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秦统一的成功因国势强盛、军威雄武以及战略战术的正确合理而实现。具体分析秦军在统一战争中的胜利，不能不注意军运能力优势的作用。秦人高度重视粮运，亦努力提升运输组织的水准，注重运输能力的开发。灵渠的成就，体现了因军运促成的彪炳水利史册的重大发明。秦军运的组织管理，可能取军事化方式，因此有较高的效率，但是这种方式推行的极端化，则使得社会压力沉重，因此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竟成为将秦政引向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秦 统一 军运 军粮 水通粮
　　秦人崛起于西北，以军力的强势，“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终在嬴政时代“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1]，实现了统一。对于秦统一的因素，可以进行多视角的综合分析。我们曾经注意到秦人重视交通的传统对于统一事业成功的意义[2]。直接就军事行为和战争方式而言，亦应当关注秦国军运能力方面的优势所发生的积极作用。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10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需要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战争必然充分动员交通力量，即《孙子·作战》中所谓“师者远输”。研究秦的军事文化，不能不考察军运问题。
　　一、秦人对军运的重视
　　据《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十二年，……予楚粟五万石”。以汉代运输车辆的装载规格一车二十五石计算[3]，“五万石”需用运车2000辆。这是继支援晋国抗灾发起的“汎舟之役”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运输行为。这种跨国远程运输，实际上都可以看作统一战争中为前线提供军需供应的军运行为的一种演练。
　　这是对当时友好国家的粮运。对于敌对国家，则全力破坏其粮运系统。在直接的军事竞争中尤其如此。
　　典型的史例是长平之战中秦军的有关表现。长平之战是在“海内争于战功”，“务在疆兵并敌”[4]的秦昭襄王时代发生的一次对于天下形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战役。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歼灭赵军主力，确定了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局。司马迁所谓“昭襄业帝”[5]，即肯定了秦军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胜利的意义。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前260)九月，在长平山地，秦军与赵军决战。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40余万赵军的分割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军粮补给已经完全断绝。出于对长平之战特殊的战略意义的重视，秦昭襄王风尘仆仆，亲自前往河内。这是秦国的国君巡幸秦国国土所至于最东端的空前的历史纪录[6]。《史记》卷七二《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秦昭襄王的河内之行，对于动员兵员，督察粮运，全力加强长平前线的作战能力，无疑有积极的意义。对长平赵军之兵员与军粮的远方来援的堵截，也因此具备了成功的条件。“赵食道绝”是白起的初步成功，“遮绝赵救及粮食”，是秦昭襄王亲自主持的决定性的确保胜局的后续工作。秦人这两个阶段的做法，都强调了对断绝赵国主力之军“粮”军“食”来路的努力。
　　从《白起王翦列传》所谓秦昭襄王“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可知秦国是倾全国之力面对决战的。以此推想，对赵国所投入的军力，也不应当作过于保守的估计。分析这些历史记载，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长平之战，秦国破赵国之军，前后共四十余万，赵军投降后被阬杀者计有“数十万”之多[7]。如此数量的部队集中作战，军粮需求必然形成很大压力。长平可能有少量储备[8]，但必须仰赖来自邯郸附近平原粮产区的输送。秦军断绝粮路之后，“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突围不成，不得不投降。“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对长平大规模杀降事件如果作客观的分析，应当说，历史悲剧之发生，除了秦文化的传统风格与东方列国有明显差异之外[9]，另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体制的弊端。白起杀降的动机可能与生活消费品的运输有直接关系。在秦国的新占领区，军事长官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在承担军事指挥任务的同时，也要负责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就长平地区的局势而言，在受降之后，上将军白起首先要负责组织调运数十万降卒的口粮。在战争中已经付出很多的河内地方要承当这一压力，是非常艰难的。
　　二、秦军“远攻”传统与粮运效率
　　秦立国，是由于一次军事交通行为。《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此后虽僻在西方，却积极参与中原军事外交活动。
　　秦国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曾经谋取郑国。《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这次派遣大军远征，被有经验的长者批评为“径数国千里而袭人”[10]。
　　其实，此前一年，秦国已经有一次攻击郑国的军事行为。《史记》卷五《秦本纪》：“(秦穆公)三十年，缪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言缪公曰：‘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缪公乃罢兵归。晋亦罢。”秦军还曾远至宋、楚、齐等国境内作战。远征路线的距离都超过了进攻郑国所谓“径数国千里而袭人”。
　　据林剑鸣《秦史稿》附《秦史大事年表》，可以看到秦军如下“行千里”远征战例[11]：
　　这只是长平之战之前秦军在宋、楚、齐作战的记录。然而都是“径数国千里”的行途甚远的军事行为。这样的远征，都需要及时而充备的粮运保障。
　　据《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范雎进言秦昭襄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称这种军事行为为“远攻”，而取批评态度：“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远交近攻，只是发展扩张的策略。这种“远攻”，其实体现出秦军的机动性、持久性和长途奔袭的强大优势。兼并天下的战争，最终必然要进行“远攻”。而“远攻”的必要保障，是效率可靠的军运。
　　前说秦穆公时秦军攻郑“径数国千里而袭人”事，因军情败露而不得不放弃。归途中灭滑，因此遭到晋军袭击，导致崤之惨败。两年后，秦军攻晋，不胜。又过了一年，秦军大败晋师，成功复仇。在这一算不得“远攻”的战役中，我们看到秦军以决战决胜的精神英勇克敌的事迹：“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这一战役，《左传·文公三年》的记载是：“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后来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故事，其实是秦军“济河焚舟”、“渡河焚船”事的翻版。只是项羽故事“破釜”情节更突出地强调了本文所讨论的军粮问题。
