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所见的羌戎文化
斯维至
秦是在羌戎的包围中强大起来的，尽管它的族源是西北黄土高原的土著还是来自东方的东夷——殷商的支族，至今还有争论。但是谁也不会怀疑它受到羌戎文化和周文化的影响。对于后者非本文所欲详论，而想只就秦始皇陵兵马俑所见的羌戎文化，特别提出来谈谈。
《秦始皇本纪》记载申侯言于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说明秦人自迁到西北之后，已经早与羌戎发生血缘关系。申侯素称姜性，姜是羌的分化，但是史书尝称它为姜氏之戎，则羌(姜)也就是戎；骊山之戎也是羌人，但是史书也常称它为戎，并且它又是姬姓，与周晋通婚，不避“同姓不婚”之嫌。虽然如此，但是羌与戎原是两个部族，西周春秋之际，它们确已渐渐混合为一，不加区别了。殷周之际，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为鬼方，西周人因此认为它是隗(魏)性，它常常由太行山脉而下，为殷周共同的敌人。西周中期以后，鬼方已渐衰微，从西方侵入的另一支游牧部落俨狁却强大起来。它是被称为允姓的，与被称为隗姓的鬼方，显而易见为两个来源和方向不同的部族。春秋时期史书统称为狄，分言之，则为白狄的赤狄。白狄就是原来西方的(xian)狁，赤狄则是包括原来的鬼方和其他北方的小部落。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的特点是它们之间的兼并分合非常复杂，因此难以区别和辩认，不过我们从它们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却是可以区别和辩认的(1)。
《孟子》追述先周时期外来的敌人说：“太王事昆夷，文王事薰育”，还是有区别的。学者都同意昆夷、串夷指原来居住在西方的羌人，(xian)狁薰育则是指北方侵入的戎人、鬼方；西周时期它们的踪迹已经到达今陕西北部的和甘肃东部交界的地区。这正是公刘“奔于戎狄之间”而迁徙于豳的时期。但是其戎狄（(xian)狁）的势力继续深入，一直到达泾渭流域。从总的说来。羌人与周人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它们不但互相通婚，而且往往共同抵抗鬼方。殷周之际，殷趋灭亡，(xian)狁于是成为周唯一的敌人，羌人也部分被兼并而融合。西周末年的周幽王的“骊山之祸”，主要的敌人是戎而不是羌。申侯因幽王宠爱褒姒而废太子，所以它与戎(犬戎)联合，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政策，所以平王(申后的儿子)东迁，申侯又坚决拥东周。平王东迁，“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岐山以西至岐山以东的大片土地都沦陷于戎人的手中。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这时也专指戎而未指羌，殆非偶然的疏忽之误。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收复了岐山西部和东部的全部土地，但是那里除留下来的羌人以外，随着周室也到了伊水洛水一带，另一部分羌人则沿着西汉水(嘉陵江)向西南方向发展。今川西、贵州以及云南都有它们的踪迹。
秦始皇晚年追求神仙的巡游虽然彻底失败，但是他花费子数以亿万计的财力劳力所建造的陵园和兵马俑，不能不对羌戎文化和华夏文化有所反映。本文只谈谈羌戎文化，因为华夏文化是随处可见的。读了袁仲一同志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受益匪浅。我只是补充一点他所没有谈到的地方。
(1)神仙思想与火化的风俗
前已论述西北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有灵魂不灭和神仙思想的传统，它们认为在青藏境内的巴颜喀喇山就是昆仑山，那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羌戎杂居的区域。如《墨子·节葬》篇说：“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亦即“登霞”，霞即是火的光辉。《吕氏春秋·义赏》篇则说：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后汉书·西羌传》也同样说；“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以上两条，都说的是士兵，可见氐羌人不怕死的勇猛精神也是他们本有灵魂不灭、实行火化的信念所致。秦始皇的士兵中一定有许多羌人在内，他当然并不认为士兵的灵魂同他一样可以升天，但他用来作为训练士兵的方法却是很有效的。
