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应县佛宫寺内有我国现存年代最久、最高大的木塔，始创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上世纪60年代，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舍利。

    舍利是外来词，还可以音译为“实利”、“设利罗”、“室利罗”。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其后亦指高僧死后焚烧所遗之骨头。后佛祖舍利传入中国，到了唐代，统治者对于佛祖舍利的迎奉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我们从唐王朝对法门寺佛祖舍利的尊奉，能够看出佛教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而应县木塔的舍利，也印证了辽代佛教发展的盛况。那么唐王朝对于佛指舍利如何尊奉，供养仪轨又是如何呢?我们拟从唐王朝对法门寺舍利的迎奉(皇帝佛国)、舍利的安奉(地宫安奉——穷天上之庄严)、舍利的供奉(国宝供奉——极人间之焕丽)三个方面作一介绍，以期对应县佛祖舍利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为我们深入了解辽代契丹王朝佛教当时发展的状况，如何把握唐宋变革时期辽代佛教的发展动向，提供一个分析的思路。

    一、舍利的迎奉

    法门寺舍利迎奉在唐代达到高潮，体现在：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得到比较有效的施行；以国家名义进行迎奉，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迎奉的规模之大，牵动的民众之多，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广，均创历史记录；供奉的皇室珍品之多，品级之高，令人惊叹。唐代共发生六次大规模的舍利迎奉活动，参与的皇帝有八位。

    (一)高宗首迎

    唐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文德皇后所生；史载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无论事亲、事君、立身，皆以“孝道”为本。

    高宗一生弘法的惊人之举是在显庆四年(659)秋九月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入东都供养。《志文碑》中所说的“高宗延之于洛邑”。《佛祖统记》中记载了唐高宗这次法门寺迎奉真身的事件：

    高宗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施金函九重。

    显庆五年春三月，高宗下敕将舍利迎入东都洛阳内道场供养，在内道场停留一日后，转入禁中。皇宫内更是掀起了一股崇佛的热浪，“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龙朔二年二月十五日高宗下敕送还法门寺塔，这次迎佛骨活动圆满结束。

    法门寺在高宗礼佛中的收获是经济宽裕，寺貌改观。如赐绢数千匹，给钱数千。钱多了僧也多了，寺宇重新修葺，“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经这次修葺，昔日民间小寺成为关西名刹，真身宝塔巍然挺立，以关中“塔庙之祖”的姿态雄踞天下。

    (二)武后二迎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载：“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裟三领，武后绣裙一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讽喻诗反映了武后崇佛的程度，这次的实物出土便应验了当时的情景。

    自久视、大足年间至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功成名就。武则天晚年，回顾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得益于佛教之处甚多，对佛祈福、求佑乃至利用，似乎该投桃报李、感恩“还愿”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中，武则天于长安四年继高宗之后再次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宫供养。

    长安四年，已为大周皇帝的武瞾(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傅陵崔玄暐与贤首国师法藏偕往法门寺迎之(佛指舍利)”。这次奉佛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是法藏——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备受武则天恩宠；舍利先在京师供奉，后迎至洛阳明堂，明堂建于垂拱四年，以僧怀义为使，明堂有瑞石，上刻“圣母临朝，永昌帝业”。

    但是武则天迎奉舍利的活动未能善始善终，翌年(705)发生宫廷政变。武则天死，终年83岁，佛骨仍留洛阳明堂供养。

    (三)中宗奉还

    武则天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入洛阳明堂，日夜供养达四年之久。武则天病逝，佛指舍利还在洛阳。景龙二年(708)，唐中宗李显送佛指舍利回归法门寺。这一段历史记载于1978年法门寺附近出土的碑刻《下发入塔铭》：“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己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郕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使内寺主□妙咸、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唐中宗这次下发入塔和懿宗、僖宗二朝皇族服饰供养的以身伺佛，在唐代佛教密宗供养中有特殊的意义。

    唐中宗李显于武则天之后复位，时为神龙元年(705)。中宗怯懦，大权旁落，韦武集团把持朝政，然唐中宗没忘法门寺佛指舍利，于纷乱政局中拨冗礼佛。景龙二年(708)始命僧文纲，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

    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己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郕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使内寺主□妙咸、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

