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在专门讨论地下遗存建筑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地上建筑，在被围起来的始皇陵外城区内，坟丘的西侧和北侧两处发现建筑遗迹，其中，西侧建筑位于坟丘西北约110米、内城外之间靠近内城之外，南北长约90米，东西宽约50米，筑有夯土墙和大面积的夯土层(1)。自1972年以来，在这个遗址(2)陆续发现了刻写有“丽山纵飤右”“丽山飤官左”的陶壶盖二件，刻写“丽山”“尚”的陶器残片一件，器底刻写“丽邑二升半八厨”的陶盘一件和刻写“邑五斗崔”的陶锺底部残片一件。1976年还发现一件高13.34厘米的金银镶嵌编钟，其钮上刻有“乐府”二字。象“丽山飤官”“厨”“乐府”等明显表现建筑性质的文字资料不断发现于西侧建筑遗迹。但是，由于上述资料正在发掘整理中，详细的调查报告还没发表，所以，目前只能讲到这些为止。
　　其次是北侧的建筑遗址(3)，1976年冬在坟丘北侧150米处发现一号建筑遗迹，接着，1977年3月，在其西侧东西一条直线上并列发现二、三、四号建筑遗迹。以二号建筑为例，建筑主体呈南北长19米、东西宽3.4米的窄长形，其南半部和北半部有铺设残石的路面，此外，西侧还有门道，并且，建筑和建筑之间用版筑的墙隔开。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二号建筑遗址发现的极大夔纹瓦当(4)，高48厘米，直径6l厘米，近似半圆形，其花纹为殷周青铜器上展示的变形夔纹。这仅仅是建筑物上的一个极小的构件，而其体积却如此之大，花纹格调如此之高，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建筑物的富丽堂皇。
　　那么，陵内的这些建筑物到底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根据秦汉时代的陵寝制度，杨宽先生(5)引用蔡邕《独断》篇，提出了“特别是西侧建筑相当于东汉陵寝制度的寝”的见解，《独断》、(《汉魏丛书》本)卷下有如下记载(6)：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日常生活)之具，总谓之宫。……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
　　古代君主居住的宫室，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的“朝”是君主朝见群臣和处理政务的朝廷所在；后部的“寝”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的私人场所。同样，宗庙也有前朝后寝，且互相比邻。古代人相信死人也有灵魂，和活人一样要处理政务和饮食起居。即然活人有朝寝，那么也就为死人设计了庙(朝)寝，直到秦始皇，寝逐渐从宗庙中分离出来，建在了陵墓的附近，这就是陵寝制度。更在汉代被承袭下来。据说陵上寝殿中，日常生活及衣冠用具配置齐全。
　　杨宽先生根据《独断》的记述，坟丘西侧即按照前面提到的始皇陵东向说的话，那么，陵后部已经看不见的建筑就做为了“寝”，其为“寝”的一个重要根据还有如前所述西侧建筑遗址发现刻有“郦山飤官”的陶壶盖之事。根据杨宽先生的说法(7)：陶文的“飤”和饲同义，同时，从刻有“长乐飤官二斤，十一斤四百三十五”的好畤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杜陵飤官□丞”(罗福颐《汉印文字徵》卷五)的汉印来看所说的“飤官”应该是设在汉代宫中或陵的供奉饮食的官员。可是，《说文解字》段玉裁注(8)“飤”本来做“食”，飤是食官。《汉书·百官公卿表》(9)中：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六年更名为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
　　汉初，食官是奉常的属官。但不管怎样，出土陶壶盖的坟丘西侧建筑遗址是设置“飤官”的官衙所在，是“寝”。杨宽先生的主张是妥当的。从同一建筑遗址出土的“郦二升半八厨”陶铭的陶壶、“乐府”铭文的编钟，也更加附证了杨宽先生的陵寝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既然“寝”设“食官”就应有厨房设施，既然在“寝”中举行的祭祀，当然就应有为祭祀的秦乐设备。
　　文献记载，到汉代，“寝”建在陵园中每天供奉四次食事。《汉书·韦玄成传》(10)关于前汉的庙、寝便殿的祭祀，记述如下：
　　“高祖下至皇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引人注意的是庙和寝分别建造，庙建在陵园以外之附近。每月在“庙”中举行的祭祀，从“寝”中取出衣冠运到“庙”，使附在衣冠上的灵魂游历一番。在“寝”中举行的祭祀则不很盛大，每天四次供奉食物即是祭祀的具体内容。寝和便殿在陵内的设置，颜师古注曰“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别殿耳。”即，寝是正式的，便殿似乎是设在“寝”旁侧的休息场所，此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陵园内建筑除“寝”外，还有便殿。但是，但殿相当于发现的哪一个建筑遗迹?现阶段还很难确定下来。另外，在内城的东北角，有一个由南北和东西走向的长墙割划成的长方形大区域，其北边和南边各有一门，这个长方形大区域是干什么用的(11)?也还有待于今后的调查。
