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俑坑出土大件的青铜兵器上多镌刻文字。部位在戈和戟的内、外两侧，矛骹上，铍身及其茎、格上，剑基和弩机的各部件上。字数少则一两个，可连读。书体作小篆者，刻划得纤细流畅，宛若游丝；錾凿者笔画似楔，规矩而简洁；铸铭则宽博方整。至于铭文内容提供的学术资料，更是多方面的。
　　一 秦俑兵器的铸造年代与铭文内容
　　(一)几件铭年兵器
　　秦俑坑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兵器，列如表一：
　　从上表中知，秦俑坑有明确纪年的兵器主要有5件铜戟(戈)和16件铍。戟(戈)的年次有三、四、五、七，省造者是“相邦吕不韦”。铍则铭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等年。欲知这些兵器的纪年属于某一代秦君的年号，而最早的“三年”铭和“相邦吕不韦”刻铭则是解疑的关键。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为‘仲父’。”《秦始皇本纪》又载：“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1］因为秦俑戟铭早的纪年是“三年”，而吕不韦从公元前249年封“相国”到公元前237年“免相”的这十二年任相期间，又恰恰经过了秦庄襄王和秦始皇先后这两个“三年”。那么，此戟(戈)究竟造于那位秦王的“三年”呢？经过排比论证，我认为当以秦始皇的三年为是。根据是：
　　第一，从同坑出土的纪年戟铭看，三、四、五、七几年差不多是连续的。若联系陕西宝鸡检选的“八年相邦吕不韦”戟［2］和四川青川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戟［3］，至少可以确认，从秦始皇三年到九年间是连续铸造兵器的。这无疑也符合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我们知道，在秦始皇“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时，吕不韦以相国的身份，雄心勃勃，“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曾经连年用兵，攻三晋，败五国攻秦之军，平定叛乱。此时为适应战场上大量使用兵器的需要，军工生产当然是不间断地在进行着。
　　第二，“寺工”一名，最早见于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的“寺工师初”壶［4］(图Ⅱ-10：1)。而在秦始皇时，它是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词。但先后的称呼却截然两样，前者的“寺工师”当系“寺工工师”之省；后者如秦俑坑出土铜戈、戟、铍、鐏上铭作“寺工□”或“寺工”，显然，单称“寺工”者，指的是主造兵器、车马器和兼作宫廷用具的中央官署之名；而“寺工”铭下有连文者，则是寺工里工师的职称和私名，如“寺工詟”，“寺工邦”、“寺工周”等。当然，“寺工”作为职务和职称，本来就具有“工师”的身份。不过，有关秦的文献中，只称“工师”，而在器铭中才省称为“寺工”［5］。所以“寺工师”同“寺工□”的区别，正是庄襄王同秦始皇造器时铭刻变化的标识。有一残戈的内铭作“二年，寺工詟，金(丞)角……”［6］，既不作“寺工师”，也缺少“相邦吕不韦”或代表中央督造的其他人，该作何解释？细审“寺工师初”铭文，它只出现在一件“二年”铜壶上，而“寺工詟”则连续出现在二、三、四、五年的戟铭中。工师代表“寺工”制造兵器，既是百工之长，就不可能在庄襄王二年并存“寺工师初”和“寺工詟’二人。再由詟从3～5年一直从事和主持制造兵器知，“二年，寺工詟，金(?)角”戈不但属于秦始皇二年相邦吕不韦督造的兵器，而且还是由庄襄王到秦始皇刻铭制的过渡型。所以，秦俑兵器上的“三年”只能是秦始皇的年号。
　　第三，“三年相邦吕不韦”戟铭中的“丞义”，还见于秦始的皇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戟铭。“工窵”之名出现于“三年相邦吕不韦”戟铭中，还后见于秦始皇十五、十七、十八年的“寺工敏”铍铭中。相反，“义”和“鸾”不见于“三年”之前的器铭中。故此二器的“三年”结合“詟”、“义”、和“窵”等工名，当以始皇的纪年为是。
　　基于前述的理由，秦俑坑出土的铭年兵器铸造时间有着明确的秦始皇纪年。综合其他因素，那些未铭年的兵器也当是统一六国之前的铸造物。
　　注释
　　［1］《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相”是最高文官的最早称呼，随后则正式设置丞相。《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更元七年“乐池相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田律》有“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之句，可见武王设置丞相的记载是可信的。但“承相”在秦始皇以前的兵器铭刻中都称作“相邦”。因为自秦惠文王四年相邦樛斿戈开始，无不如此。