    据文推测，这次下发入塔的佛事可能是唐中宗遣僧人送还武则天所迎法门寺舍利时顺便进行的，中宗本人并不一定亲临佛事。佛事用彩帛3000匹，并对法门寺大规模修复。唐中宗为武则天迎佛画上了一个句号，法门寺佛指舍利此次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供养历时3年1个月之久。

    (四)肃宗三迎

    唐肃宗，名亨，玄宗第三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幸蜀，肃宗趁机“抢班夺权”，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

    唐肃宗李亨即位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危局之中，为了“瓒承丕绪，恢复盛业”，“于上元初(760年)五月，敕僧发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迎(佛指舍利)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由于连年战争，国事不宁，迎佛指舍利于长安皇宫，历时两月，便匆匆送归。

    导致肃宗崇佛、迎佛骨的原因是中唐政局。为平息叛乱，肃宗调集朔方军郭子仪、李光弼部。又调集西北各镇军人，如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部、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部，这几支部队多为少数民族军人，以佛教为信仰，肃宗的平叛指挥部又移至法门寺所在的扶风。一则肃宗身临法门皇家寺院，不能不受到一些感染和启迪；又鉴于“西北军”中佛子众多，若要安抚这支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不乞灵于佛教难以稳定军心。

    一度冷落的佛教再度引起天子臣民的广泛关注。在一派崇佛的气氛中，法门寺又重归皇家寺院的显赫位置，鉴于国库空虚，肃宗力主节省，自己“自今之后，节减常缮服御”，要求臣子们也“共体至公”，但面临法门寺佛指舍利又届“三十年一开”之期，政局动荡，也需要通过弘扬佛事以稳定人心和巩固政权。

    此次迎佛骨活动历时两个月，规模不大，供养不丰，其特点是乱世迎佛——当时李光弼与史思明在洛阳血战，康楚元在襄州叛变，切断了唐王朝的漕运粮道，而西北边，“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

    (五)德宗四迎

    唐德宗李适，“春，(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这次迎奉距上次正好三十年。

    贞元六年(790)，又届法门寺佛骨“三十年一开”之期，德宗便下诏迎奉佛骨。《旧唐书·德宗纪》载：

    岐州无忧王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

    《资治通鉴》卷233载：

    (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载：

    德宗归依，延于阙下。

    这次瞻礼历时一月左右。

    (六)宪宗五迎

    唐宪宗名李纯，在位15年(806-820)。史称宪宗“睿谋英断”，鉴于政局变化，他一改德宗放任政策，立志削藩。他一方面剿抚并施，一方面利用佛教辅政治世。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李纯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持香花，迎佛骨至长安，“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这次迎奉佛骨与前几次不同之处：

    其一，宪宗“亲奉佛灯”十分虔诚；

    其二，中途发生了“韩愈谏佛”的历史事件，佛、儒的矛盾再次公开化、白热化，宪宗“怒甚”，对韩愈“将加极法”；

    其三，《旧唐书》称法门寺为“护国”真身塔，这一提法的变化绝非史家添加，而是源于皇室的称谓，弘法即是“护国”。

    (七)懿宗六迎

    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咸通十四年(873)，这次迎奉情况在《旧唐书》、《资治通鉴》、《杜阳杂编》中均有记载。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多，供品之丰富，都是历代所没有的。从有关文献看，这次迎奉从咸通十二年就开始准备，迎奉时从法门寺到长安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并“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浊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舁，元和之时不及也”。“以金银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饰宝剑。……刻香檀为飞帘花槛木街砌之类，其上编以金银覆之，舁一刹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记，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珍珠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长安豪家竟施车马，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携幼来观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佛骨迎入寺中，供养三日，然后“出置安国、崇化寺供养，宰相以下竟施金帛，不可胜记”。七月，懿宗晏驾。僖宗李儇即位，诏送佛骨于法门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将佛骨法器、宝函及大量供器秘藏于寺内地宫。

    (八)僖宗封门

    懿宗未及送还佛骨即晏驾。僖宗李儇秉承父志，于咸通十四年十二月诏送佛指舍利还法门寺。这次送还佛骨，在场面上“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但“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并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俯首于前，呜咽流涕”。迎送过程中，帝后王公等人所赐金银器、琉璃器、丝织物、法器、宝函，均随佛指送入地宫，并封闭了地宫。这是法门寺佛指舍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现世，将诸帝礼佛推向高潮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舍利的安奉

