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秦雍城遗址系东周时期秦国“九都八迁”历程中置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的一处正式都城，随着看来秦都东迁，这里仍然发挥着一座“圣城”的影响至汉武帝时期，成为“汉承秦制”的历史典范。由于有关早期秦人的文献记载不足，导致判读上的失之偏颇，而正是靠大量考古材料逐渐解开早期秦人神秘的面纱。雍城在秦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雍城的考古工作经历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总结回顾雍城既往“宏观”工作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在承继既往宏观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微观’工作方法，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秦雍城，并建立信息系统”的工作理念，使新时期的工作定位、思路和方法适应新的要求和规范，实现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秦雍城采取以保护为中心的目标计划，并与大遗址保护相结合，与展示利用相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使考古工作达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崇高境界。
　　关键词 秦雍城 考古工作 回顾与展望
　　秦国自春秋早期初都西垂之后，又历经了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秦人为实现“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子孙饮马于河”的宏大理想，以其坚忍不拔的气概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由西向东逐渐发展、步步为营的过程中，以包容和开放性的政治心态，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过程[1]。
　　陇东一带大量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发现，揭开了追忆帝国童年的序幕。在与西戎不断磨合中，早期秦文化也逐渐呈现强势文化生存的征兆，成为日后大秦帝国崛起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秦人开始东出陇山，向关中沃土挺进。此后，秦雍城为帝国的最终实现而蓄势，真正成为秦帝国成长与肇始之地[2]。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以南，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献公“二年，城栎阳”。从德公元年(前677)至献公二年(前383)间长达290余年，雍城一直作为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在秦国都城邑沿革与发展过程中首屈一指。作为国都，秦国在这里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兴建了诸多气宇轩昂的宫殿群，建造了宏伟的秦公陵园，以及遍布南郊的离宫别馆，使之成为当时各列国中发达的大都市之一。可以说，秦以雍城作为一处长久之都，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以后，秦国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自秦献公将都从雍东迁之后，这里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一、秦雍城考古工作历程
　　秦国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秦国整个发展历史过程中，雍城置都的时间最为长久，成为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中心舞台。秦人当时在雍城铸就的辉煌，可以从文献记载西戎使者由余的赞叹声中得到答案，“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3]。
　　由于古文献记载的简略或某些记述考略方面的失之偏颇，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正是近70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才逐渐揭开了雍城神秘的面纱。
　　秦雍城是目前全国多处东周列国都城中保存最好，也是考古工作了解相对清楚的一处都城大遗址。当今人们在守望和凝视着这座历史古城的时候，油然产生对曾经在这里勤奋探索的前辈考古工作者的崇敬之情。正是一代一代考古人鼎力传承，才有了现今清晰与丰硕成果的展示。
　　秦雍城考古工作经历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4]。
　　工作启蒙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北平中央研究院的年轻学者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等先生赴宝鸡发掘斗鸡台“瓦鬲墓”期间，驻扎于当时的凤翔府城，他们安步当车，在发掘间隙，漫步于凤翔郊外的雍水河畔，已经关注到文献中所说的早期秦雍城，也曾在这里进行过小规模的考古调查。当时虽然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记述，但他们的经历无疑开启了秦雍城考古工作的先河。
　　初期奠基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关中地区沿渭河、泾河、汉江流域探寻古代重要历史古城及古人类聚落遗址的考古工作相继展开，秦都咸阳、雍城作为渭水流域的工作目标随之被纳入工作视线。新中国成立之后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此时曾在凤翔做过多次考古调查；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凤翔发掘队正式成立，张正岭、赵学谦、吴梓林、徐锡台、郭长江、马建熙、吴镇烽、魏遂志、孙德润等前辈学人先后参加了雍城的调查和试掘工作。在这一工作时段，其注视的目标是寻找“城”，由于当时秦文化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有关遗存的面貌和特征并不为人所了解，当见到城墙和建筑材料之后，自然把位于雍水河左岸的“南古城”当成是秦雍城的宫城所在[5]。其实现在看来，“南古城”虽位于秦雍城遗址范围之内，但它不是东周时期秦雍城的属性，而可能系西汉时期雍县县邑或者同期官署建筑。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创业期，为嗣后秦雍城的大规模考古工作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辉煌期：自1974年开始，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停滞的秦雍城考古工作在当时政治理论的争辩声浪中重启。那时考古学界希望通过考古新材料来证明一个时兴的理论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及其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在秦国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那里没有奴隶制，或是奴隶主统治薄弱。这样的时代背景却促成了后来秦雍城大规模考古工作延续，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与勤奋拼搏，铸就秦雍城考古工作最为鼎盛的辉煌期[6]。直至1986年，这一时期秦雍城的考古工作主要由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韩伟先生领衔，参加人员有吴镇烽、尚志儒、李自智、王辉、张占民、吕智荣、焦南峰、马振智、刘莉、叶进、田亚岐、王保平等，陕西省文管会范培松、凤翔县雍城文管所曹明檀、赵丛苍先生等。这一时期先后对雍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确认了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及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勘探出位于城南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及雍水河沿岸的国人墓葬区；调查出郊外的部分宫殿建筑遗址区；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和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等。这一时期在秦雍城遗址范围内获得的丰富标识性考古材料与认识，极大地推动了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和研究[7]。
　　巩固转型期：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秦雍城考古工作进入对既往考古资料的全面整理及在传承既往“宏观”工作取得重要收获的基础上，再利用“微观”工作的方法对秦雍城遗址细部进行更为全面掌握的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秦雍城的考古工作主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领队，参加人员有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刘军社、王颢、张程，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景宏伟，凤翔县博物馆王长虎、曹建宁、孙宗贤、王周应等。在田野工作方面，先后开展了多项较大规模的考古课题，如秦公一、六号陵园和“穆公坟”遗址考古调查，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发掘，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地考古发掘等。这一时期针对基本建设和雍城保护与展示规划制定的相应考古项目也被列入工作计划。当雍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百处大遗址之后，由陕西省文物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写的《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规划》也即将出炉，今后围绕着秦雍城保护、展示与研究的新时期考古工作，成为转型之后如何进一步探索与传承这座秦都“圣城”的主要命题[8]。