(2)士兵的身高、服制、发饰和胡髭
经考古者对兵马俑身高的测量，认为他们的高度均在1.8米，体格魁梧、强壮，这说明秦的士兵是经过精选的。虽然我们不能凭其高度推断他们必定都是羌戎。关于士兵的服制，是不是可以说都是羌戎人的服装呢?这里却有一条材料可供参考。秦始皇因临洮见“大人”(大人即仙人)而铸成“金人十二”。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皆夷狄服”，决不像后人想象中“飞天”的仙人那样。我们认为兵马俑士兵的服装倒是华夷的结合，决不全是华夏人的形式。
宝鸡*(左弓右鱼)国墓地中曾经发现女相铜人和銎形人头钺，男性，两相比较，可以说明羌人的发辫形式。在这女相铜人和钺的人头上都有一发饰，发饰的根节处有数道丝绳捆扎的痕迹。男人额前还有刘海，脑后有发辫。发辫突起之节根极为清楚。卢连成还说，根据出土遗物，参照以上男女发型，各墓主人下葬的发型是椎髻，额前头发隆起，横插铜笄，然后丝绳将三叉形铜发饰固定在隆起的椎髻上，脑后编成发辫垂下(2)。我们过去根据文献记载，只知羌人是“被发左衽”或“被发覆面”，而现在我们根据*(左弓右鱼)国出土实物与兵马俑比较，认为披发可能是羌人一般平民的发型，因为他们也许还没有笄(无论是铜或骨制成)这样的发饰，而士兵是要打仗的，披发就不合适，所以均结成椎髻。又兵俑头上的便帽，即所谓弁，华夷人均有，实际上就是*(左弓右鱼)国的铜人头上三叉形铜饰演变来的，它可以对发起绑扎的作用。又兵马俑中少数官吏俑也有长辫的(3)，这与宝鸡*(左弓右鱼)国墓葬出土者比较也同。
至于“左衽”就是向左开襟，这也是羌人平民的服式，而士兵不同，都向右开襟，这也许也是士兵的制服不能不归于一律的缘故。还有华夷都穿袍子(略有长短的不同)这也是相同的。
在兵马俑中，官兵多半都蓄胡须，在嘴上的为胡，在嘴下的为髭；胡髭都是剪短了的，须是不剪短的。秦汉时人都有蓄须的习惯，独有刑徒是不许蓄须的。《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云：“罪轻不至髡，宗其*鬓”。《说文》云：“*，罪不髡也。”由此可知，兵马俑中的士兵既然蓄胡须，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是良家子弟，而不是犯罪的刑徒或奴隶。
兵马俑中所见的胡髭的多样化，是很应注意的。袁仲一同志对他们也作了仔细的描述。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犄角大八字胡。”他描述说，胡的双角不是自然下垂，而是向高翘起，好象我国南方大水牛的一对犄角。有此类胡的武士俑的数量较多，有的高高翘起，有的向上飞卷，有的上翘后尖端向下曲折。此种胡须在现实生活中不多见，是一种艺术的夸张，把胡须雕活了(4)。我认为并不多见，而在西域和北方出土的雕塑和画卷中是比较流行的形式，因此，他们很可能就是“胡人”，亦即戎人。胡须之“胡”字正取义于胡，这好象称妇女有狐臭，而狐就是暗喻胡。
(3)兵马俑所见的短剑与长剑
兵马俑出土兵器很多，有弓箭、戈矛、戟、弓弩等，比之过去出土的兵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长形的兵器比短形的兵器增加了。短剑之变为长剑也正是顺着这一形式发展的，不过它决不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战国以后随着战略战术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战国以后，步、车、马三者已结合编为部队，阵地战已代替了短兵相接的兵与兵、将与将面对面的战争，这样长兵器也就代替了短兵器。兵马俑中出土的一把长剑，最引人注目，明光雪亮，如新铸成的一样。经化验证明，剑上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铬盐氧化层，在兵马俑中出土的青铜矢镞也经过同样的处理方法。这一发明，在世界上也以中国为最早，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铜镞也已经使用了铬盐氧化法，中山靖王墓属西汉初期，因此按时间说，是由秦代发明这一铬盐氧化法，而为西汉所继承。河北满城地处戎胡之中，那么这一方法的发明也未尝不可能是戎胡在先，而秦人是模仿戎胡的。我想如果考古材料更多的话，也许可以证实。《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克殷进入牧野时，武王以“轻吕”击纣王之首和与纣王同死的“二女之首”。这“轻吕”就是一种短剑。据高去寻研究，《汉书》匈奴休屠王使用“径路刀”，这“径路”就是“轻吕”的另一译名，虽名为刀，实际也是短剑(5)。