    1987年4月底，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获得了重大成果，四枚佛指舍利经历了一千多年后有又重回人间。5月7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刚刚结束对泰国的访问，稍事休息便匆匆乘机赴陕去法门寺赡拜佛骨，这位80高龄的佛界泰斗连连点头赞叹：“伟大!伟大!真是伟大的发现!”当夜乘兴挥毫，赋长诗一首，题曰《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出土赞歌》。在此后不久举办的瞻礼法会上，赵朴初还用充满智慧的佛家语言论述唐塔地宫的伟大发现，他说：

    《妙法莲花经》中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颗佛指舍利自从唐朝安奉在法门寺宝塔地官，历时1113年之后，才又出现于世，这也是一大因缘。它象征着佛陀慈悲之光重新升起，随着舍利同时出现的大量唐代文物，展示了亚洲古代文化、智慧的灿烂光辉。我们就是在佛陀的慈悲与智慧的光辉照耀下，举行这个盛大的法会。愿参加今天法会和未亲身参加法会而从电视、广播、报刊中听到和看到法会的佛门弟子，为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不懈的努力。以我们的心声向舍利和宝塔作虔诚的供养。

    整个地宫在封闭时被安奉为包罗万象、无尽变化的唐密曼荼罗世界。在地宫的发掘过程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满地遍布黄色“开元通宝”，后室中部堆积薰香灰，宝函中盛放液体，地宫四壁涂黑，这表明地宫在封闭之前曾做过盛大的舍利供养法会等活动。地宫一如帝王陵墓，依密教布坛的形式安奉佛指舍利供养。主体建筑分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龛五部，为一道五门四室。地宫总体为佛舍利供养大曼荼罗，佛指舍利为三昧耶曼荼罗，供养舍利的诸种道具、法器、供养器及供养法为法曼荼罗，如法供养为羯摩曼荼罗。六大瑜伽，四曼不离，三密相应成就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按密教仪轨增益护摩法的“遍法界成黄色方坛”的要求，隧道、前室、中室为长方形，后室及秘龛为正方形，入宫的地面铺铜钱成金黄色，主要供养物亦作金黄色，以显示地宫为黄色方坛。地宫一道五门四室供养四枚佛指舍利，一道四室通彻全坛，表示体现金刚界和胎藏界的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室四舍利则表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这两部曼荼罗把佛教密乘的思想内容用图像表达出来。它网罗宇宙万象，包括十界圣凡，上下两尊，染净邪正，兼将并存，是一幅一幅宇宙法界的缩影。法门寺大唐地宫的考古发掘，到此才真正摸到了大唐佛教世界的神秘大门。

    (一)四室安奉四舍利建两部曼荼罗

    前室阿育王塔第四枚(按面世前后时间排序，下同)(影骨)舍利，位胎藏界东方宝幢佛位，位金刚界南方宝生佛位；中室汉白玉灵帐第二枚舍利，位胎藏界南方开敷华王佛位，位金刚界东方阿閦佛位；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影骨)舍利，位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秘龛五重宝函(灵骨)第三枚舍利，位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位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

    地宫以中道一实，体现金胎两界大日如来，则两界大日同遍法界，均无形象。而以四枚舍利表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从影骨显的方面，以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舍利为主尊，成立胎藏界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主尊位于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司涅槃门，演说法音，警悟众生。而第三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位于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而放无量光，照十法界。此曼荼罗逆时针而下旋，表示胎藏界从果向因本觉下转之化他门。从灵骨密的方面，以秘龛五重宝函第三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为主尊，成立金刚界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则佛祖真身舍利位于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按密教教义，释迦牟尼即不空成就佛，故此正位正是释迦佛真身所在；第一枚佛指舍利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此曼荼罗顺时针而上旋，表示金刚界从因向果始觉上转修证之利他门。

    (二)五重宝函——金刚界曼荼罗

    法门寺唐代地宫秘龛安奉佛祖真身指骨舍利于五重宝函之中。由外向内，依次为盝顶铁函、鎏金45尊造像银宝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石水晶椁、壸门座玉棺。45尊造像宝函底部有“大唐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遗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的”錾文。此真身宝函就是唐密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