　　二、秦雍城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秦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遗址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组成。遗址的整体布局及范围是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而变化的。上世纪对秦雍城遗址确定的范围32平方公里，加上近年最新的调查成果，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
　　城址系秦国都城所在地，位于今凤翔县城中心以南。城址南北长3300米，东西宽3200米，总面积10.56平方公里。目前在城址范围内已发现的主要遗迹有：周边残断的城墙、“秦穆公坟”(实为城内高台建筑)、姚家岗春秋宫殿区(包括一处宫殿建筑、凌阴遗址、铜质建筑构件窖藏和豆腐村陶质建材作坊遗址等)、马家庄宫殿与宗庙区(包括秦宗庙和朝寝建筑遗址、二号和四号建筑遗址)、铁沟与高王寺宫殿区(包括凤尾村遗址、市场遗址和高王寺铜器窖藏等)、南古城建筑遗址区、雷家台建筑遗址和邓家崖国人墓地、雷家台战国秦墓地、翟家寺春秋秦墓地等，秦雍城道路遗迹等。
　　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县南塬，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南指挥陵区由13座陵园组成，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君陵园区，目前已在该陵园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车马坑共43座和2处国人墓地，另外还发现了一批陵园兆沟遗迹。该陵园区总面积13平方公里。三岔陵区位于郭店镇三岔村三组村庄周围，目前发现了一座陵园，由3座中字形大墓和2座车马坑组成。该陵园区总面积1.9平方公里。
　　国人墓地主要分布在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八旗屯、高庄、西村、南指挥、黄家庄、邓家崖和礼包务等处相对独立存在的墓区组成。总面积2.3平方公里。除上述区域外，近年还在雍城郊外以东的塔寺河沿岸的六道树、瓦窑头和雍城城址西北部也相继发现多处秦墓地，这一新的发现改变了之前认为秦国人墓地仅分布于雍水河沿岸的传统观点。
　　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分布于雍城遗址西南部的孙家南头一带的汧河东岸，总面积约26.5平方公里。包括的古遗存有：周秦墓地和西汉仓储建筑遗址，秦汉宫殿建筑遗址和马道口遗址。孙家南头郊外宫殿建筑区包括在上述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分布区的保护范围之内。考古资料证明，这里秦汉宫殿遗迹特别丰富，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羽阳宫当都在这里相继被发现。此外，在雍城以东的凹里村，西北部的塔陵村也发现郊外宫殿建筑遗址。
　　(一)雍城城址内的考古工作
　　1.城墙与护城设施的发现与认识
　　最初秦雍城考古工作的开局是对“南古城”城址的调查发掘，当时曾做了不少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但对其与秦雍城的关系却无从定论[9]。后来的考古工作才证实，“南古城”遗址不具东周时期秦雍城属性，可能是汉代设在雍城故址上的地方衙署或“坞堡”。到上世纪60年代初，雍城考古队从寻找雍城城墙遗迹为突破口，在今凤翔县城西南角做考古调查时，发现二处残断的夯土墙基[10]；80年代初对城址再次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时，经解剖证实早年所发现的南北向夯土墙基为雍城西城墙北段的一部分，同时又新发现了属于雍城东、南、西、北四边城墙的残段遗存，确认了雍城宫城部分的具体位置、形制及范围[11]。西墙目前保存较好，南墙沿雍水河方向修筑，蜿蜒曲折，东墙紧依纸坊河，北垣大部为今县城所压，勘探工作较为困难，仅在铁沟村和凤翔师范职业技术学院北围墙处各发现一段，这两段城墙之间为秦“穆公坟”遗址，其显著标志是近于方形高大夯土台，出土有红烧土、路土、凹字形板瓦、筒瓦等，经初步调查确认，该遗址由于清代毕沅根据讹传而题写“穆公坟”题额得名，实际上它原本可能是北垣之上墙垛结构，或者为城墙附近的高台建筑。雍城城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为天然屏障外，还在西垣外开掘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施的一部分[12]。
　　根据对雍城城墙遗迹的解剖性发掘，了解到当时修筑时从较深的基槽中开始夯筑，地面以上分里外两层板筑，土源分别取之于城内和城外开挖的护城河。墙体临近地面处的厚度达13米，夯层厚8-12厘米，对夯筑的工具及夯筑方法也有实物的发现。
　　2.城内三大宫殿区的发现与研究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于德公元年(前677)迁都雍城，这一点无疑义。至于何时迁出，传统观点是秦献公二年(前383)，对此学界尚有不同的说法，而不论采信哪一种说法，雍城无疑系秦国建都时间最为长久的一座都城[13]。
　　经过历次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雍城城址范围内大的基本布局和内涵较为清晰，先后发现和确认出了三大宫殿区，同时又发现了市场、制陶作坊和城内道路系统等重要遗存。
　　姚家岗春秋宫殿区 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西距雍城西城墙仅50米。上世纪70年代在此先后发现宫殿建筑遗址，发掘出铜质建筑构件窖藏和凌阴遗址等[14]。姚家岗宫殿遗址的位置被确定为春秋时期的宫区所在，甚至有学者提出即为秦德公所居的大郑宫[15]；共计出土64件铜质建筑构件的窖藏遗迹位于上述宫殿遗址附近，这批构件可分为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阳角三面蟠虺纹曲尺形、阴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形、双面蟠虺纹单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单齿方筒形、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小拐头等十个类型。其用途在大型建筑上是与木构材料结合使用的[16]。这批构件的出土则为了解当时木构建筑梁柱间交接形式，是从早期以绳索扎结到晚期榫卯套接的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使用金属构件进行连接的判断提供了实物依据[17]。凌阴遗址位于宫殿遗址的西北，为一平面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夯土基的四边夯筑有东西长16.5、南北宽17.1米的土墙一周。墙内以细泥抹光。在夯土台基的中部，有一口部东西长10、南北宽11.4米的长方形窖穴。窖内四壁呈斜坡状。窖穴四周为回廊。通道上有由东向西平行的五道槽门，在第二槽门之西的底部，铺设水道一条，与白起河相通。水道东高西低，显然是窖穴的排水设施。根据这一窖穴的位置、形制，特别是其本身无防潮措施，且有排水管道与白起河相通等，发掘者判断其为冰窖，体积达190立方米。古代文献中称冰窖为“凌阴”，《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说明最迟在周代就有了凌阴的设置。凌阴遗址中出土的主要遗物有绳纹、三角几何纹凹字形板瓦、绳纹与抹光带纹相间板瓦、绳纹排水管道、铜质建筑构件残段及玉壁、玉圭、玉玦等[18]。上述各类遗迹时代均为春秋时期，且共处一个台地之上，应该同属姚家岗宫殿区当无悬念，估计这里很可能就是春秋时期秦德公、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地方。
　　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 位于雍城中部偏南，由四个建筑群组成，最为显著特点是宫殿与宗庙同处在一个区域之内。一号建筑群遗址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面积约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东西厢和围墙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东厢内，发现牛坑、羊坑、牛羊同坑、人坑、人羊同坑、空坑、车坑等各类祭祀坑181个。这些祭祀坑除少数外，大多排列似有一定规律，或二个一排，或三个一列。祭祀坑坑口高低不一，有的还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祖庙及东厢内的祭祀坑，均打破建筑地基，应是建筑废弃后的祭祀。一号建筑群出土的遗物，较重要的有各类陶瓦、铜质建筑构件、金器及陶、铁、玉器等。值得注意的是，各类陶瓦上出现各种刻划陶文、总计达七、八十种之多。根据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陶器器形，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的记载，发掘者认为其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同时认定“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19]。尚志儒、赵丛苍同志对《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进行了补正[20]。一号建筑被确认为秦宗庙性质之后，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目前唯一能与古文献记载相对应，且保存完好的早期秦礼制性建筑[21]。韩伟先生的《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一文，还参照文献，分别将朝寝、东西厢、亭台建筑、大门、围墙等定名为祖庙、昭庙、穆庙、毫社、都宫门、都宫等，并进一步考证了建筑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功能，如前朝，应为“堂”，“堂上设席行礼”，为宗庙祭祀中重要活动场所，“寝”即室，为藏主接神之处，东西夹室，与史载吻合，“当藏秦襄公以下，二宗庙以上名位祧主”等等[22]。关于一号建筑群遗址中的祭祀坑，焦南峰先生的《马家庄秦宗庙建筑祭祀坑初探》一文引《吕氏春秋·仲春记》“以太牢祀于高禖”及注“三牲具曰太牢”等认为，祭祀坑中的空坑应为“豕”坑，其中一牛一羊一空三个一列的祭祀坑，即所谓“太牢”，而一羊一空二个一排的，则赴“少牢”祭祀。同时该文还对其中的部分“人坑”提出了质疑[23]。陈全方、尚志儒同志对一号建筑群遗址出土的陶文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三百多个各类文字符号大致可以归纳为数字、卦画、文字、符号四个类型，并对各类型进行了释读和研究[24]。马家庄二号建筑群遗址在一号建筑群遗址东15米处，由于破坏严重，现仅存门塾、隔墙、围墙及水井、输水管道等几部分。从残存遗象分析，该建筑群应为一平面呈矩形，布局规整，至少由二个以上院落组成的大型建筑群，其时代大约与一号建筑群相当，用途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无疑与一号建筑群有着密切的关系[25]。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一号建筑遗址西约500米处，面积约21849平方米。平面布局严谨规整，四周有围墙。由南至北可分为五座院落，五个门庭组成。遗址内发现遗物有一、二号建筑群遗址常见的各式凹字形板瓦、绳纹及抹光带相间的各式筒瓦等，还有饰粗绳纹的厚瓦片及散水石、烧土块、木炭、兽骨等，其年代上限应相近于一、二号建筑群。关于三号建筑遗址的性质，据《仪礼·释宫》之解释：“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宫南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而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遗址以东，且时代相近，规模较大，故推测该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26]。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秦公的僭越行为。同时还考证外、治、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27]。该建筑群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由此推断，这里可能就是秦桓公居“雍高寝”之所在[28]。四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二号建筑群遗址以东，相距50余米。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散水石到处可见，残存面积约二万平方米。夯土墙基已残缺不全。发现一些祭祀坑，内有动物肢骨、硃砂等。采集到的遗物有各式凹字形板瓦、筒瓦、陶水管、散水石等。其时代与一、二号建筑群相同，而性质尚待研究。