　　三、军运与统一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空前宏大。兵员的集结往往数以10万计。大兵团作战需要调集转运数量巨大的军需物资，形成沉重的交通压力。
　　关于长平之战秦军歼灭赵军兵员数目，大致应有四十余万人。《史记》卷五《秦本纪》：“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卷一五《六国年表》：“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白起破(赵)括四十五万。”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卷四三《赵世家》：“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阬之。”“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卷四五《韩世家》：“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四十余万于长平。”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白起)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河，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战争的另一方，白起指挥的秦军的数量，也可以参照赵军被歼灭数目估计。
　　王翦击楚，动员的秦军多至六十万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三年[12]，秦王复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关于“复召王翦，彊起之”的细节，《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有更具体的记述：“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13]
　　《孙子·军争》：“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队必须得到充备的给养才能保持战斗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经写道：“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一定会不断地受到消弱。”[14]
　　秦军伐楚，出动的兵力达六十万。以秦简资料透露的秦时口粮供应的通例折算，全军每天作战人员的口粮就应超过五万石[15]。如此数额的需求，很难适应克劳塞维茨所谓“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的方式，也不大可能通过“军队强征”的方式得以满足。楚地尽管有克劳塞维茨说到的若干有利条件，“在人口稠密的地方，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也比较容易和可靠。”相反的情形，是“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如李斯谏止秦始皇发起攻击匈奴战争时所说：“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16]楚地虽然有诸多便利的条件，但是确实是“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17]，而六十万秦军的数量又太大了。
　　若不能依赖当地条件供给[18]，则必须“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六十万军人一天的口粮以车载二十五石计，则需两千辆运车转送。《九章算术·均输》：“重车日行五十里。”如果确实“径数国千里”，则运程超过二十日，则每日应有四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军运数额之巨大可以想见。《九章算术·均输》：“六人共车。”是说人力牵挽情形[19]。计入空车返回及装卸等作业用时[20]，千里行程共需三十六日。六人食用的口粮也有十五石。就是说每辆运车实际运抵千里之外前线的军粮只有十石。如此则远征楚国的六十万秦军每天消耗的军粮，需要五千辆运车才能完成运输任务。当然，这样的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在战区就食，或者就地征集粮食的可能，也没有考虑使用畜力牵挽运车的因素。固然伐楚之战未必出现主父偃批判秦始皇时代北边战争的发动，所说军运“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的情形[21]，但是秦远征军军粮运输对于运力需求的数量十分巨大，是完全可以确知的。
　　克劳塞维茨说，军需条件和战区“人口密度”有关。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楚地有富足之地，但是仍多“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又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值得我们参考。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真正战败的各种症候就会逐渐增加”[22]。显然，如果没有体制比较健全，效率有所保证的军运系统，秦军的战绩是不可想象的。
　　四、秦军运能力的开发
　　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最早的双辕车应当是秦人发明。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103出土2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2根[23]。这是中国考古资料中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独轮车的发明和普及，以往多据史籍“鹿车”的记录和汉代画像的反映，认为在东汉时期。刘仙洲、史树青著文指出独轮车创始的年代可以上推到西汉中晚期[24]。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二号坑发掘的收获，以单道车辙的遗存，告知我们秦人已经使用了这种制作简易，对于道路要求也甚低，非常有利于在运输实践中普及的车辆[25]。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和独轮车这两种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所使用的运车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后子鍼适晋，“其车千乘”。《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穰侯免相，出关就封邑时，“辎车千乘有余”。
　　使用马匹作为运输动力对于秦汉时期的交通发展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因而秦汉马政以及以养马业为主的畜牧经济与交通事业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秦人久有重视养马的传统。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为周人“主马于汧渭之间”，以“马大蕃息”开始活跃于社会政治生活中[26]。战国时七雄兼并，秦国以“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也”[27]，显示出与其他各国军事实力对比在机动性和进击速度方面的明显优势。就运输动力的开发而言，秦人养马业的优势，必然有益于交通进步。
　　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配予车牛和看牛的人。《司空律》又有关于“公车牛”和“公牛乘马”使用与管理的规定。《厩苑律》中，可见关于马牛畜牧、使用和管理的条文。规定县级行政机构有控制“公马牛”生存数字的责任。又规定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牛考核一次，死亡数字超过定额的，责任人要承担罪责。考核和评比，“最”“殿”各有奖惩。秦国“公马牛”管理制度的严密，体现出秦行政生活中畜力开发和利用所受到的特殊重视。《盐铁论·刑德》说秦法严酷，“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律文关于“盗牛”罪行的处罚，有具体的规定[28]。