    1.宝函顶面唐密中台方坛内金刚界大日如来、四波罗蜜(金刚波罗蜜、宝波罗蜜、法波罗蜜、羯摩波罗蜜)内四供养(金刚嬉菩萨、金刚鬘菩萨、金刚歌菩萨、金刚舞菩萨)曼荼罗。

    2.宝函顶面唐密中台方坛外四供养(金刚香菩萨、金刚华菩萨、金刚灯菩萨、金刚涂菩萨)、四摄(金刚钩菩萨、金刚索菩萨、金刚锁菩萨、金刚铃菩萨)、四大神(地天、水天、火天、风天)、四大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明王、金刚夜叉明王、不动明王)曼荼罗。

    3.宝函顶面唐密金刚界曼荼罗宝珠、宝生草及五股金刚杵界道。顶面方坛外最外重，东方为金刚杵、南方为宝珠、西方为宝瓶、北方为羯摩轮，法义微妙、如法细致。

    4.宝函前侧面唐密东方阿閦佛及四亲近(金刚萨菩萨、金刚王菩萨、金刚爱菩萨、金刚喜菩萨)曼荼罗。

    5.宝函右侧面唐密南方宝生佛及四亲近(金刚宝菩萨、金刚光菩萨、金刚幢菩萨、金刚笑菩萨)曼荼罗。

    6.宝函后侧面唐密西方阿弥陀佛及四亲近(金刚法菩萨、金刚利菩萨、金刚因菩萨、金刚语菩萨)曼荼罗。

    7.宝函左侧面唐密北方不空成就佛及四亲近(金刚业菩萨、金刚护菩萨、金刚牙菩萨、金刚拳菩萨)曼荼罗。

    (三)八重宝函——胎藏界曼荼罗

    第一枚佛指舍利安奉于地宫后室八重宝函之中。八重宝函放置于后室北壁正中位，合乎释迦牟尼佛涅槃及北方不空成就佛的方位。八重宝函外重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函，外壁以减地浮雕描金加彩的手法，雕刻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图、释迦牟尼说法图和礼佛图。其余七重从外向内依次为：第七重，鎏金四天盝王顶银宝函；第六重，素面盝顶银宝函；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六臂如意轮纯金宝函；第三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第一重，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

    八重宝函表佛法之五部九重，八重与地宫合为九重，第六重素面银函为羯摩部，之外为金刚部，之内为佛部、宝部、莲花部。从唐密法义讲，核心的第一枚佛指舍利之外，重重曼荼罗围绕，第四重六臂如意轮曼荼罗、药师曼荼罗、大日金轮曼荼罗、释迦金轮曼荼罗及双凤吉祥图，其中如意轮表莲花部、药师表金刚部、大日金轮与释迦金轮表佛部。虽非完整的胎藏界曼荼罗，却将胎藏界曼荼罗的金、莲、佛三部功能充分显现，可以说是意相胎藏界曼荼罗，而与密龛五重宝函金刚界曼荼罗相应，相虽常隐用则常存。第五重说法曼荼罗其作用与胎藏界释迦院相当，为第四重之延伸。第六重素面银函区分第四、五重出世法之佛菩萨曼荼罗与第七重世法之诸天曼荼罗，素面表界分清净，亦于空界之义。八重宝函与五重宝函显示了法报应三身同动之法义，显示了大日如来理智二法身，由身受用而他受用应化身之圆满法义，反映出一大法界之总体，既通无量佛身，复通无边国土，一多相容，长足无碍，重重玄机，法义深妙。其生生不息之至尊性，既透彻环宇而万德庄严，其层层摄受之加持力，复弥遍三世而一味瑜伽，使人类本具而潜伏不彰之机能，随菩提而渐显，使众生无我而服务人群之功德依法性而俱增。如此法宝，造福人类，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1.第四重宝函前侧面六臂如意轮观音曼荼罗，左侧面药师金轮曼荼罗，后侧面大日金轮曼荼罗，右侧面释迦金轮曼荼罗，顶面双凤吉祥曼荼罗。

    2.第五重宝函前侧面释迦说法曼荼罗，左侧面文殊说法曼荼罗，后侧面大日说法曼荼罗，右侧面菩贤说法曼荼罗，顶面金轮曼荼罗。

    3.第七重宝函四面为东方提头赖吒天王曼荼罗，南方毗娄博叉天王曼荼罗，西方毗卢勒叉天王曼荼罗，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曼荼罗，顶面为双龙捧如意宝珠曼荼罗。