　　铁沟、高王寺战国宫殿区 位于雍城北部，在铁钩、凤尾村、翟家寺等地曾发现多处战国建筑遗址，出土文物有槽形板瓦、筒瓦和虎雁纹瓦当[30]；在高王寺村曾发现战国铜器窖藏，出土铜器12件，有春秋晚期鼎、战国早期镶嵌宴射壶、敦、盖豆、盘、匜、提梁壶、甗等，判断这批铜器当为战国中期以前秦国与吴国、楚国相互礼仪之物[31]。有学者推断这一带可能是秦躁公时期的“受寝”所在[32]。
　　3.“市”遗址
　　位于雍城北部，经考古勘探，该遗址为近似于长方形的封闭空间，四周为一夯墙，四周墙上有门，为露天市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左右。“市”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面朝后市的布局基本相同。根据出土文物推断，该遗址的年代当从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33]。
　　4.作坊遗址
　　作坊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考古调查先后于雍城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曾在史家河、马家庄和今凤翔县城北街一带发现国青铜作坊遗迹的线索[34]。炼铁作坊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发现于城内豆腐村、铁丰、瓦窑头以及雍城城外的姚家小村、八旗屯等地；陶制生活用器则发现于邓家崖东岗子[35]。2005-2006年在凤翔县城南的雍城遗址内发现的大型制陶作坊，对研究秦都雍城陶质建材的来源，尤其是制作和烧制工艺及流程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位于雍城内西北方向，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发掘出土的2000多件遗物中，除方砖、槽形板瓦、筒瓦贴面墙砖、陶塑外，一批很有特色的动物纹瓦当令人注目，有鹿、蟾、狗、雁纹，鹿纹，鹿蛇纹，虎纹，虎雁纹，豹、鹿、鱼纹，单獾纹，双獾纹，凤鸟纹，蛙纹等，另外还有一批云纹瓦当和素面瓦当。这些瓦当有一部分是因为火候过高而变形成为废品，还有一些虽然完整，但可能是与之连接的筒瓦损坏而被废弃。这里发掘出土的动物纹瓦当与以前雍城建筑遗址上发掘采集的瓦当完全相同，说明雍城大量的建筑材料来源于该作坊遗址。这批瓦当的当范及制作工具的发现，增加了雍城瓦当的种类和数量。该遗址内发现了当时制作瓦当工艺流程全过程的遗迹。以往在雍城发现的秦汉瓦当中，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多年来在地面采集或民间征集而来，作为秦汉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各类瓦当，其制作风格、形制特征和图案内容都因时间的差异而有区别，尤其对各类图象瓦当的年代判断就比较困难，而通过本次对豆腐村遗址的发掘，则从地层层位关系上明确了出土数量非常多的瓦当时代[36]。
　　5.城内道路与排水系统的阶段性成果
　　2011年3-11月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雍城考古队在秦雍城城址北部发掘出6处古代道路遗迹，这几段古代道路分别处在不同的层位下。按历年来在雍城遗址确立的地层年代关系，压在2层下即为明清时期的道路，路面宽4-5米，路土中包含瓷片及明清时期砖瓦碎片等；压在3层下即为唐宋时期的道路，路面宽3-4米，路土中包含同期瓷片、砖瓦等；压在4层下即为汉代道路，路面宽18-21米，路土中包含东周时期瓦片、西汉时期砖瓦碎片等；而压在5层以下，生土之上的即为雍城时期的道路，路面宽9-11米，路土中包含史前、西周和东周时期陶器残片、瓦片等。本次尽管对秦雍城时期的道路遗迹没有发掘，但却对早先曾被认为系雍城时期的道路，而现在被重新确认为西汉、唐宋时期的道路遗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此次主要发掘出的西汉时期道路，基本路宽18.3米，接近十字路口处宽度近21米，路土厚度20厘米。车辙宽度分别为1米和1.4米，车辆碾压出的多条辙梁清晰。根据道路走向的判断，东西向路径自城址东北部越塔寺河，西南部越雍水河而斜向穿越；根据延伸的方向判断，与其呈十字交叉的南北向道路向北可能通往雍城西北部的雍山一带，向南可能通往雍水河与纸坊河的交汇处。经综合分析，该路径当与秦雍城时期道路没有关联，它是西汉时期修筑的国家大道。据古文献记载，早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出于军事、政治、经济的需要，曾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也就是当时的“国道”，2200多年前，秦始皇出巡雍城、陇西等地均沿此道西行。西汉时期，在此基础上修筑了“回中道”，成为东西交通干道。到汉武帝时代，“回中道”不仅是皇帝西巡举行郊祀活动的必经之地，同时也一度成为南线丝绸之路通往河西、西域进行贸易以及抵御匈奴的经济战略要道。在雍城出现的与其南北向交叉道路，则可能是分别通往城北的雍山祭祀圣地和城南的雍河水运码头。根据道路发掘的地层叠压关系，目前在城址内发掘出的西汉时期道路之下没有发现秦雍城时期的路土迹象，说明秦在雍城置都期间该国家大道是从城外穿越的，后来才改道于此。根据地形地貌及环境考察，当时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其支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上城市，此次从城址内多处相关遗存中界定出属于秦雍城时期的道路遗迹，其走向与布局往往受到了河流的制约。尽管目前对雍城城址内道路系统所进行的考古工作系初期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有限，但却已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尤其对秦雍城时期道路遗迹的确认则为下一步开展全面有序工作提供了明晰的指向和参照。道路与排水系统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座城市必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明确了道路与排水系统，对于搞清整个城市布局至关重要。雍城的布局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中具有典型意义。根据“十二五”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总体规划，对道路与排水系统的全面考古工作已列入首选课题[37]。
　　位于今凤翔城内毡匠巷的“秦穆公坟”因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的题记而得名，随着雍城秦公陵园的发现，对该“秦穆公坟”的性质提出质疑。2008年夏，通过实地调查、勘探，认定它并非坟墓，更不是“秦穆公坟”，而是战国时期雍城城内靠近北城墙处的一座高台建筑，系夯筑，其结构为正方体的内收台阶结构，已知四面底座边长均为38米，其台阶数及台高不详。这一考古新发现也为雍城范围、城墙的走向及大遗址保护区域的进一步认定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38]。
　　6.郊外礼制建筑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人当时的许多重要礼仪与祭祀活动都要在宫殿举行，除城内宫殿外，建在城郊地区的也不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雍城南郊的雍水两岸、千河东岸及雍城东郊和南郊发现宫殿和其它遗址的分布。
　　考古资料证明，孙家南头郊外宫殿建筑区遗迹特别丰富，战国时期的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羽阳宫当都在这里相继被发现，另外在城南一带也发现了另外宫殿的线索[39]。
　　随着秦雍城的东迁，原宫城已弃之不用，因雍城仍为一座“圣城”，秦汉时期的诸多重大礼仪活动仍然要在这里举行，如秦始皇登基时的加冕典礼，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多位皇帝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等，于是在原蕲年宫的基础上修葺了多宫在一起的“群宫”象征建筑，其目的可能是考虑到皇帝每年只来一次雍城的活动中，完成既往对各个礼制建筑不同的时节所要祭祀的程序。蕲年宫是秦汉时期雍城著名的宫殿，秦始皇曾行加冕礼于此。1982年在凤翔孙家南头村发现的一处秦汉遗址中曾出土“蕲年宫当”，调查者进一步勘查推考认为“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就是秦汉蕲年宫的所在地，汉代蕲年宫就建于秦蕲年宫之上”[40]。棫阳宫是文献中秦始皇软禁其母之处，1962年曾在南古城东北、马家庄西北与豆腐村南之间发现“棫”字残瓦当，同时还发现了“年宫”瓦当，1982年在上述地点偏南的雍水南岸的东社村西和村东北角发现成片夯土，并采集到完整的“棫阳”、“年宫”瓦当各1件。两次实地勘查的结果不仅证实“棫阳宫和年宫殆为秦宫汉葺者”，其具体地理位置很可能就在雍城南郊的东社、南古城、史家河这一范围之内。而且还纠正了史书记载和近人研究关于棫阳宫位于“扶风说”的不确结论[41]。
　　在2009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又在雍城城外西北约3公里处的塔陵村发现战国时期的建筑遗址，该发现对于雍城是否存在外廓城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城西约20公里处的雍山血池一带新发现一处西汉建筑遗址，推断可能与文献所记汉高祖刘邦的雍北畤有关。
　　7.郊外行宫建筑遗址
　　1973年，文物工作者在凤翔长青马道口发现一件西汉铜鼎，其上有“千共(供)厨”铭文，并记载该鼎历次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当时郊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42]。
