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大变动时期。就墓葬形制而论，随着社会变动的巨浪，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殷商盛行的那种“墓而不坟”和“享堂墓”，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遗存，但明显兴起的却是另一种新的葬制，即以墓上筑有高大封土为特征的“冢墓”。据考古勘察，在今河北省易县、邯郸，山东省临淄、莒南，安徽省淮南，河南省固始，湖北省江陵，湖南省湘乡等地，都发现了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筑有高大坟丘的冢墓。正如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高大的坟丘，是不见于前代的”(1)。
　　开始营建于战国末期的秦始皇陵墓，其形制如何?单就迄今仍然存的始皇陵的高大封土来看，它绝不会是“墓而不坟”的“享堂墓”，而应属于新兴的“冢墓”这种形制。对于这一点，过去大家似乎并无异议。不过，自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中七汲村发掘了中山王*墓之后，学术界逐步出现了新的看法。有一些研究者依据中山王陵的形制，提出了始皇陵封土上可能存在的建筑物的问题，例如杨鸿勋同志在《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一文中便曾推测说：“秦始皇陵覆斗形的封土，可能是享堂多级中心土台‘墉’的遗存，即原来地面之上可能是一座远较平山中山王陵更为庞大的高台建筑式样的享堂。”并特别指出：“始皇陵封土上曾出土大型瓦当以及残存木炭屑、红烧土碴等遗迹，已初步证明了这一点。”(2)
　　上述的看法究竟对不对?显然，关于始皇陵封土上曾出土大型瓦当的说法是不确的。对此，已有人撰文作了订正，兹不赘述(3)。然而关于始皇陵是一座规模更庞大的中山王陵式陵墓的推测，就目前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似还不足以证实它是完全错误的。换言之，即是说秦始皇陵的形制有可能与中山王陵的形制相同。
　　提起中山王陵的形制，今之论者每每认为它与河南辉县的魏王墓一样，乃沿用殷商享堂墓的旧制。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里只消把二者略加比较，则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并不尽完全相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中山王陵筑有高达15米的封土，而辉县魏王墓却没有封土。诸如中山王陵这样既有高大封土又有封土上筑有享堂的墓，究竟应算什么墓葬形制?我以为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特点的新墓葬形制。所谓的“双重性”，即指它即具有冢墓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享堂墓的特点。唯其如此，所以它既不同于殷商时盛行的那种无封土的享堂墓，又不同于一般的无享堂的冢墓。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当时葬制中的最高规格”(4)，看来不无一定道理。
　　具体到秦始皇陵，其开始营建距中山王*去世，仅仅相隔六十二年(5)；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导致墓葬形制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因素。所以曾被中山王*所采用的当时最高规格的墓葬形制，被秦始皇所：采用来为他建造陵墓，并非没有可能。大家知道，秦在统一过程中，“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6)。既然宫室可被“写放”，那末，“写放”陵墓，岂不也是情理中的事吗?!
　　如果再就今天保留着的始皇陵封土的情况，与中山王*墓封土作对照考察的话，问题似乎要更清楚些。据考古材料，中山王*墓(即一号墓)封土保存较好，平面呈方形，底边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自下而上形成三级台阶(7)。始皇陵今存之封土平面亦呈方形，底边东西宽350米、南北长355米，高约46米(8)，而且自下而上也显示出三级台阶状(这在秦始皇陵的黑白照片上即可清楚地看出)。试想，始皇陵与中山王陵封土形状的如此相似，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么？!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秦自献公之后一直沿用冢墓，故而始皇时期是不可能再筑享堂墓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显然把“冢墓”和“享堂墓”看作犹如不相容之水火、难同器之冰炭的两种墓葬形制，二者有此无彼，绝不能有半点交融之处。事实上，现在为人们所公用的“享堂墓”及“冢墓”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比较少，外延都比较大，二者的外延有交叉的地方。特别是前述之中山王陵这一融汇了冢墓与享堂墓特点的典型实例雄辩证明，那种只看到冢墓与享堂墓的区别，而看不到二者存在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融合、统一的观点，未免失之片面。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冢墓本身的发展及特点再作些考察。如众所知，殷代葬制是“墓而不坟”、“不封不树”的，按照东汉经师郑玄的说法，“聚土之封”则是“周礼”。不过，就各地现存的冢墓来看，经考古发掘判别年代，其最早者仅属春秋战国之际(9)。正如本文开始已经指出的那样，冢墓之兴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有直接关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冢墓这种形制，绝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出现实际是在殷商享堂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再从冢墓的具体情况来看，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其形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就曾说过：“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复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郑玄解释这几种冢墓封土的形状是：“四方而高”，“旁杀平上而长”，“旁广而卑”，“旁杀刃上而长”。由此可见，当时冢墓封土的形制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性表明，历史上的冢墓绝不会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仅仅一种模式，毫无发展变化。从这种多样性特点也不难推知，冢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吸取融合享堂墓的特点，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有关这方面的情形，在古文献里就有明显的印迹可寻。例如《谷梁传》僖公十年的一条材料便很能说明问题。其文曰：
