人气质,佛已变得颇世俗颇人情味,这说明唐人在顽强地追踪现实人生、努力改造佛教世界,使彼岸更为贴近而不是可望不可及。

    法门寺宝塔和地宫的这批造像代表了唐代雕塑艺术的风格和发展水平,虽无魏晋的“气韵生动”,但其磅礴、飞扬、雄浑、华贵的气象为后世各朝所不可企及。

    法门寺宋代佛造像无存,但据碑文所载,知其造有九子母像,《法门寺重修九子母记》云:”……其母则慈柔婉约,且丽且淑,镐然处中,视诸子如有抚育之态。其子同是有裸而携者,有襁而负者,有因残而欲啼者,有被责而含怒者,有迷藏而相失者,有羁午牵衣而争恩者;二人焉,有胜冠服膺而类待者二人焉。”题材来自佛经《佛说鬼子母经》,但创意是宋代的,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关于明清至民国的造像艺术,梁福义著《法门寺纪事》一书作了细致的分析,节录援引如后:

    1985年清理塔存佛像共有佛98尊。塔存佛像的共同性是:螺旋发式,大都袒胸露乳,乳房丰满,分说法式与禅定式两类姿态。明代铜佛像,面相方园,额面白毫相为窝状、圈状,犬部胸前有卍字,像座为莲台下圈座,莲瓣尖向上;民国铜佛像,面相上方下圆,白毫相为乳钉状,衣纹装饰繁缛,造像莲台为正倒二层莲瓣。铜佛像虽然雷同,但统一中各有其异,给人印象是整齐生动。同样是拿法器,手势姿态各不相同:有的右手指拿一法器,左手掌心向上放右趾;有的双手胎法器于胸前;有的左手拿法器放左膝,右手捻佛珠,扣右膝。手式放置也有变化:有的两手参和,掌心向上,但拇指内曲,平放右趾;有的双手藏袖内,抱腹前;有的右手扣右腿,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右趾;有的右手拿起一宝珠,左手掌心向外,立放左膝;有的右手扣大腿,左手掌心向上放左膝上;有的左手抬起,右手平放腹前。装饰虽大体相同,但变化微妙:有的螺旋发式,肉髻,胸额有圈状白毫相,右披袈裟,袒露左臂,带手镯;有的虽也是螺旋发式,但无髻平顶,身着袈裟,袒胸有卍字;有的也是螺旋发式,但为乳头状髻顶;有的平发头佛冠,高发髻,乳钉状白毫相有耳饰,胸佩璎珞,左肩鹦鹉,右肩净水瓶;有的虽然也是五尖佛冠,高发髻,有耳饰,戴手镯,但上身袒露,脖上带一镶嵌宝珠的项练;有的为螺露小圆顶,额有圈状白毫相,有的头戴天冠,圆发髻,圈状白毫相,身着袈裟,衣边饰以花纹,袒胸露乳;胸前饰以璎珞花,右肩杨柳枝左肩鹦鹉。铜佛像姿态不同,神情表现不一,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有的明眸圆睛,正目凝视;有的闭目凝神,若有所思;有的虽也闭目,但眼尾嘴角现出微笑。引人喜欢,说不尽的得意神情;有的方耳垂肩,仰胸鼓腹,裂嘴大笑;有的左脚踩祥云,右腿弯曲足踩鳌颈,鳌头向右,头顶宝瓶,尾托一捆经书,前立一献珠巨龙,显然象一佛国英雄的姿态。这些铜像中有一带剑鎏金铜铸文殊菩萨象,造型尤为精美,这一菩萨头戴五尖佛冠,高螺髻,袒胸露孔,有耳勹饰,佩璎珞镶宝珠,腕戴手镯,右肩佩系经书,他有四只手,上两手曲肘抬起,右手持剑,左手掌弓;下两手抬起于胸前,掌心相对,作说法式,结跏趺坐。这只铜像高只有17.6厘米,重0.8公斤,小巧玲珑,巧夺天工。

    明清之后的法门寺佛造像技巧娴熟,制作精美;失于太重技巧,人物造型大多显得僵硬,缺乏内在的蓬勃的生命感。虽小有变化,但千人一面的现象较普遍。艺术上的缺陷很明显;无北魏雕塑的神韵,无大唐雕塑的气势,产生不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量。