　　尚家岭遗址位于陕西千阳县南寨镇冯家堡村，2010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当地有关部门联合组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确认该遗址始建于战国，沿革至西汉时期，具有离宫与驿站的属性。本次对位于整个遗址的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的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基址上建筑物被破坏殆尽，从建筑物倒塌堆积的包含大量砖、瓦、木炭、红烧土块和红烧土坯块等判断，这座宫殿建筑为土木混合结构。位于整个遗址西部建筑由南侧围墙、附属夯土建筑和主体夯土建筑三部分组成。尚家岭遗址规模较为宏大，判断其等级较高。其所处的位置处在古代陇东至关中地区东西通行大道沿线，是战国时期秦国最重要的交通线路；秦代至西汉时期，皇帝西行巡察与郊祀活动也主要经过这条线路。另外，除离宫的主要用途外，尚家岭建筑可能还有驿站、仓储码头的多重用途[43]。
　　位于凹里村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曾发现残断的夯土墙及大量的建筑材料，据判断，该遗址当为东西交通道路上的行宫[44]。
　　2007年在雍岭“汉王城”一带的考古勘探中，勘探面积2.2万平方米，发现了西汉早期的建筑遗存以及夯土台遗迹。勘探工作的结果则初步证实了该遗址可能就是传说中西汉时期皇帝来雍城举行郊祀活动的行宫所在。这一考古发现对“三畤原”及秦汉置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5]。
　　从2008年开始，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关中地区秦汉离宫别馆”考古调查正式启动，此项课题将对雍城郊外所有离宫进行全面的了解。
　　畤是秦汉时期祭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文献记载较多，但直观的考古材料却始终未能显现。田亚岐根据多年来对雍城郊外建筑遗址的分析，认为所谓畤是祭地的总称，其组成部分就是这些建筑遗址和临近处的夯土台基、场地等[46]。
　　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凤翔汧河沿岸的孙家南头发现了一处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建筑总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由3座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基址的东、西两边有7条通风道，每条通道宽约1米、深0.7米。过去就在这一带发现过有“百万石仓”字样的瓦当，这次发现的仓储设施有可能就是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这为研究汉代漕运、仓储、军备、建筑艺术，以及雍城作为一座历史古城在汉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发现说明，汉代时千河水量很大，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不仅是当时的一处交通要道，而且还是西汉漕运、仓储和军备的要地。这次发现，是继河南洛阳发现同类遗址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对了解古文献所记载的遗址周围地区当时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必经之地的繁华景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47]。
　　有关秦都雍城的研究论述较多，李自智先生认为与同期的其它诸国的都城相比较，秦都雍城的城郭形态显然属于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的最大不同点是，城与郭已无明显的区界，而只筑一个大城圈，将一些手工作坊、一般居址以及商市等也一并纳入城内。李先生认为，汉代都城的城郭形态，其渊源即在秦都雍城[48]。尚志儒、赵丛苍结合对雍城遗址的调查成果，提出了雍城无外廓城的新认识[49]。秦的东迁与发展过程号称“九都八迁”，田亚岐认为雍城之后的泾阳、栎阳均为临时性的秦城，而非正式的秦都，秦孝公时期直接将都城从雍城迁往咸阳，因此雍城是一处正式的都城[50]。徐卫民先生对雍城布局做了系统叙述，并与晋都新田的筑城风格与布局做了详细比较，提出了关于雍城的特点[51]。曲英杰先生在对先秦时期诸侯王城复原问题进行全面考述时，提出了雍城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秦都城所具有的显著特点[52]。梁云先生对东周都城的形态加以概括，从而认为东方列国普遍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以雍城最具特点，则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城的非城郭制特点[53]。杨东晨、杨建国先生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提出了关于秦雍城布局，尤其都城朝向的观点。[54]韩伟、焦南峰曾全面总结了秦都雍城的考古工作成就及未来展望[55]。正是很多的研究成果才逐步为揭开秦雍城神秘的面纱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二)秦公陵园的考古工作收获
　　1.上世纪秦公陵园的考古调查、勘探与一号大墓发掘
　　雍城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县南塬，总面积约23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园区，可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上世纪末，对雍城秦公陵园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勘探与发掘。目前已钻探出的51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56]。根据陵园内的兆沟设施，可分为14座分陵园，每座分陵园由数量不等和类型不同的大墓有机地组成。陵园大多坐西朝东，仅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1座丰字形和20座中字形大墓作为陵园内主墓居于各分陵园的右或中部，3座甲字形、1座刀把形大墓作为袝葬墓依次排列在左下方，8座凸字形、18座目字形车马坑排列在右前方。南指挥陵区每座陵园及部分中字形大墓的周围都设有中兆沟或内兆沟，将陵园区分为双隍、单隍及组合三种类型。陵区的西、南、北侧均发现有宽2-7、深2-6米的外兆沟作为其界沟和防护屏障。
　　与其它先秦诸陵园相比，雍城秦公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其表现出整个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发展过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57]。
　　有关雍城秦公陵园制度的研究，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做了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石兴邦先生全面总结回顾了秦都城陵园的发现及其布局特征[58]。马振智先生列数了雍城陵园处在整个陵园发展过渡时期的诸多特点，以及秦公陵园布局的发展走向[59]。刘云辉先生就雍城时期秦公大墓的文献称谓进行了解读，并对秦公王陵名的发展演变规律提出了深刻的见解[60]。徐卫民先生对雍城秦公陵园与其他陵园进行多方面比较，总结出该陵园的特点[61]。秦人葬制当以西为尊上，墓向则朝东，作为迄今发现东周列国时期埋葬诸侯国国君及其陪葬者最大的陵区，其布局显现出规律性特征，田亚岐、徐卫民结合秦西垂陵区、东陵和始皇陵区布局考察，以历次雍城秦公陵园勘探资料为依据，以史载葬雍的秦诸公墓由上及下，自西向东为基准，在不打乱原编陵园序号及景公墓主判断(一号大墓)的情况下，对雍城秦公陵园各“中”字型大墓主做了判断，并提出了“秦时并无秦公夫人王后异穴并列葬于秦公帝王陵的葬制，且有父子两代秦公上下朝穆位同处一陵，而兄弟二公不能并列朝穆而不共一陵的成例”[62]。针对雍城秦公陵园壕沟的功能及性质，多位学者提出了观点，有的认为是排水，有的认为是陵园界域[63]。王学理先生对雍城“西陵”与芷阳“东陵”的称谓提出了见解[64]。
　　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向东，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是全国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箱殉72具、匣殉94具等组成。该墓虽屡经严重盗扰，似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3500多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磐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椁室中南北两壁向带有柏木榫头的椁木组成长方形框式规范的主椁，初步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套“黄肠题凑”葬具。秦公一号大墓虽屡经劫难，但其中发现的“黄肠题凑”椁具、大量的殉葬奴隶及带有文字的石磬、用于助葬的木质“墓碑”、各种类型的铁器等，对先秦丧葬制度及秦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65]。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对重新评介早期秦国厚重与浓墨重彩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66]。
　　2.秦公一号大墓西墓道南侧祭祀坑考古发掘
　　2006年年底，在秦公一号大墓西南侧又新发现了目字形坑1座，次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坑长17.5、宽3.1、距地表深12.5米。坑底东西向依次摆设五组车，每组车前分别有挽马两具。车体结构较小，不见车轮。每组车下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殉葬坑，坑内有人骨1具，头向西，屈肢葬式，当为殉葬的“御手”。关于这座坑的功能和性质目前初步推断为秦公一号大墓的祭祀坑[67]。
　　3.一、六号秦公陵园的第三次复探与考古发掘
　　从2009年开始，按照新时期雍城“微观”考古工作的目标，在秦公陵区14座秦公陵园中分别选择一号和六号陵园进行实验性复探，希望取得细部发现上的新收获，结果在这两座陵园中都有重要新发现。
　　一号陵园位于南指挥秦公陵区中部偏北，距离现今村庄最近，陵园局部已被村庄占压，已往确认出该陵园中兆沟内总面积为340988平方米。本次勘探除重新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8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之外，在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又新发现446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9座，其余437座为小型秦墓葬，这类中小型墓葬区域面积为239000平方米，目前没有发现环绕在其周边的兆沟。