　　“入刍稾”，即所谓“入刍稾之税，以供国用”，被看做秦政苛暴的标志之一[2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稾”。所谓“蜚刍輓栗”，“蜚刍”，就是刍稾转输。对马牛饲料“刍稾”的强行征收，反映秦对运输动力的特殊重视。
　　秦汉时期，大量的驴、骡、骆驼等西方“奇畜”作为驮负和引车动力引入内地经济生活，成为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盐铁论·力耕》所说，“驘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这种引入“奇畜”用作交通运输的动力的情形，其实秦人自战国时期已经创始。《吕氏春秋·爱士》注意到外国的“白骡”。李斯《谏逐客书》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骏良駃騠，不实外厩”[30]。駃騠这种西方奇畜的引进，也极大地开拓了运输力量增长的路径[31]。
　　秦人较早重视水运能力的开发。《石鼓文·霝雨》说到“舫舟”的使用，可见秦人很早就沿境内河流从事水上运输。《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所谓“汎舟之役”，杜预注：“从渭水运入河、汾。”这是史籍所载规模空前的运输活动。《华阳国志·蜀志》：“(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水道”“舟船”作为运输条件，使秦国的经济储备得以充实，使秦军的战争实力得以提升。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标示水道有“关”的控制，也体现水运是秦国重要的运输形式。《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所谓“水通粮”，是形成“不可与战”之强盛战争实力的重要因素。《说文·水部》：“漕，水转谷也。”这种运输方式的早期发展，或许可以归功于秦人。徐中舒曾经指出秦的军事优势与此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水通粮(即后来的漕运)，也就不能把它所积聚的粮食，输送到远方去征服其他的国家”[32]。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炫耀秦国水上航运能力以恫吓楚王的言辞：“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史记》卷七○《张仪列传》记述略同，“方船”作“大船”，“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作“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与三月之粮”作“与三月之食”，“不费汗马之劳”作“不费牛马之力”。说士的语言恐吓，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循江而下”或说“浮江以下”的特殊的军运形式，运载对象包括军事物资，也包括军队兵员[33]。
　　五、灵渠的意义
　　兼并六国，是秦始皇时代意义重大的历史变化，后人或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34]，“六王失国四海归”[35]。究其原始，我们看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对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纪事有“秦初并天下”的说法。嬴政“令丞相、御史”“议帝号”时，有“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的词句。“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也有“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的赞语。于是人们普遍以为随着所谓“六王咸伏其辜”，统一局面已经形成。“六王毕”，被看做统一实现的标志[36]。
　　以往学者似乎大致多认同这样的判断[37]。然而仔细考察秦史，应当注意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的历史记录中又有以北河和南海为方向的军事进攻的成就。秦帝国的版图因此空前扩张。这一历史变化，可以理解为规模更为宏大，意义更为深远的统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陸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产”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秦军远征南越的军事行动较早开始，可以引为助证的又有《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王翦)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此说以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已经在灭楚之后，开始“南征百越之君”[38]。
　　灵渠的遗存，提供了秦人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发水利工程以水力用于军运的确定的实例。据严安上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39]这一工程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体现了水利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发明。有学者推断，灵渠宽度5～7米，水深1～2米，当时可以航行宽5米，装载500～600斛粮食的运船。“用这样的船只运粮，无疑比人力、畜力的运输能力提高了许多倍。这对保证秦军岭南战争的胜利，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40]有学者分析说，灵渠工程成功，“水路的畅通使得秦军增援的楼船之士乘水路而至，军粮的供给也得以解决。”[41]可能灵渠水路对于兵员运输实际意义并不突出，主要作用在于军粮运输。
　　石声汉总结战国水利成就，列举当时“空前宏伟的水利工程”，包括“广西的灵渠”[4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说水利事业的成就使得“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应当肯定，直接服务于军运的灵渠的开通，也是秦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秦军事运输的组织管理
　　秦调发民役进行的大型工程，可能采取军事化的管理方式。秦始皇陵工程劳役人员在农民暴动武装逼近王朝中枢时，“授兵”即能够迅速组织成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看作例证之一[43]。
　　秦军运的组织形式，很可能也取军事化手段。汉代军运多使用“卒”的情形，可以作为旁证。汉代历史文化信息中，“卒”的身份与交通实践相关的史例颇多。居延汉简可见“戍卒”、“燧卒”、“卒”兼任“车父”的情形：如“戍卒梁国睢阳第四车父宫南里马广”(303.6，303.1)，“木中燧卒陈章车父”(E.P.T50：30)，“第卅二卒王弘车父”(E.P.T57：60)等。简文又直接可见“车父卒”(484.67，E.P.T52：167)与“车父车卒”(83.5A)称谓。“车父”同时又身为“卒”，当大致与主要以转输为职任的《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所谓“漕卒”、《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所谓“委输棹卒”身份相近[44]。据《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漕渠的开通，可以“损漕省卒”。也说明漕运的主体力量是士兵。类似例证又有《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汉书》卷二九《沟洫志》：“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壹成，万世大利。’”其中所谓“士卒转输”，应是军事运输的通常形式。《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魏延议：“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负粮”者也由军事长官统一指挥调动。