    (四)捧真身菩萨曼荼罗

    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室汉白玉灵帐后供奉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李漼于咸通十二年(871)十一月十四日其39岁生日为供养佛指舍利而敬造，咸通十四年(873)迎舍利时，此尊捧真身菩萨与佛指舍利一并安奉地宫供养。

    1.捧真身菩萨手捧大唐王朝护国佑民之发愿文匾。

    2.捧真身菩萨莲台座覆莲瓣内为唐密胎藏界中台八叶院，外为唐密八大明王，胎藏界主尊毗卢遮那佛在捧真身菩萨宝冠之中，成立唐密胎藏界曼荼罗。

    3.捧真身菩萨莲台座仰莲瓣下平台为唐密金刚界五方五佛的种子曼荼罗，仰莲瓣为唐密金刚界慧门十六尊和定门十六尊三十二菩萨生，上平台为大日如来三身咒轮之种子，成立唐密金刚界曼荼罗。

    4.捧真身菩萨底部为双龙捧羯摩杵曼荼罗，表示两部曼荼罗外金刚院的天龙八部。

    三、舍利的供奉

    法门寺地宫对舍利的尊奉不但表现在无上秘密庄严的宗教仪式方面，更是以大唐王朝的繁荣兴盛去铺陈。整个地宫出土文物从数量和级别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世界。

    (一)金银器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唐咸通年间金银器具121件(组)。其中，唐懿、僖二宗父子供养的金银器就达100余件。这也印证了“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记载。

    这批皇家金银器数量大，品类多，等极高，新器型多，且成组配套，产地明确，制作年代翔实，为研究唐代金银工艺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艺术风格、作坊制度，以及揭示唐代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美术史、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依据。特别是对于唐代佛教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根据地宫所出的《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账》两方石刻所载，这批金银器不仅有唐懿宗和僖宗的供奉，也有高级僧侣、宦官和官员的供奉，还有地方官员进献皇帝之物，由皇帝再献奉给佛寺(捧真身菩萨即是)。过去国内发现的唐代金银器大多物主身份不明或偏低，而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不但物主身份明确，且大多为皇室用具，因此可以说，它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唐代金银器。

    (二)秘色瓷

    在法门寺地宫中室中部汉白玉灵帐的后面靠近北墙的正中，有一个贴有签封的银白成香炉，香炉下面，有一个金银棱檀香木箱子，箱内有一个红漆竹编的圆盒，盒内底部满铺着“开元通宝”钱，钱上置一个丝绸包裹，包裹内分别装着十三件瓷器，每件瓷器分别用印有簪花仕女图的薄纸或很薄的丝绸包裹，套叠后再用丝绸包袱整体包好，一同盛装在竹编的红漆盒内。结合《物帐碑》的记载，中室所出的13件碗盘碟件数正好与《物帐碑》所载相符。表明这13件青瓷，就是唐懿宗皇帝贡奉给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的“瓷秘色”。

    这13件“瓷秘色”胎骨作浅灰色，颗粒均匀纯净，没有当时瓷胎上多见的杂色和粗大颗粒，并且在上釉前均经细磨，表面无饰。瓷秘色在装烧时按碗或盘的正向，一件放进一个匣钵，用支钉支持而仰烧的。所以每件碗或盘的底部都有支钉的痕迹留下，历历可数。但凡有葵瓣形的五曲口沿，必在曲口下壁压出棱纹装饰。其中十一件全是青色釉。所谓“青色”，意即“海水青色”，唐代诗人许浑所称的“越瓷秋水澄”，算是较为近似的类比。特别是两件银釦漆平脱碗，就是“物帐”说的“二口银棱”，在文献上虽有“平脱碟子”的记载，但从未看到过实物。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我国唐代金银平脱虽是琳琅满目，但不外铜镜、木琴、皮箱之类，也未看到平脱瓷器。因此，这两件平脱瓷碗确是海内唯一的瑰宝，而以瓷秘色为漆作胎，更是唐代工艺精进的重要标志。