　　六号陵园位于南指挥秦公陵区东部偏北，过去曾勘探出属于该陵园的6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但由于没有发现中兆沟而无法确认该陵园。本次勘探新发现了六号陵园整个中兆沟布局走向与门的结构，发现兆沟的四角各有一段5-10米长的缺口未挖通。另外还在该陵园中兆沟以内又新发现了2座目字形祭祀坑。在确认原勘探出的15号中字形大墓时，又在墓上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与一号秦公陵园具有相同规律的是，也在该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西南方向新发现703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29座，其余674座皆为小型秦墓葬，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的兆沟。经考古勘探，雍城六号秦公陵园中兆沟以内的总面积为312000平方米，而在中兆沟以外中小型墓群的区域面积为159500平方米。
　　为了进一步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又对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5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所发掘对象均遭严重盗扰，但从布局关系上表明，在中型墓葬的东南方必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原勘探资料将车马坑按墓葬统一编号)存在，根据历年来对秦墓的发掘与研究，以单一车马坑陪葬系秦国贵族墓葬的显著标志。本次所发掘的中型墓葬与车马坑主人的较高等级身份说明，在整个墓群中包括少数贵族墓和大批平民墓葬。M598为贵族墓，形制结构为长方形深竖穴土坑墓，墓内早年遭严重盗掘，重要随葬物被洗劫，仅存部分陶器，有茧形壶、陶盂、陶罐等，从器形上判断为战国早期。再从整个中小型墓区分析，战国早期可能系它的上限，群内还有少数偏洞室与直线洞室墓存在，说明该墓群沿革的时间较长，可能延续到战国末期。
　　通过对一、六号秦公陵园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获得了重要考古信息，将对秦雍城大遗址全面保护、秦国陵寝制度研究，以及雍城考古工作的长远规划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及工作借鉴。一方面利用新的记录手段重新确认了已往在陵园兆沟以内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尤其在陵园兆沟以外的新发现又扩大了工作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雍城秦公陵园兆沟内、外的整体布局结构及内涵。
　　通过对上述两座陵园工作的开展，新的认知也随之形成。由于在陵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雍城已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与当时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即为秦公的陵寝。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3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去认为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较为牵强，认为系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还有可能。基于近几年在雍城秦公陵园内调查与勘探方面的综合认识，既往在陵园兆沟之内往往被通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墓寝之外，其它形制的则不是墓葬，而分别系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只有享国的秦公或未享国的太子。那么按照当时夫妇不同穴的陵园埋葬制度，秦公夫人当葬于何处?秦国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新发现于陵园中兆沟外侧的中小型墓群，被整个雍城秦公陵园的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测，他们若不是以从死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过去的研究观点将秦公陵园作为“公墓”，而国人墓地一般被当做“族墓”对待，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从新发现看，“公墓”与“族墓”在雍城时期的墓葬布局上有其鲜明的组合特征。秦国早期的秦公大墓与小墓葬于一起，没有兆域之隔，称为典型的集中公墓制；雍城时期二者仍然距离相近，但却将秦公之间、秦公与中小型墓群之间以兆沟分隔，称为相对集中公墓制并显现出独立陵园制的雏形；秦国末期至秦代，“公墓”与“族墓”乃至“公墓”与“公墓”之间也完全分开，而且距离较远，不在一地，这又是典型的独立陵园制度的特征。因此，在一、六号秦公陵园兆沟内外完整布局的新发现，从丧葬制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爵森严的场景，无疑对研究早期秦园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一、六号陵园考古勘探的新收获，将为今后整个雍城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提供重要借鉴[68]。
　　(三)国人墓地的考古工作收获
　　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最早帮助认识其属性及内涵的是国人墓地。雍城千余座东周秦墓系统反映了从春秋早期到秦代500多年间秦人埋葬习俗的演变、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制度的变迁等，成为研究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材料之一。
　　上世纪至本世纪之初，在秦雍城发现的国人秦墓地有八旗屯春秋墓群[69]、高庄战国至秦代墓群[70]、西村战国墓群[71]、西沟道东周墓群[72]、邓家崖战国墓群[73]、南指挥墓群[74]、上郭店墓地[75]、黄家庄墓地，以及孙家南头春秋秦墓群[77]。
　　随着上述秦中小型墓葬的相继发掘，尤其对雍城典型墓葬材料的公布，学者对其首先进行分析、分期与编年，如韩伟先生以雍城墓葬材料为切入点，将整个关中地区的中小型秦墓分为七期[78]；随后尚志儒先生将雍城小墓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期[79]；叶小燕将秦墓分为五个阶段[80]；陈平对秦墓青铜容器进行了形制的排比以及分期与年代的讨论[81]；滕铭子先生还从多角度对秦墓葬进行了综合研究[82]。对墓葬结构所包含的形制、葬式、棺椁、随葬器物等方面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收获。有学者提出洞室墓、屈肢葬、仿铜陶礼器和日用器为秦文化最具典型特征的因素；有的学者主要通过对商代、西周墓葬与秦墓的比较，并结合文献研究提出有关秦文化渊源的认识，目前大多学者倾向于秦来自东夷，部分学者提出秦起之于西戎，还有学者提出秦之族源东来说，而文化源流则主要形成于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的“东源西成”之说[83]。针对雍城及陕西西部早期秦墓屈肢葬的渊源及其意义，不同观点亦多，或认为“跽式葬应是秦国奴隶们的一种固定葬式”[84]；或认为“仿象‘鬼之所恶’的‘窋卧’”，以“防止鬼物侵扰”；或认为“当出于某种灵魂托转的宗教信仰”[85]，或认为“屈肢葬墓主为秦人，而直肢葬墓主为周余民”[86]；正是由于大多数秦墓的葬式为屈肢葬，所以有学者提出秦墓葬“直肢葬更应具有特殊的意义”[87]。田亚岐通过对雍城秦墓葬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东周时期秦国人墓地棺椁演变的规律[88]。由于孙家南头春秋铜器墓的发现，有人据此推断秦文公时期的汧渭之会城当在其附近区域[89]。
　　既往在雍城发现的国人秦墓均处在南郊的雍水河畔，当时形成该处系唯一的分布区，而2011年雍城时期中小型秦墓地的发现，重新标示出国人墓地在秦雍城城址周边整体分布的规律，或者墓葬与城内布局的关系。此次在东西护城河外均发现了东周时期的秦墓地，这改变了过去认为国人墓地仅在城南雍水河两岸分布的传统观点，说明在城的四周都分布着国人墓地；同时各墓地之间的墓葬内涵不同，如位于东墙外六道村秦墓地均为无随葬器物的偏洞室屈肢葬墓；而位于西城墙外的则是随葬陶器的竖穴墓葬，表明当时秦国沿用的是“聚族相葬”制度，城北田家庄秦墓则是目前在雍城郊外最远距离所发现的秦国人墓葬[90]。在西城墙内侧的雷家台和位于东部的翟家寺分别发掘出一处东周秦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观察，其时代与秦悼公“城雍”的年代相当，要判断这是原本葬在大城外，抑或在相对独立的小城外，而后来在悼公扩城时被包在城内，还是直接葬在城内呢?这些问题涉及到当时秦国是否像东方六国一样，也实行城内葬人的习俗。尽管已发掘出的墓葬资料不能准确回答，但它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一城中葬制提供了新的线索[91]。通过对墓葬骨骼因素的检测，从而确认出墓葬主人的种系及食谱，这是近年来科技应用于墓葬研究的重要方法[92]。与商周时期中小型墓葬相比较，由于秦墓出土的铜器数量较少，铜陶共处的墓例也不多。既往对墓葬的分期一般以对时代较为敏感的陶器群为对象。另外，真多少数秦墓出土的铜器，也有其分期的标准，两种研究结果均被业界所认同[93]。随着近年来铜陶器共处墓例的增多，在分期参照上可能会出现与上述分期标尺不能同时对应的困难，所以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对传统分期的适当调整是很有意义的。
　　(四)器物方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从文字角度讲，它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古物，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多年来，关于石鼓的原产地、年代、内容所指的地点等问题，学者说法不一。韩伟先生结合“北园”的考古线索，提出石鼓应出土于凤翔三畤塬一带[94]。