　　陵内之所以建寝，是以死者灵魂滞留陵墓室内当然之前提条件。正因为相信死人的灵魂住在陵内，所以在其近旁设“寝”，配置“飤官”，侍奉每天的饮食起居。而把附着灵魂的衣冠从“寝”中取出游历到“庙”也正是因为相信死者灵魂住在陵墓及寝中。死者灵魂住在陵墓的墓室内之说，在当时颇为革新的想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之前关于死者灵魂的想法还并不十分明确。不少记载在文献中的儒家思想，认为人死后其精神的魂和肉体的魄是分开的。魄归之于土，反之，魂升之于天。例如，前汉时代辑录有关此前的礼仪制度学说的《礼记·郊特牲》(12)篇中简洁通俗地叙述了“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檀弓下》(13)春秋吴贤者季札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即魂从内体中游离出来。《仪礼·士丧礼》(14)所记招魂回复之礼就是由这种思想而来。如果基于此想法，因为魂没有停留在墓室内，所以，与其兴建意义不大的盛大的地下建筑，不如举行薄葬。本来，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考虑方法，后汉的合理主义者王充也在《论衡·论死篇》(15)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这与在陵旁建寝的秦始皇的思想完全不同。在这里，魄自不待言，做为古代经常遭到责难的厚葬之因，魂也不能升天而滞留于地，于是就产生了规模空前绝后的始皇陵。
　　由陵寝制度体现出来的秦始皇的灵魂观，是颇为革新的思想。这种灵魂观对于坟墓的构造及防卫方法等不能没有很深的影响，其影响之一是在地下为了建造宽广的墓室空间而采用横穴式墓葬形式。这与秦始皇陵以前的陵墓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以前的坟墓，通过华北、华南广泛使用竖穴木椁墓的考察，发现这种墓葬形式要在地下深挖墓坑，除底部墓室外，全部埋土，墓室也用木炭之类全部填充，所以说的空间仅是木椁内部，非常狭小。《史记·秦始皇本纪》(16)记载秦始皇陵“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就是记录因害怕泄露始皇陵的秘密，而把从事埋葬的人全部封堵在墓圹内的著名史料，这儿记载的“中羡”、“外羡门”就是通道。很明显，存在有通往墓室的墓道(羡道)。实际，根据最近的调查，坟丘的东、西、北三面已确认存在墓道，即前述的通道。因而，始皇陵采用横穴式墓葬形式可以说已被证实。
　　如果系统地观察上述墓葬，上焦村秦墓发现的横穴式小型洞室墓，战国晚期以后还出现在凤翔、关中(17)。这种水平构造的横穴墓，使墓室空间的迅速扩大成为可能的。最近的钻探调查探到巨大的地宫，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证明在墓道深处地下建造了深邃而宽阔的墓室空间。
　　为何要建筑如此宽大的墓室空间?不用说是基于上述的灵魂观，要安居死者灵魂的缘故。《汉书·刘向传》(18)责难始皇陵过分厚葬“石椁为游棺”，《汉书·贾山传》(19)“中成观游，上成山林。”说明了椁做为秦始皇灵魂的居住之处，不仅造成馆状，而且还设计成为一种象离宫的样子，这是由于把墓室空间做为灵魂游荡场所的原因。因此，坟丘西侧墓道附近发现的铜车马，其制作也非常精巧。它近似于皇帝用的实际车驾，是真车大小的1/2，据说是供始皇帝的灵魂游历地下世界的乘车。根据《独断》卷下(20)，前汉时代，皇帝每月从“寝”中取出先帝衣冠游历到“庙”中之际，要“备法驾”，这不用说是地上世界之事。但，即使在地下的世界，大概也考虑到皇帝灵魂出游时需要“备法驾”，故铜车马制成“法驾”的“安车”形式，奉车郎表现为御官俑，其他的兵马俑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作为始皇陵墓室空间的延长。各种各样的近卫兵、珍禽异兽坑、马厩坑对于在地下生活的始皇帝的灵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始皇陵的墓葬形式，实在是划时代的尝试。与战国大墓，例如中山王*和哀后墓及河北平山县发现的平山一、二号墓(21)，还有被推定为魏国王陵的河南辉县固围村三大墓葬(22)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两个例子同时承认墓上的建筑遗址，但围绕着建筑的性质，是相当于寝还是相当于享堂这个问题，近年，杨宽先生和杨鸿勋先生争论不休(23)。如果象杨宽先生所说的相当于“寝”，那么由此应该看出陵寝制度的先行，但两例的墓葬形式却都采用的竖穴木椁形式，地下墓室空间狭窄，作为死者灵魂居住空间的陵寝，这适当与否尚存怀疑。不如象杨鸿勋先生的所说的，只是做为祭祀墓主的享堂，这就与出土于平山一号墓，表示中山王*墓的规划的金银镶嵌“兆域图”(24)铜板上所说的“堂”铭不仅一致，而且还与竖穴木椁墓的基本观念不相矛盾。总之，如蔡邕所说，始皇陵在初次采用陵寝制度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是单指在坟丘旁侧建“寝”，而且在于墓室空间的扩大，实现名副其实的陵寝制度这一点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时代也许就已执行了陵寝制度，但是，中山王*和固围村大墓，仍然采用竖穴木椁形式，没有宽阔的具体空间。直到广泛地采用横穴木椁形式的始皇陵，才开始给与死者灵魂为日常生活的具体空间。假使如儒家之思想，没有升天之事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上说明的升仙到昆仑山不死之圣域，而应是留在地下墓室过死后生活。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来看，其死后世界，极强地反映了地上的现实生活，几乎做为地上世界的延续，原封不动地带到地下。