    (三)琉璃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多为其产地国家的入唐贡品，故较金银器贵重，其价值在地宫文物中占很大比重，是中国琉璃考古的重大发现。这批琉璃器共20件，除茶托、茶盏为我国唐代所产外，其余18件均为“舶来品”。这18件来自西方之国的瑰宝，代表了伊斯兰琉璃先进之国的历史风采，它囊括了伊斯兰承袭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传统，在技法、型制、纹饰、风格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其中的石榴纹黄色琉璃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釉彩玻璃，伊斯兰的釉彩玻璃是富有世界声誉的，特别是公元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生产的清真寺中用的巨大的釉彩灯，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年代是公元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这件琉璃盘与内沙布尔8、9世纪产品相似，很可能是在这里生产的。这一发现，把世界生产釉彩玻璃的时间提前了3个世纪。

    (四)宫廷茶具

    法门寺地宫每一件供奉物都负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以这位皇帝的小名“五哥”标记的系列茶具，引起海内外茶文化界的特别瞩目，它的出世，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唐代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这条历史文化的长河，从帝王将相的宫廷流入文人僧侣的书斋从而翻起了千年不息的波浪。

    在法门寺出土文物中，除佛祖真身舍利和个别法器以外，在其他供佛诸品中，无疑以唐僖宗供奉的宫廷茶具最为珍贵，最具学术意义，也最有研究价值；这套以唐僖宗皇帝小名——“五哥”标记的系列茶具，引起全世界茶文化界的瞩目。毫无疑义，这套系列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早、器型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的茶具。它是历代史料和茶文化典籍中从未揭示过的历史文物，为20世纪茶文化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这套茶具，展示了唐代茶器制造的最高工艺水平，写照了唐代的主导茶类生产以及宫廷和社会一般饮茶风貌与技艺，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唐代我国茶业、茶政、茶学和茶文化发展的某些实际情况，一句话，它一定地浓缩了唐代茶业、茶文化发展的某些史实，通过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对唐代茶史的较好理解。另外，这套茶具，为研究中国茶文化和唐代宫廷和唐代宫廷茶道以及佛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丝绸服饰

    中国丝绸在世界上久负盛名。丝织物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无论是产量、品种、工艺、质量都堪称“世界之最”。丝织物涵盖精深，涉及面广，在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着其他工艺品所难企及的重大作用。它不仅沟通四方、畅行于丝绸之路，也是朝廷征收赋税的重要税种之一。唐代丝绸考古重大发现有甘肃敦煌藏经洞、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塔墓、青海都兰热水墓和法门寺唐代地宫，而以法门寺出土丝绸的数量最大，品种最多，工艺精湛，记载明确且涉及大唐各个时期，堪称“唐代丝绸宝库”。因地宫封闭不够严密等诸多因素，许多丝织品受到各种不通程度的损伤，这批丝织品级别高，但保存情况差。仅从目前的织绣文物和残片仍能反映唐代纺织工艺的最高成就和其种类的多样化。

    在法门寺地宫中，仅一个腐朽的白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就有23厘米厚，780多层，估计展开后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此次共出土丝绸一千多件，依《物帐碑》的记载属于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帝胄供奉的就达700多件。大部分是服装和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约40多个品类。其中，仅帽子就有百余顶，绣鞋百余双。从织物类别上看，有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这些丝绸的用途，《物帐碑》也作了明晰的记载，其中有：绣裙、袈裟、佛衣、绣帕、袜子、绣鞋、花罗衫、披袍、被褡、床罩、锦席褥子、靴子、长袖衣、帽子、枕头、揩齿布等。其中有一件被记为毳纳佛衣，是用鸟的羽所织之衣，这是真言宗作加持祈祷法事的真言师所穿之衣，是唐代皇帝笃信密教的一个证据。而揩齿布，则是唐人以布蘸药揩齿之物。证明当时对口腔卫生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佛陀的崇敬程度。即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在唐以前的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得到的。

    这批丝绸还出现了用金加工的如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以前鲜见的工艺品类，尤以绫纹织金锦工艺反映了唐代丝织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些织金锦，是目前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晚唐时代织金锦实物。