    建国后法门寺也有塑像,如大雄宝殿内的佛祖、迦叶、阿难、文殊、普贤,比较而言,还是武功匠人马伯龄居士1986年新塑的十八罗汉别有风格。罗汉造像盛行于宋代以后,是佛教中办经之后的雕塑艺术。罗汉观念源于印度,但印度并未形成罗汉信仰,也没罗汉造像模式。法门寺的佛造像在宋以后,明清之前这数百年里,罗汉造像是个缺门,马先生的创作填补了法门寺佛教艺术的一个空白。

    法门寺佛造像的发展变化与法门寺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一致性,或者说他们在佛教发展史中走过了相似的历程,在浩瀚的时空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永恒轨迹。

    第二节  佛教器物造型艺术

    本节的佛教器物主要指为法门寺佛事专用的器物,包括法器及瘗埋舍利的宝函、棺椁、灵帐、宝塔之类。主要是唐物,反映了唐代佛教器物造型艺术的最高水平。

    法器中的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堪称世界锡杖之王,其造型艺术令人叹为观止。锡杖全长1965毫米,杆径32.5毫米,轮高345毫米,重2390克。杆身筒形,分上、中、下三段,上下段之间以凸起之仰莲瓣作栏界。杖杆顶段有两重仰莲座,莲座之间以五股金刚杵相接。上层莲座承托智慧珠。杖首有两个垂直相交的桃形轮,桃轮上套置12枚外径67毫米,内径48毫米、厚2毫米的园环。轮顶焊接有两重流云束腰仰莲座,座上各托一智慧珠。锡杖各部分的形制及1、2、3、4、5、8、12等数目字的运用都与佛教教义有关。

    佛教教义中有“一心二门”(一如真心;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一心三观”(一念心;园融三谛空、假、中)、“三宝”(佛、法、僧)、“三藏”(经、律、论)、“四谛”(苦、集、灭、道)以及“五戒”“、八正道”、“十二因缘”、“十二钟经”等等。佛教艺术是充满想像力和象征的艺术,佛教艺术家们总要千方百计使他们的设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赋予器体以无穷内涵。迎真身锡杖之数字运用盖寓其意。

    锡杖的形制有园筒形、桃形、环形、莲瓣形。从总体上看,风格简洁、流畅、挺拔,顶端的造型又有几分怪异,这种造型的艺术感觉是威严而神秘的,赋予持杖者以权威和高贵。这种权威和高贵的设计思想还体现在通体錾刻精细的纹饰上,其内容有:珠莲纹、海棠纹、团花纹、鱼子纹;莲瓣、绕枝蔓草、蜀葵、忍冬花;流云、山岳;12园寂僧;84字錾文。这些都是唐代器物常用的装饰,但特有的莲瓣、僧人、錾文注明了这是佛教器物。和锡杖的简洁形体相比,这些装饰显得繁缛,配上金花银锡的质地,更显精美华贵。这样的造型和装饰体现了权威和高贵,密宗结坛使用时与高僧大德的身份相称。

    法器钵盂、臂钏、阏迦瓶亦是典型的大唐风格,从造型看,不失两汉的浑厚大器,但多了华贵的纹饰和质地,体现了皇家身份。

    再如盛放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八重相套,无论是八重之数还是重叠相套的方式,都表明大唐帝王礼佛之虔诚无以复加,给予了释迦牟尼最高规格的礼遇。造型的方式便已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八重宝函塑了一个佛的世界。宝函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尺寸的递减上,还体现在材料的使用和錾刻的纹饰上。

    主要纹饰有:流云纹、卷草纹、蔓草纹、海棠花纹、宝相花、海石榴、西蕃莲、菩提树;双龙戏珠;伽陵频迦鸟、鸳鸯、双凤、鸿雁“狮”

    塔、弓、剑、香案、香炉、金刚杵、华盖、供器

    如来、诸菩萨、四天王、侍者、章子、飞天、小鬼共数十人。

    宝函上镶嵌之物有珷玞石、珍珠、绿松石、红宝石、金丝。

    动植物装饰的选择上有印度的,有中国的,体现梵式与汉式的结合、异域文化与本上文化的结合。面对如此华贵的宝函还有那瘗藏的佛指,无论对于佛子或俗人,都能唤起一种庄严的神秘感,产生巨大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美的征服力量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唐人的佛教艺术亦与唐代佛教一样,日益世俗化,向“人间佛教”过渡。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义理不仅没约束佛教艺术的创造,而是以佛教中国化的态势推动佛教艺术的发展。

