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三、金虎形器
　　虎形器，内裹木芯，外包金片，朱绘纹列，体态修长，造型生动。但对其功用，研究者均未提及。观察此器，体虽硕长，但较纤细，断无盛物承重之可能，故应属装饰物件。
　　查阅考古资料，除了商周时期有铸作成动物形态的尊类铜器外，常见者是动物形象作为纹饰或附件，少有独立为器者，作虎形者更稀少。西周晚期以后，北方及邻近地区常见一些小形体的青铜动物，一般为牌饰等小饰件，虎形器属比较多的一类。[1]这些器物多与北方草原文化相联系，和中原文化联系较少。
　　基本文化面貌与中原关系较密切的只有甘肃宁县宇村残墓，出土3件虎形带饰，1件小铜虎。[2]后者腹下有小方孔，知其应是插装于他器之附件。另外，虎形器在秦文化中也是有相对较突出表现的。
　　宝鸡市陈仓区(原宝鸡县)博物馆早年收藏金虎1件，为黄金浇铸而成，出土于该区千河乡魏家崖村，共出的还有衔玉环的金铺首1件。[3]铺首的兽面上有回首夔龙纹构成的双角，纹饰特点说明其时代约为春秋早期。结合共出的铺首，疑其均为更大器物之附件。但虎头部的特点、蜷曲有运动感的腿、侧“人”字形的虎列纹等，与礼县金虎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此金虎的头偏向一侧，张口呲牙，不是礼县金虎抿嘴而头向后转。
　　2006年，有关单位在大堡子山考古发掘，在一埋藏钟、磬的乐器坑(K5)出土了形体较大的青铜虎3件。[4]虎体通长21.7—22.6、宽7.9—8、高11.1—11.3厘米，均作抿嘴回首，略屈的四肢作奔跑状，前后四肢由两横梁分别连接。铜虎除了体态比例均匀而丰满，尾巴勾卷明显外，形制颇似金虎。
　　这些铜虎出土位置的落差较大。偏东的1只铜虎K5：7几乎就出在原地面，并偏北；铜虎K5：4出在5号镈的舞部位置，高于地面约35厘米；铜虎K5：2出在3号镈旁，高于地面约30厘米。可知这几件铜虎并非与钟、镈一样直接置于地面，而是从较高的位置跌落而致高下不一。坑内的钟、镈北侧存留有较高的木质钟架痕迹，因此，这几件青铜虎当是钟架横梁上的饰件，可能是处于悬镈部位的装饰。
　　从有关资料得知，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盗而流散的铜器中就有钟、镈等乐器。[5]若依梁带村M28随葬钟、磬及其髹漆木钟架[6]为例，秦公墓内也可能随有钟架。再参考该地K5之情况，我们推测流散海外的两件金虎极可能也是墓内钟架上的饰物。而据有些学者分析，大堡子山乐器坑的铜虎可能是文献所称“敔”，属于乐器演奏时所用的一类外观为虎形的工具。[7]作用是为了避免镈再演奏时过长的余音干扰，以之止音。不过文献讲敔为本质，与乐器坑铜虎尚存在材质的差异，曾受到质疑。[8]而这两件虎形器是以金片包裹木质，恰可能正是铜镈演奏的止音之器——敔。
　　注释
　　[1]参见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附图七、二十八、二十九、四十五、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二、六十四等。
　　[2]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4期。
　　[3]吴永琪主编：《陕西出土秦金银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5、27页。
　　[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5]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又见注[2]祝中熹《秦西垂陵区》文。
　　[6]同[7]。
　　[7]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8]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