    最为神奇的，是出土的五件蹙金绣。关于“蹙金绣”古史书中曾有记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也有“蹙金绣”、“盘金线”等词句，但从未见过实物。这批蹙金绣的出土令人们大开眼界。使人联想到杜甫“蹙金孔雀争麒麟”的诗句，实为权贵豪奢的真实写照。它的捻金线平均直径为0.1毫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每米金丝线上绕金箔3000捻回，就是高科技的近现代也不可企及。尤其在用捻金线圈边时，如画家用笔，圆韧挺拔，轮廓、线条流畅自然，色泽晕润由浅到深，如有生命。是出自高手的刺绣作品。堪称古今一绝。随捧真身菩萨供奉的五件蹙金绣，是一组为捧真身菩萨特制的微型衣物。其中以一件蹙金绣半臂最为典型，衣长6.5厘米，袖长4.1厘米，按其比例，衣长仅过胸，对开襟，领、袖缘以捻金线盘钉绣折枝花为饰，花蕊钉珠一颗，这是一件典型的唐代仕女短袖上衣。这种长仅过胸的衣物，为我们研究唐代妇女服饰及其开放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实物资料。由此也可以窥见唐代妇女活泼、开放的生活态势。

    另外，刺绣品也是此次出土丝绸的大宗，其工艺精巧纤细，风格华丽凝重。针法更是千变万化，有戗针、齐针、羼针、接针、顺针、钉线、圈金、铺绒，加刻麟等针式，并多为彩绣，可辨出的颜色有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深绿、深褐、浅褐、金黄、褪红等色泽。所绣内容有人物、花卉、鸟兽、昆虫等。

    (六)珠玉宝石器

    唐代皇帝供养佛指舍利的金银器、秘色瓷、丝绸织物、珠玉宝器等，多盛以精制木函，象征佛在香域宝地之大千世界之上。木函表面涂漆，描金绘彩，显得十分华贵。供奉佛祖真身之骨舍利的佛弟子微雕造像，形态端庄虔诚，制作巧夺天工。盛放香料、珠玉宝器的漆木宝函，银边包角，流光溢彩。以当时澳洲民族供养的丁香、沉香、乳香、檀香为佛祖建造的金银须弥山和大千世界，山脉纵横，河流遍布，包罗万象，神妙离奇。精品有檀香木金银山：原放置于地宫后室东南角，为唐懿宗所供奉，用丁香、沉香、乳香、檀香四种香木雕镂而成，描金加彩，象征佛祖的香域宝地，又是佛身的象征。

    唐皇室为在地宫供奉佛事，或以珠宝和水晶为珠、为椁、为棺，铺陈大千世界；或以珍贵琥珀、石料雕镂护法诸神，守护地宫，组成唐密最高法界。在地宫出土的珠玉宝石大约有400多种(颗)，玲珑剔透，耀眼夺目。这些宝石或镶嵌于其他器物之上成为点睛之物，或单个成件独显尊贵。包括：石刻护法金毛、石刻护法天王、琥珀狻猊、水晶宝珠、水晶花蕾、水晶枕等。精品有随球：以水晶琢磨而成，大球透明光洁，小球稍受腐蚀。“和氏之璧、随侯之球”在古代视为瑰宝，史书多指“随球”为烧造的琉璃球，地宫出土的随球却为水晶质，可能唐代将天然宝石类亦称“随侯之球”了。大球直径52毫米，小球直径40毫米。

    唐代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崇信和尊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一个盛世和佛教共同繁荣的具体表现。正如法门寺地宫《大唐咸通啓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的记载：“玉棺金匣，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文，极人间的焕丽。”这是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安奉的真实写照，一个是皇帝佛国的天上世界，一个是大唐王朝的人间焕丽。

    结语

    我们从唐王朝对法门寺佛祖舍利的尊奉，能够看出佛教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而应县木塔的舍利，也印证了辽代佛教发展的盛况。辽代的统治者积极汲取内地的文化精华，收揽汉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当时佛教发展的情况来看，东亚的佛教中心就在辽代。辽代佛教无论从佛学思想，还是从佛教政策上都深受唐代佛教的影响。辽代的契丹最初是没有佛教信仰的，因此崇尚佛教一方面受到唐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了统治的需要。如何通过唐代统治者对佛祖舍利的供奉和辽代统治者对佛祖舍利的供奉作比较研究，从而分析唐代佛教与辽代佛教在社会影响上面的区别与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尤其在唐宋变革之际，辽代的佛教发展的动向更需值得关注，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①韩金科，法门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