    在这里,宗教与艺术有相通的想像、幻想和情感,不同的是一个通向宗教的迷狂。一个通向艺术的山巅。

    唐代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收获是“意境”说,艺术意境的最高层次是“禅境”,从而使中国审美的最高层次是“美学”而非“宗教”,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佛教禅宗的潜移默化。中国山水画和古典诗歌得风气之先。法门寺地宫的佛教器物造型一味在质地和装饰上求华贵,是写实的、象征的,是世俗的、宗教的,由于艺术门类自身的局限性,实不可以高标准的“禅境”苛求之。

    第三节  由地宫出土器物看唐代实用工艺技术

    中国的金银器的生产历史悠久,到了隋唐时期,无论其生产技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纹饰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121件(组),大多是特为皇室专门打造的供佛用器及御用器物,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这批金银器包括:佛造像、法器、供养器、熏香器、食容器、茶具等类。造型丰富多样,有佛像、宝塔、锡杖、钵盂、如意、臂钏、函、合、瓶、盆、罗、碟、碗、坛、炉、碾、台、笼、匙、灯、案、囊等数十种。形制各异,设计实用、美观,大多精巧玲珑,夺自然之造化,与两汉周魏的拙朴浑厚大异其趣。

    在花纹图案的装饰方面采用阔叶纹、联珠纹、单独纹、格律纹、平视纹、双凤纹、狮纹、鸿雁纹、流云纹、莲瓣纹、双峰纹、卷草纹、鱼子纹、饰以龙、凤、雁、鹤、狮、鸳鸯。构图以“满地装”为主,多用错金银、银鎏、线刻、浮雕等多种表现手法。

    这批金银器堪称绝活的是一大一小两个鎏金银香囊(薰球),大的鎏金双峰纹镂孔银香炉,直径12.8厘米,由两个对称半球组合而成,用活页、小板相连接,内置香盂,盂与多层同心环以对称的活动轴相连,成持平环装置,无论香囊方位如何转换,其盂口始终朝上。其原理同于近代发展的陀罗仪。千年前的唐人竟已掌握这一原理,并造出如此精巧的极具科技、工艺美术水准的器物,无论其科学价值及审美价值皆令人惊叹不已。

    金银编织工艺一般认为始于宋代,而金银丝结条笼子、鸿雁球路纹银笼子的出土改写了金银工艺史,说明唐代已掌握金银编织工艺且工艺娴熟。

    总观这批金银器,有如下几个特点:①造型上注意对称与平衡、轻与重、疏与密的呼应关系,具匀称美;装饰上注意点面结合、疏密搭配,繁缛而不杂乱,具华贵美;内容上融佛教教义与现实生活为一体,极具宗教的崇高美和人间的世俗美。②工艺精湛,手法多样,匠心独具,体现唐代最高工艺水平。某些方面即使在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也未必能超越古人。③錾铭丰富、纪年明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④金属工艺的制造不再是个别杰出工匠的专利,有了专业的手工业作坊,有了以此为业而享受朝廷俸禄的工艺师。当时的“文思院”既是作坊,又是造就工艺人才的学校,这类人才的荟萃又使金银器制造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与金银器相媲美的是丝织品。地宫出土武则天、唐懿宗、僖宗以及惠安皇太后等供奉佛祖的各类服饰等物达700余件。品类包括:绫、罗、纱、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

    织物图案有写实图案和几何变形图案,包括:①折枝花、莲花、团花、凤凰、蝴蝶人物、花卉、鸟兽、昆虫;②流云纹、如意纹、二方连续纹等;③菱形、方形、水田格等;④散点式排列、交叉排列、中心对称排列等。刺绣针法有:接针、顺针、钉针、圈金、铺绒等。造用色彩包括: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深绿、深褐、浅褐、金黄、褪红等。

    织物中的绝活有土红色光绫,每平方厘米经线74根,纬线28根,厚0.05毫米,表面平滑如纸,是当时最高级织物“缭绫”。另有织金锦,金线径0.06毫米~0.1毫米,用金铂叶缠结而成。

    这批织物无论品种、针法、装饰、技艺都全面代表了唐代丝织业的工艺水平,每一件织品都是一个典型。地宫是唐代丝织品仓库、皇家丝绸服饰展览馆,也荟萃了唐代的纺织工艺。

    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是唐代瓷器的最高杰作。釉色净、清亮,工艺精湛,十分罕见。特别是秘色瓷的釉彩装饰、涂漆、金银干脱等工艺,为研究唐代瓷器烧制及装饰工艺提供了可见可触、并伴之以可靠的文字记录的实物材料,揭开了我国古陶瓷研究上的一个千年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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