　　那么，联系以上的灵魂观，始皇陵与以前的陵墓相比，一个很大的差异是陵墓的防御方面。战国时代的坟墓部署辟邪及其打鬼作用的装备，认为这些东西可追赶要侵入墓内的邪鬼或者恶魔。特别在南方楚国地区，这些非常盛行。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一、二号楚墓出土的口衔垂着长舌的蛇的木雕漆彩镇墓兽和立有鹿角的漆彩木台(25)。前者是对于呈为蛇形的邪鬼的恐吓，后者被认为是顶撞恶魔的角力。但装备也不一定仅限于立体物。如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26)，除青铜的鹿角立鹤和漆彩木鹿之外，在内棺侧面也发现描绘持有武器的奇神异兽保护墓穴。在华北中山王*墓出土的一对恐怖形象的嵌银双翼神兽，认为这也担负辟邪的使命。但是，在秦始皇陵，直到现在，守护坟墓的镇墓一类从没发现过。替之，在始皇陵的前面发现持有武器进行防御的大批陶质兵马俑，这与始皇陵的灵魂观有很大关系。镇墓兽等辟邪神兽是为防御做成具体的蛇等形象的邪鬼吞食死者肉体而设的，那时认为墓内只留有肉体的魄，所以守墓只用辟邪就足够了。但是秦始皇，一但认为墓内不仅有肉体的魄，还有精神的魄，那么采取别的防御方法就成为必要。所以在陵前想出了配置兵马俑。对于携带实用武器的兵马俑，其意义不仅应视为写实主义的披露，而且应看到其作用恰象镇墓兽的呲牙立角，具有一种对敌人示威游行，显示威力的威赫的作用一样，因此，这里借用大规模的人间兵力表示所守卫的已不仅是形魄，还有较之高级的灵魂。
　　那么兵马俑军队所保卫和防备的敌人到底是什么?理所当然认为是保卫灵魂和防备灵魂，也就是说，别人的灵魂。与此相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27)记载了有关周亚夫墓的营建的极有兴趣的资料。
　　“條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变上告子，事连污條侯，尽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條侯，侯不对條。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耶?’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耶?’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既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28)
　　周亚夫是周勃之子，文帝时，为将军防御匈奴。景帝时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而位居丞相。记载内容是：周亚夫之子准备父亲后事购买官甲盾五百具。雇工以之为益买品而告发给皇上。其结果，事情涉及周亚夫，景帝指定举句，廷尉严励审问其谋反之事，周亚夫最后在狱中吐血而死。在此，首先引起注意的买铠甲和盾五百具做为葬品之事，单做为随葬品而其数量又如此之多，由此可见为此而作的兵马俑的作用，推知如廷尉所说“欲反地下耳”的意思了。于是，披挂实用铠甲的兵马俑理所当然的制成与真人同大，且携带实用武器。在文献中证实了秦始皇陵有兵马俑的同时，兵马俑的制作还延续到前汉的景帝时期(前156—前144)。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如果周亚夫被问成在地下谋反，那么就应该相信兵马俑在地下世界进行战争的实际作用。总之，在死者灵魂所居住的地下世界，和地上世界一样进行战争，不管是谋反还是防御，兵马俑起对敌人设防的机能。始皇陵的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及马厩坑，不仅被分配成环绕在死后世界的始皇帝灵魂的周围，而且还组成任何时候都能出击的军阵布局，并且兵马俑手中握有武器。这些特点，仍然可以说是强化防范敌人灵魂进攻的防御设施。更进一步说，始皇陵兵马俑呈近卫军军阵东向，如果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是因为秦始皇本人是灭亡六国，统一天下之人的缘故，近卫军要防御被灭亡的六国人民灵魂的叛乱。
　　因此，始皇陵称陵寝制度，在陵旁营寝、在地下建筑宽大的墓室空间和陪葬坑，设置百官及军吏俑等等，在墓制形制史上具有许多划时代的意义。这些方法全部基于把地下墓室空间做为死者灵魂居住之处的基本想法。根据《独断》“汉因而不改”这种制度又被前汉继承。
　　(本译稿得到林剑鸣、张文立两位先生指教，谨致谢忱)。
　　注解：
　　(1)本文节选自《试论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一文第六部分。原载《东方学报》第38期。
　　(1)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92页)。张文立《近年秦俑研究述评》(《文博》1985年l期64页)。
　　(2)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