　　前引娄敬事迹“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见刘邦情形，也是戍卒前往戍所途中承担运输任务的实例。秦汉之际这一故事所反映的军运方式，可以理解为秦制的沿承。
　　汉代军事生活中大规模远征的军运调度，则有《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记载王莽击匈奴事：“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准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
　　以军事化手段组织管理军事运输，可以保证有较高的效率。但是这种手段使用的极端化，则使得社会压力沉重，因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按照主父偃的说法，军运负担成为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之一：“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踰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饟，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45]所谓“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这种长途军运造成的民众的过度负担，使得“百姓靡敝”，甚至“道路死者相望”，致使民怨沸腾，最终竟将秦政引向败亡。
　　注 释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成果。
　　[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2] 参看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史林》1989年第4期。
　　[3] 《九章算术·均输》：“一车载二十五斛。”裘锡圭指出，“居延简里有很多关于用车运粮的数据，每车所载粮食一般为二十五石。”“雇佣的僦人和服役的将车者输送粮食的时候，大概一般比较严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车的常规。”《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
　　[4]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
　　[5]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6] 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八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王子今：《长平之战的历史记录与历史评价》，《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长平战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称作“米山”。明末人李雪山曾经作《咏米山》诗，由米山胜迹追念名将廉颇，其中写道：“积雪如山夜唱筹，廉颇为赵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山西通志》卷二二六《艺文四十五·诗六》。
　　[9] 《荀子·议兵》：“秦人其生民以狭厄，其使民以酷烈。”郝懿行《荀子补注》：“狭厄犹狭隘也。”“酷烈”体现政治文化的风格，或许可以与《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所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对照读。《商君书·垦令》又说到“褊急之民”、“很刚之民”。秦以国势之强盛、军威之勇进以及民气之急烈，于东方得“虎狼之国”的恶名(《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苏秦语、楚威王语，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游腾语，卷七五《孟尝君列传》苏代语，《屈原贾生列传》屈平语)。
　　[10]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又有“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的说法。
　　[11] 林剑鸣：《秦史稿》第452页至第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 “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的所谓“关”，是函谷关还是武关?我们目前尚不能确知。然而思考这一问题似不应忽略《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中所见春申君客“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对于“秦二十年而不攻楚”的原因的分析：“秦踰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秦与楚之间最便捷的交通路线是武关道。《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二十二年”记载：“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与《秦始皇本纪》所说“二十三年”不同。所谓“既行至关”的“关”，胡三省注：“此当是出武关也。”如此则经行武关道蓝桥河栈道。蓝桥河栈道以其提供了可以满足车辆通行的必要宽度的特点，显现出形制的优越。参看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
　　[13] 宋人李復撰《王翦》诗言此事：“少李轻兵去不回，荆人胜气鼓如雷。将军料敌元非怯，能使君王促驾来。”《潏水集》卷一六《七言律诗》。据王翦自己的说法，“今空秦国甲士而专我”，内心有“令秦王坐而疑我”的忧虑，于是不得不“多请田宅为业以坚”。
　　[14] 〔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59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
　　[15]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其守署及为它事者，参食之。”整理小组释文：“城旦筑墙和作其他强度与筑墙相当的劳作的，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站岗和作其他事的，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1页至第52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军人口粮应超过这一定额。《盐铁论·散不足》说丁男口粮每月三石。《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士卒口粮每月2.66斛。而居延汉简显示的士兵口粮一般为三石三斗三升少。参看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第165页至第169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6]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17] 同[14]第595页至第600页，第610页，第613页。