短剑与短刀不同。刀只一面有刃，而剑是两面有刃，前者只宜于削；后者不但可以削，而且可刺，这是剑所以适用于短兵的相击，使短剑必定是由短刀演进而来。近20年来北方各地已发现了许多短剑，其形状呈柳叶形，所以考古学者称之为柳叶剑，剑把往往镂空，其中有珠，又雕刻着各种野兽形和蛇形，可以证明它本是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之物。但是它随着南北交通的开通，民族的迁徙，这种柳叶剑也随之传播到了我国西南与中原一带。宝鸡*(左弓右鱼)国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柳叶剑，都是羌人所自铸的，且很流行，它的形制却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据卢连成的研究，这种柳叶形的短剑还渐渐由*(左弓右鱼)国向西南传播到巴蜀地区，为巴蜀文化的特点之一，即“蜀式剑”。这种柳叶剑，在西周初期至中期在*(左弓右鱼)国极为流行。这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长剑逐渐代替了短剑的缘故(6)。我因此联想兵马俑所出的长剑也许就是秦始皇所佩的长剑。
(4)铜车马
铜车马是1978年在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处发现的，因此它与兵马俑的性质、作用略有不同。当它出土时，金光辉煌，如同黄金一样，毫不褪色，正与上述青铜长剑的出土一样，引起考古者的注目。它的形制与兵马俑坑所见的车、马并无不同，而只更精致，不过兵马俑的车、马以及兵器与原物一般大小，俑也如此，但是这铜车马却要小于原物，只有它们的1／2，因此我们认为它可能有其特殊的意义，就是为了秦始皇的巡游和升天而殉葬的。因为秦始皇半生中连续巡游而未能实现求仙和不死之药的目的，但是他死后灵魂一定可以自由地飞扬于天上了。《楚辞·远游》说“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不是活灵活现地显示远游于天空中的景象吗?在诗中还描写主人公自东方海滨出发而傍晚才到达昆仑山下，他一路遇到许多帝王和神仙，但是他们都不欢迎他。他驾着车马奔腾、驰聘，前面还有飞廉风伯为先驱和引导。应该指出，这飞廉，就是秦的祖先蜚廉，(《史记·秦本纪》)飞廉也就是风的缓音，因此飞廉实际也就是风。这是神话演变中常有的现象，恕兹不赘。(7)
上文所述，只是专就兵马俑所见秦接受羌戎文化的因素而言，当然不是说秦没有接受更进步的华夏文化。相反，秦自穆公称霸以后，已大量地吸收了晋文化、周文化和其他六国文化。这里有一个秦穆公时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史记·秦本纪》谓戎王派由余到秦国去，穆公让由余参观宫室、积聚，以显耀秦的富强。但由余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对他的回答感到奇怪。由余接着说，华夏的礼乐法度，虽然戎人所无，但戎人的民风朴实，生活要求简单，所以人人都很和谐，团结一体。华夏的礼乐法制却正是它日趋衰微的原因。穆公和大臣听了之后，便留下由余，天天给他酒食和女乐，以麻痹他的意志，然后又送给戎王丰厚的礼物、女乐多人。由余回戎以后，戎王也被软化，失去了对秦的戒备、警惕，最后终于被穆公所灭，遂霸西戎。这一故事每位读者的看法也许很不相同，我个人认为后进的文化总是要被先进的文化所代替，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比武力还强得多，所以这一故事对我们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注解：
(1)蒙文通《先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书店1950年版。
(2)卢连成、胡智生《*(左弓右鱼)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48页。
(3)(4)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第237—241页。
(5)许倬云《西周史》(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80页。
(6)卢连成、胡智生《*(左弓右鱼)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
(7)参看1948年拙作《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远游》为楚国屈原所作，但是清末廖平曾经怀疑《楚辞·远游》等篇为秦始皇的《真人游诗》，固然不确，不过《远游》为仙人的活动，却是战国时人普遍的传说。
(原载《文博》1994年6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