　　丞相又简称“相”。《史记·范雎列传》载：昭王先以魏冉为相。后以范雎为相，又加赐“相国”。可见在战国末年，丞相和相国的称呼是并用的。这在《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中对吕不韦的称呼上也反映了出来。
　　丞相又尊称为“相君”。
　　［2］八年吕不韦戟铭：“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酨，工奭”(内内刻)，“诏吏”(内外铸)，“属邦”(内外刻)。参见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文物》1979年第12期。
　　［3］九年吕不韦戟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内内刻)，“蜀东工”(内外铸)。参见尹显德：《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考古》1991年第1期。
　　［4］二年寺工壶铭：“二年，寺工师初，丞拑，廪人莽三斗北寖(寝)”、“莤府”。参见李光军等：《咸阳博物馆藏的两件带铭铜壶》，《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5］《吕氏春秋·孟冬纪》：“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云梦秦简中有如此一些记载：“工师善教之”(《均工》)，“省殿，赀工师一甲……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非岁红(功)及毋(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秦律杂抄》)。
　　［6］端方：《陶斋吉金录》5.37；邹安：《周金文存》6.11。
　　(二)纪年铭文内容释例
　　秦俑铭年兵器关于分级负责的监造制度，表现在戟和铍铸造的时间进程上，前后似有不同。
　　三年至七年相邦吕不韦戟铭中，由高到低的职务依次是：“相邦—→寺工—→丞—→工”四级。其中的前三级属于管理者，而只有“工”才是直接的生产者(图Ⅱ-10：2～5)。
　　“相邦”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国家的兵工生产，是督造系统中的“省者”。秦孝公时铸造有“十三年大良造鞅”戟［1］、“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矛［2］。铭文中提到的商鞅是以大良造或左庶长的身份监督生产的，但并不是直接从事铸造的主持人。同样，秦俑兵器铸造的省者，只能是相邦吕不韦，而并非他人。
　　“工师”本是手工业工匠中具有较高技艺和职务的师傅，按《礼记·月令》郑玄的说法，属于“工官之长”。在秦时，工匠的生产地位相当高，是“相邦”下边具体的“主者”。他不单是收徒传技的师傅，而且是生产的组织者、查验者，实际上是在对王室负责。《吕氏春秋》记载：天子“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季冬纪》)“工师效功，祭器，按度程……必致功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孟冬纪》)。所以工师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自不待言的。但自始皇以来，除了地方手工业生产兵器仍用“工师”之名外［3］，凡中央官府手工业生产的兵器都用“寺工”。这必定是同直属王室、为王室生产的特殊性质有关。因此，“寺工”既是官工之署，也就成了工师的职务名称。所谓“寺工某”，实则是“寺工工师某”，如“寺工敏”即“寺工工师敏”。秦俑坑戟铭中出现的寺工工师是“詟”和“周”两个人，如果再加上长铍上的寺工“敏”和“邦”，计有四人，而由“詟”和“敏”主造兵器的时间就长达五年之久。
　　器铭中的“丞”，也是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师傅，同“工师”都属于生产中司造的“主者”。但丞的地位低于工师，当是工师的副手。不过，在十三年相邦义戟铭中，还有个“工大人”位列“工师”和“工”之间［4］，其地位是否相当于“丞”?在秦俑戟的丞，只见有“义”和“我”二人。
　　“工”是掌握生产技艺的工匠。在官府手工业中，是制作产品的直接承担者。地位低下，属于劳动者阶级。秦俑戟和铍上出现的工名有窎、可、成、竟、黑、目等六人。相邦、寺工工师和丞的职务相对稳定，工名出现较多。而这些铭文兵器是兵器中很少的一部分，出土的又是未被发掘中的一部分。由此不难想象。秦的军工生产的规模一定是很大的。