　　在对于雍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全方位考古调查过程中，曾采集到大量陶制建筑材料，有各类瓦和瓦当等，对于推断建筑的布局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对于这些建筑材料的内涵、分期、工艺制作、艺术源流特点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性的认识[95]。马家庄秦宗庙遗址槽型板瓦背面的刻划符号，既像普通的数字，又像符号，有的甚至像英文字母，据此陈全方、尚志儒先生进行了解读[96]；韩伟先生则认为这与希腊发现的瓦文很相似，从而可以看出秦多元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可能有复原广阔的外来文化因素。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磐文字，经缀合后共有铭文26条，206字(包括重文6字)。这批磐铭对研究春秋时期秦国历史、文化以及秦系文字演变情况，意义至关重大，它不仅提供了该墓葬主人系秦景公的佐证[97]，同时对于文字及当时秦历史年代及时间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据此，多位学者有详尽的考证，如王辉、焦南峰、马振智先生经考证认为，磬乃秦景公四年亲政祭祖、祭天之物。磐铭关乎景公即位的合法性，故以之随葬。由磬铭可以考见春秋晚期周秦关系相当密切，亦可知秦文化深受周人影响。磬铭文字与传世秦公钟、民国初年天水出土秦公簋接近，可为二器断代提供左证[98]。张宁、姜彩凡先生对秦公一号大墓石磬文字分析后认为，其文学色彩与《诗经》有某种联系[99]。马振智先生则对大墓出土各组石磬文字的连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田亚岐根据秦公一号大墓殉人毛发所含元素检测结果，推断出当时的166具殉人是在仪式中喝了带剧毒的砷酒之后而入葬的[100]。
　　针对雍城秦汉钱币的大量发现，学者以此为线索，提出了雍城年代分期等方面的学术认识，如吴镇烽、尚志儒等先生对“秦半两”的认识[101]。
　　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地出土1件铜手钳，造型精美，使用效果与现代手钳相近，推测当时秦国手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李自智先生对该手钳的功能进行了分析[102]。赵丛苍、曹明檀对雍城征集的一批铜泡进行了分类与分析[103]。
　　秦玉器上承西周风格，别具一格，自成系统，成为东周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雍城秦国宫殿及大墓先后出土为数可观的秦国玉器。刘云辉先生通过综合分析及研究，确定秦式玉器的特点和发展规律[104]。
　　三、对未来雍城考古工作的思考与展望
　　回顾秦雍城70年来保护考古工作历程，前人的工作是艰辛的，前人的成就是辉煌的。当今，我们后学之人守望着这座著名秦都遗址，眼前仿佛伫立着先贤赫赫的丰碑。我们一方面在不断总结和回顾前人“宏观”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感受到未来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任务仍然是艰巨和繁重的。新时期“微观”工作的定位、思路和方法必须适应新的要求和规范。
　　与先前传统工作所不同的是，对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前置条件是保护和利用，而保护和利用则以规划的手段为背景，编制保护与利用规划却又是考古。就雍城目前的规划资料状况来说，由于历时长、范围广，遗址隐匿于地下，“考古工作及其研究成果揭示的渐进性与长期性决定了大遗址保护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进而也严重影响着传统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科学编制与有效实施”[105]。鉴于此，加快对雍城大规模、系统性考古工作乃当务之急。
　　从“十一五”开始，随着秦雍城被列入全国百大遗址之一，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秦都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总体要求，我们根据秦雍城的具体现状，尤其参照了以往所取得的考古工作成就，制定了《秦雍城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计划》，组成了由学术顾问、专家学者、业务骨干和行政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秦雍城遗址保护考古工作课题小组，并拟定了秦雍城保护考古工作要以“准确地了解该遗址的范围、总体布局、各遗迹位置、内涵结构、历史沿革、保存状况”为总目标的实施方略，并形成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保护考古工作与制定《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前期工作紧密结合的思路，明确了工作的程序和方向，即：今后对雍城的考古工作首先要承接与确立既往“宏观”工作的成果；按照新时期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要求，树立“微观”工作定位和理念，以“全面调查、区域勘探、重点发掘”为出发点，达到对整个遗址范围内涵结构的全面掌握；以最新的记录手段——即数据记录与链接、平面测绘等，逐步建立秦雍城考古资料地理信息系统；做到秦雍城保护考古工作要与大遗址保护相结合，与展示利用相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冀望借助国家支持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历史机遇，充分地做好这项意义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今后长远实施“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秦雍城采取以保护为中心”的目标计划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
　　“十一五”期间，虽然在雍城遗址所进行的工作区域和目标有限，但通过以“微观”的形势对既往工作的传承与延续，取得了实质性、验证性的收获，比如发现了城内的作坊区，发现了城内的道路系统，发现了秦公一、六号陵园之外还有大片的陪葬墓区，发现了除城南之外，在其它区域仍然分布着国人墓葬，以及陵园秦公大墓除一个陪葬车马坑外，还有另外的外藏或祭祀坑，等等。既然有了规律性的发现，那么，下一步大规模工作将会顺利按此实施。比如秦公陵园，目前按新思路只完成2座陵园的“微观”工作，已知的14座陵园还有12座需要复探。除此之外，已划定的雍城秦公陵园还有一定的空白区域过去尚未做过工作，期待新的工作将会可能发现新的秦公陵园。
　　今后要全面了解整个雍城的内涵和面貌，不仅仅是寻找每一个遗迹点，更重要的是对每一处遗迹点进行全面的梳理，真正确认其各自的独立性和内在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鉴于过去在工作时重视宫城的“皇家”之气，往往忽略了城内或城外平民的生存空间及其所为；鉴于过去重视墓下资料的发现，却又忽略了对地上“聚落”遗存的更大探寻。我们期望通过上述工作，全面地了解秦雍城，不仅要了解秦置都时期的国都，又要了解后来作为“圣城”时期的沿革，探索秦文化作为正源文明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所说：“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这是考古工作的使命。”[106]
　　在新时期雍城考古工作中，传统方法是基础，但是多元化的新技术采用则是必然的选择。只有不断采纳新技术、新方法，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才能继续深入。比如在田野考古调查中，要用航空遥感、GIS地理信息系统建立资料库。在考古发掘中要使用全站仪建立工地测绘坐标系统。对发掘资料的收集，除传统对象之外，对植物、动物、附着物等各类标本及元素要全面采集分析，为解读古代遗存提供科学依据，对标本的提取则要适应新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同时，对遗址的环境等自然因素也要进行分析研究。
　　随着国家文物局颁布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构建考古管理体系，规范资料记录方式及记录内容，提升考古发掘质量，采取新的纪录方式，是秦雍城乃至诸多大遗址田野考古工作逐渐向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迈进的重要步骤，将对考古资料的管理、保存和系统广泛研究至关重要。
　　树立“大雍城”的概念是未来秦雍城的重要工作方向。超出已知的范围，以雍城为中心，西至汧河，东到漆水河，北达北山，南抵渭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就是所谓的“凤翔塬”，它是春秋时期秦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春秋秦文化集中分布区。因此，在这个区域内展开“大雍城考古”工作十分必要，既要探讨雍城遗址本身的内涵，还要关注凤翔塬上雍城周边的相关遗存，探讨雍城之前的秦国都邑，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以及雍城附近的秦汉时期离宫别馆等等。这样在遗址群的基础上形成多点结合的综合性系统研究，有望把秦文化考古推上一个新台阶。
　　秦的统一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开始，在中国古代文明从方国到帝国转变的过程中，秦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雍城时期是秦文化的发展期和成熟期，秦的很多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展“大雍城考古”工作，对研究中国古文明的进程及特征，对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秦文化考古工作，曾经取得了辉煌的业绩[107]，那么未来的秦文化考古工作也一定会锦上添花。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一句名言，即“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也正如是此，面对着繁重的任务和全方位规范的工作要求，只要认真努力去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就。
　　注释
　　[1]a.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b.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c.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a.王炜林、赵化成、王辉、滕铭予、王建新、张仲立、候宁斌、杨军昌、赵西晨、田亚岐等：《追溯华夏文明正源，还原帝国辉煌历程——关中天水经济文化区秦文化考古工作综述》，《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29日。b.田亚岐：《秦迁置雍城的环境优势及其特征》，《远望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3]《史记·秦本纪》。
　　[4]田亚岐：《从传统“宏观”到现今“微观”工作的接力与尝试——秦雍城遗址“十一.五”考古保护工作收获》，《陕西“十一五”期间大遗址考古重要发现》，三秦出版社，2012年。
　　[5]a.陕西考古所渭水队：《陕西凤翔、兴平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b.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考古》1962年第9期。
　　[6]韩伟：《揭开秦都雍城神秘的面纱》，陕西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年。