　　(3)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
　　(4)和这个一样的瓦当，除1956年采集品(历史博物馆藏)外，还有一些。陕西文管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411页图七。
　　(5)杨宽《中国皇帝陵的起源和变迁》(尾形勇、太田有子共译。东京198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1985)后者收进了前文的上编，增补了中、下编。
　　(6)《独断》卷下“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称，寝有衣冠、几仗、象生之具，总谓之宫(中略)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侧，汉因而不改，故金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但是，杨宽先生把“古学”改作“古者”“金陵”改作“今陵”。
　　(7)杨宽《中国皇帝陵的起源和变迁》48页。
　　(8)《说文解字》“飤，粮也，从人食”。段注按，以食食人物，其字本做食，俗作粮、或作饲，经典无粮”。
　　(9)《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义，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仆、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
　　(10)《汉书·韦玄成传》。
　　(11)杨宽先生说是管理陵园的官吏及在秦寝侍奉饮食的宫女居住之地。《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一九八四年三期12页)。
　　(12)《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
　　(13)《礼记·檀弓下》“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略)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日，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14)《仪礼·士丧礼》“复者一人，以爵并服，裳于衣，左何之，报领于带，升自前东束荣，中屋北面，召以衣白，臬某复，三，降衣于前，爱用箧升自阼队，以衣尸”。
　　(15)《论衡·论死篇》“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旧也，神者，恍惚无形者也。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87—88页。凤翔高庄发现秦墓，吴镇峰、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14页。
　　(18)《汉书·刘向传》“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中略)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颜师古注“多采石作椁于圹中，以为离宫别馆也。”
　　(19)《汉书·贾山传》“死葬于骊山，(中略)被以珠玉，饰以裴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
　　(20)《独断》卷下“居西都时，高帝以下每帝，各别立庙，月备法驾，游衣冠”。
　　(2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l期)。傅熹年《战国中山王*墓出上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杨鸿勋《战国中山王*及兆域图研究》(同上)。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69—104页。
　　(23)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1期)。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4期)。杨宽《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83年7期)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考古》1983年8期)。
　　(2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图二五、二六“王堂”“王后堂”“哀后堂”“□堂”“夫人堂”，但“兆域图”铜版上写有五个堂，实际只是王(中山王*)和哀后墓。
　　(25)《世界美术大系 中国美术(1)》三九页，图二一。
　　(26)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图七二、九二、四、五。
　　(27)《中山王国文物展图录》(东京一九八一)图四三。
　　(28)《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原载《文博》1989年第2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