　　[18] 军队在战地劫掠消费物资是常见的情形。如《墨子·非攻下》所指责的：“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攘杀其牲牷，……。”但是这样的物资征集，不能保证确定的数额，难以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写道，“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就进攻敌国的远征军来说，“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594页)
　　[19]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见刘邦，就是这种情形。汉代画像也可以看到表现人力挽车“车六人”的画面。
　　[20] 《九章算术·均输》关于“均输粟”的算题写道：“重車日行五十里，空車日行七十里，载输之間各一日。”
　　[21] 同[16]。锺，《左传·昭公三年》杜预注：“六斛四斗。”《小尔雅·度量》宋咸注：“八斛也。”《淮南子·要略》高诱注：“锺，十斛也。”按照高诱的解释，“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即只有三百分之一运抵目的地。这应当是夸张的说法。
　　[22] 同[14]第597页至第598页，第614页。
　　[23]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24]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史树青：《有关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25] 赵宠亮：《独轮车至晚在秦代已经发明》，《中国文物报》2010年7月21日。
　　[26] 《史记》卷五《秦本纪》。
　　[27] 《战国策·韩策一》。
　　[28] 《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2页至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29] 《淮南子·氾论》：“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適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入刍稾”，高诱注：“入刍稾之税，以供国用也。”
　　[30]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31] 王子今：《李斯<谏逐客书>“駃騠”考论——秦与北方民族交通史个案研究》，“秦与北方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2012年8月。
　　[32] 徐中舒：《论东亚大陆牛耕之起源》，《成都工商导报》，《学林》副刊，1951年12月。
　　[33] 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34] 〔唐〕杜牧：《阿房宫赋》，《樊川集》卷一。
　　[35] 〔宋〕莫济：《次韵梁尉秦碑》，《宋诗纪事》卷四七。
　　[36] 〔宋〕洪适《蛰寮记》：“六王毕而仪、秦蛰其辩。”《盘洲文集》卷三○《记一》。〔明〕魏校《答胡孝思》：“六王毕，四海一，李斯适当同文之任。”《庄渠遗书》卷四《书》。〔宋〕独乐园主诗：“秦皇并吞六王毕，始废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谓传万世，仁义不施徒托仙。”〔清〕沈季友编《檇李诗系》卷三六《宋》。
　　[37] 吕思勉《秦汉史》言“秦王政二十六年”事，使用《史记》“初并天下”语，又说随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皆有大一统之规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5页、第8页)劳榦《秦汉史》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年)，六国尽灭，新的帝国成立了。从十四年到这个时期，前后十三年间，秦王完全平定了天下。”(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5页)何兹全《秦汉史略》写道：“秦王政二十六年灭了六国，统一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林剑鸣《秦汉史》的表述则是“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达数百年的局面，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页)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说，“前后十年之内，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依次灭亡，天下归于一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页)傅乐成主编、邹纪万著《秦汉史》也以为“到了秦王政廿六年(前二二一年)，完全统一了中国”，创制了“史无前例的大一统之局”。(重文图书有限股份公司1994年9月版，第9页至第10页)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照应了北边、南海战事对于统一的意义：“秦的统一战争前后历时十年，依此攻灭东方六国，天下归于一统。随后，又北伐匈奴，南定百越，把统一的范围拓展到周边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意义十分深远。”(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38] 王子今：《秦统一局面的再认识》，《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说，“始皇统一六国的次年，即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秦王朝开始大规模平定百越的战略行动。”论者依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与越杂处十三岁”上推十三年，确定“伐越年代在始皇二十七年”。又说：“林剑鸣《秦汉史》第二章中，依据后世《乐昌县志》的资料，将秦伐岭南年代定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可备一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5页，第74页。二十八年之说，可能由自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皇帝之土，……南尽北户”文句。
　　[39] 同[16]。
　　[40] 《广西航运史》编委会编：《广西航运史》第4页至第7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第8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41] 张卫星：《秦战争述略》第130页，三秦出版社，2001年。
　　[42]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第8页，农业出版社，1980年。
　　[4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巨鹿。”
　　[44] 王子今：《居延汉简所见<车父名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8.19期；《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45] 同[16]。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