　　[7]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9]a.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考古》1962年第9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晋：《凤翔南古城遗址的钻探和试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10]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年第8期。
　　[11]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遗址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1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关于秦都雍城城址最新考古调查资料，未刊。
　　[13]关于秦置都雍城的年限问题，大部分学者依从294年之说；但还有少数学者提出250年之说，参见徐为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或者327年之说，参见田亚岐：《置都雍城年限考辨》，《炎帝与汉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
　　[14]a.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b.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15]a.同[7]。b.参见王学理等主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
　　[16]同[14]a。
　　[17]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铜构——金釭》，《考古》1976年第2期。
　　[18]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19]a.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春秋秦一号建筑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b.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20]尚志儒、赵丛苍：《<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补正》，《文博》1986年第1期。
　　[21]a.徐杨杰：《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文献学意义》，《文博》1990年第5期。b.滕铭予：《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22]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
　　[23]焦南峰：《马家庄秦宗庙建筑祭祀坑初探》，待刊稿。
　　[24]陈全方、尚志儒：《秦都雍城新出陶文研究》，《文博》1987年第4期。
　　[25]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二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待刊稿。
　　[26]同[11]。
　　[27]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28]同[7]。
　　[29]同[11]。
　　[30]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31]韩伟、曹明壇：《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期。
　　[32]焦南峰、马振智：《蕲年、棫阳、年宫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第11期。
　　[33]a.《秦都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5月21日三版。b.王学理等主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c.尚志儒：《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与考古发掘》，《中国物质报》1990年6月28日。
　　[34]赵丛苍：《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窖藏》，《考古》1986年第4期。
　　[35]a.同[1]c。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台南艺术大学艺术系：《陕西凤翔邓家崖东岗子遗址考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c.凤翔县雍城文管所：《陕西凤翔铁丰战国陶窑》，《考古与文物》2007年“先秦考古增刊”。
　　[36]a.田亚岐等：《陕西凤翔战国秦陶质建材作坊遗址》，《2006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b.焦南峰、田亚岐、王保平、景宏伟：《秦雍城秦汉瓦当集萃》，三秦出版社，2008年。
　　[37]a.田亚岐等：《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19日。b.田亚岐等：《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工作》，《201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
　　[38]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8年《考古年报》，内刊。
　　[3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凤翔孙家南头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
　　[40]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41]同[32]。
　　[42]a.王光永：《凤翔发现羽阳宫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b.李正操：《羽阳宫鼎铭考辨》，《文傅》1986年第6期。
　　[43]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队、千阳县文化馆：《陕西千阳秦汉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6期。b.田亚岐：《陕西千阳秦汉建筑遗址初识》，《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4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凤翔凹里秦汉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45]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7年《考古年报》，内刊。
　　[46]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7期。
　　[48]李自智：《秦都雍城的城郭形态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49]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
　　[50]田亚岐、张文江：《雍城置都年限考辨》，《炎帝与汉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
　　[51]a.同[1]c。b.徐卫民：《秦都雍城与晋都新田城比较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c.徐卫民：《春秋时期秦与各国都城的比较研究》，《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52]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53]a.梁云：《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北京大学《古代文明》，2003年。b.梁云：《关于雍城考古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c.梁云著：《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
　　[54]杨东晨、杨建国：《试论秦国、秦朝都城的布局和方向》，《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55]同[7]。
　　[56]a.韩伟：《陕西凤翔秦公陵园钻探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b.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6年第5期。c.焦南峰、王保平、田亚岐、景宏伟：《陕西凤翔秦公14号陵园钻探简报》，《文物》待刊。
　　[57]赵化成、高崇文：《战国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58]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历史意义》，咸阳博物馆编：《秦汉研究》1990年。
　　[59]a.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特点》，《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b.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c.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制度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d.马振智：《秦国陵区考述》，《庆祝武伯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
　　[60]刘云辉：《论秦国君墓葬名称演变的原因》，《文博》1990年第5期。
　　[61]徐卫民：《秦公帝王陵园考论》，《文博》1999年第2期。
　　[62]田亚岐、徐卫民：《雍城秦公陵园诸公墓主考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咸阳师范学院编《秦汉研究》第二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63]a.广邦永：《凤翔、临潼秦陵壕沟作用试探》，《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b.王志友：《秦墓地壕沟的作用及其意义》，《文博》2002年第4期。c.王志友：《秦墓地围沟探源》，《秦文化论丛》(11)，三秦出版社，2004年。d.田亚岐：《雍城秦公陵园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秦文化论集》(十)。