　　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丽姬欲为乱，故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则世子可。”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女(汝)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世子曰：“敬诺。”筑宫。宫成，丽姬又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故献公谓世子曰：“其祠。”
　　过去有学者认为，世子中生“所筑之宫，盖即汉世之园寝”(10)。但“园寝”之设，论者一般认为始自秦始皇(11)，而且“园寝”本身，自有其特定的含义。把中生所筑之宫说成“园寝”，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够准确。今如果对照平山中山王*墓的形制，问题便全然冰释，原来中生所筑之宫正是在冢上建造享堂。当然，“享堂”系今人所起的名称，当时则把它总名之曰“宫”——这与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关于“内宫垣”、“中宫垣”的记载正相吻合(12)。从上面的引文可知，筑宫的作用，一是护卫墓冢，二是祠祀。准此不难知道，冢墓与享堂早在春秋时期便有相结合的先例。这种先例进一步发展，从而便出现了有如中山陵那样的筑有享堂的冢墓的新墓葬形制。秦始皇沿用这一葬制，并数倍扩大其规模，这应该不是什么不具可能性的事。
　　目前还有一种观点，其通过比较中山王陵与始皇陵封土的尺寸，认为以当时的建筑技术而论，在高15米的中山王陵封土上虽然筑享堂，但在原高115米的始皇陵封土上是无法筑享堂的。诚然，今天如果盖一座15米高的楼，与盖一座115米高的楼，二者建筑技术的差距是很大的。但就古代高台式建筑而论，在15米高的土台上筑享堂和在115米高的土台上筑享堂，其建筑技术方面的差距则显然不可能过份悬殊。从某种意义上看，只要建得起115米的高台，就一定能在它上面筑成享堂。至于为什么始皇陵封土上没有发现柱洞、柱础及散水等遗迹?其实，问题说来也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所见的始皇陵封土，已非原高。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皇览》的记载，始皇陵“坟高五十余丈”。其折算为今天的长度单位，当在百米以上。今天实测秦始皇陵的高度，尽管已发表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均在五十米左右。这里，五、六十米的高度已经消失掉了(关于消失的原因，此处暂且不论)。如是，要在现存的封土上找到建筑遗迹，自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持始皇陵封土上无建筑说的同志们，对此心中也是很清楚的，因而每当涉及这一关键问题时，总爱用“不甚见”之类并不十分肯定的字眼。
　　另外，又有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树草木以像山”，及《汉书·贾山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的记载，以证明当年始皇陵草木成林，不会有享堂建筑者。然而细绎两处记载的上下文，可知其所述本意仅在说明始皇陵陵冢一带种植有茂密的树木，实际并不涉及封土上有无建筑的问题。故以这两段记载来论证始皇陵不筑享堂，似还欠说服力。
　　总之，始皇陵的形制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仅在已有的关于始皇陵与中山王陵形制相同的推测的基础上，指出冢墓与享堂墓并非两种绝然无关联的葬墓，二者即有发展上的承继关系，又有互相融合的发展特点，从而进一步阐明中山王陵为一种具有冢墓与享堂墓双重性特点的全新墓葬形制，而秦始皇陵的形制很可能亦属此类。
　　注解：
　　(1)《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载《考古》1981年第1期。
　　(2)见《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第132页。
　　(3)见秦零《关于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载《考古》1983年第l0期。
　　(4)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载《考古》1981年第6期。
　　(5)始皇陵开始营建的时间，采用十三岁即王位说，即公元前246年。中山王*去世时间，采段连勤同志说，为公元前308年(见段著《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6)见《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期。
　　(7)《史记·秦始皇本纪》。
　　(8)此处数据采自无戈著《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9)在今江南地区(如安徽屯溪和江苏句容、金坛等地)发现的土墩墓，年代虽属西周，墓上也确有高大封土，但封土并不夯实，且无墓穴，只是把棺椁与随葬器放置地面上，然后用土堆成馒头形土墩，大墓每墩一座，小墓则不止一座，最多达十余座。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仅是一种特殊葬式，当为荆蛮遗俗，并不算真正的冢墓。另外年代属于西周的河南浚县辛村1号墓，地面发现既宽又厚的夯土，但其究竟是高大封土的残迹，抑或是享堂的墓址，当前尚难准确判断。
　　(10)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平装本上册第276页。
　　(11)例如蔡邕《独断》记云：“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读汉书·祭祀志》云：“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应劭《汉官仪》云：“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等等。考古发现，秦芷阳一号陵园已有寝类建筑，但作为定制，当为始皇所确立。
　　(12)关于先秦墓上建筑的名称，殷时何谓?今不可考。春秋战国时总称曰：“宫”，由此可证。《兆域附》谓“×堂”、“××堂”及“××宫”者，应是“宫”这个总名称之下具体建筑物的专用名称。
　　(原载《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室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