　　[64]王学理：《东陵与西陵》，《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65]a.同[7]。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c.宝鸡先秦陵园编：《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作家出版社，2010年。d.张培：《秦公一号大墓发掘记》，《中外历史》1987年第2期。e.王长虎、景宏伟、刘亮：《秦发祥地雍城》，三秦出版社，2004年。
　　[66]a.韩伟：《秦国史迹钩沉》，《文物天地》1988年第5期。b.丁云、王言、何清谷：《秦国雍城附近的苑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c.冯宗游、金育欣：《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的椁木鉴定》，《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d.马振智：《秦公一号大墓的椁制》，《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6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陕西雍城一号大墓西墓道南侧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待刊。
　　[68]田亚岐等：《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200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69]a.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b.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70]a.雍城考古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9期。b.雍城考古队吴镇峰：《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71]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7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7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工作站：《凤翔邓家崖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
　　[74]田亚岐、王保平：《凤翔南指挥两座小型秦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75]凤翔县博物馆：《凤翔上郭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76]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先秦考古增刊。b.王志友：《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的一点收获》，《秦文化论丛》第八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7]a.田亚岐等：《陕西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地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8日。b.陈靓、田亚岐：《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人骨的种系研究》，《西部考古》第3辑，2008年12月。
　　[78]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79]尚志儒：《秦国小型墓葬分析》，陕西省考古学会编：《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2年。
　　[80]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81]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4期。
　　[82]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83]田亚岐、王炜林：《早期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的考古学观察》，《祝贺林沄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84]韩伟：《试论战国秦墓屈肢葬的渊源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第一界年会论文集》，1979年。
　　[85]a.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窋卧”说》，《考古》1987年第12期。b.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2年第8期。
　　[86]段清波：《试论东周屈肢葬》，《秦文化论丛》(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87]滕铭予：《论秦墓中的直肢葬及相关问题》，《文物》1997年第1期。
　　[88]田亚岐、赵士祯：《东周时期关中地区秦墓棺椁的演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89]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
　　[9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田家庄秦汉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0年第3期。
　　[91]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考古年报》，内刊。
　　[92]a.陈靓、田亚岐：《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人骨的种系研究》，《西部考古》第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2月。b.凌雪、陈靓、田亚岐等：《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人骨中C和N同位素分析》，《人类学报》29卷第1期，2010年2月。
　　[93]a.同[78]。b.同[81]。
　　[94]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95]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99年。b.刘亮、王周应：《秦都雍城出土的秦汉瓦当》，《文博》1994年3期。c.刘莉：《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源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11月。d.尚志儒：《秦瓦研究》，《文博》1990年第5期。e.焦南峰、王保平、周晓陆：《秦文字瓦当的确认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f.田亚岐：《陕西秦汉瓦当》，《上海文博论丛》2004年4月。g.许卫红：《凤翔邓家崖遗址秦瓦内壁纹样》，《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h.田亚岐、景宏伟：《秦瓦当漫谈》，《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22日。
　　[96]陈全方、尚志儒：《秦都雍城出土陶文研究》，《文博》1987年第4期。
　　[97]王辉：《论秦景公》，《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98]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册，1996年6月。
　　[99]姜彩凡：《秦公大墓的罄》，《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0]a.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文字连缀及有关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刊》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b.田亚岐：《关中秦墓殉菲制度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4年。
　　[101]a.尚志儒：《凤翔出土一批秦半两钱》，《陕西日报》1980年3月17日。b.田亚岐：《凤翔出土秦半铜钱》，《陕西日报》1987年10月19日。c.吴镇烽：《秦半两钱及其相关问题》，《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11月。d.吴镇烽：《关于秦半两钱几个问题的研究》，《庆祝武伯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6月。e.尚志儒：《秦墓出土的半两钱》，《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诵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f.田亚岐等：《陕西凤翔战国秦陶质建材作坊遗址》，《2006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g.同[36]。
　　[104]李自智：《记陕西凤翔出士的战国铜钳》，《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
　　[105]赵丛苍、曹明檀：《记雍城出土的一批铜泡》，《考古》1989年第1期。韩伟先生通过对雍城中小型秦墓出土的陶仓进行比较分析，从一个侧面论述了秦墓葬的随葬习俗及民俗背景(韩伟：《秦国的储粮设施浅议》，《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11月)。
　　[106]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7]陈稳亮：《大遗址保护中的弹性规划策略研究—基于雍城遗址保护与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8期。
　　[108]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162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109]a.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与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b.巩启明、呼林贵：《秦文化的考古工作与研究》，《文博》1990年第5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