　　由相邦(或丞相)代表中央督造兵器的作法，可以说它是同有秦一代相始终。秦俑坑出土的相邦吕不韦戟，是秦始皇三、四、五、七年生产的。从“二年，寺工詟，金(?)角”戈知，时间还可提前到秦始皇二年。往后可证的还有八年、九年吕不韦戟［5］、十七年丞相启状戈［6］和二世元年的丞相李斯戈［7］。那么，我们从前后的相邦(丞相)戟(戈)中，可以看出秦对兵器的生产由管理、监督、检验到生产已经形成了一套“省—→主—→造”的三级制。如表二：
　　秦铍的铭文体例，和戟(戈)铭不同(图Ⅱ-10：6～9)。表现之一，就是没有刻监造的相邦(丞相)和丞，如“十七年，寺工敏造，工窎”。表现之二，就是同战国时期关东国家的长段铍铭也不类，像赵国四年的春平侯铍正面就有“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军工师岳身，冶匋沥执齐”等19个字，背面还有“大攻(工)看(尹)肖(赵)间”5个字［8］(图Ⅱ-10：10)。三十三年韩铍的铭文，作“卅三年，*(上酉下大)(郑)命(令)*(左木右畗)*(左氵右上子右下田)司*(上宀下伐)(寇)肖(赵)它*(上止下土)库工币(师)皮耴冶*(上尹下月)(尹)启造［9］(图Ⅱ-10：11)。秦铍上的刻铭都是短文，也可能是出自这样的考虑，即：因为相邦是当然的监造者，故而从略；只有寺工才是实际的主造者，对其产品负责，因此须“物勒工名”加以突出。诚若此，就连他副手的名字也隐而不显。
　　注释
　　［1］十三年大良造鞅戟铭：“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参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6；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21；邹安：《秦金文录》41。
　　［2］十六年大良造矛铭：“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雝矛”。见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50，《三代吉金文存》20.60.1
　　［3］二十六年蜀守武戈铭：“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参见于豪亮：《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戈》，《考古》1976年第1期。
　　［4］十三年相邦义戟铭：“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左禾右贵)。”秦戟(戈)中有“工大人”者，仅此一例。参见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84。
　　［5］八年吕不韦戟铭：“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酨，工奭”(内内刻)，“诏吏”(内外铸)，“属邦”(内外刻)。参见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文物》1979年第12期。九年吕不韦戟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内内刻)，“蜀东工”(内外铸)。参见尹显德：《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考古》1991年第1期。
　　［6］田凤岭等：《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文物》1986年第3期。
　　［7］许玉林等：《辽宁宽甸县新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8］旅顺博物馆：《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考古》1973年第6期，
　　［9］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
　　(三)戟、铍上其他部位的铭文要义
　　秦俑青铜戟和铍上除了纪年、监造系统两大部分铭文之外，在其他部位如戟(戈)内外侧、铍的身、茎、格上也都有铭文。不过，这些部位上的铭文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内容上多为炉冶、库名和器物编号；第二，系铸铭或錾铭，书体显得规整、庄重而醒目。譬如戈内外侧的“寺工”二字属于铸出的阴文，笔画粗壮，锋端平齐，有似今日之“黑体”字，同器身上刻画的长篇铭文潦草急就的作风形为二致，显然在于强调铸器官署的权威性；第三，戟铭内容单一，铍铭则显得庞杂。
　　戟内之外侧和铍身、茎、格上的铭文综合起来，包括了七方面的内容：
　　一是铸造兵器的官署，如“寺工”；
　　二是库名，如“左”代表左库；
　　三是以天干为兵器部件分类的编号，如丙、丁、戊、壬等；
　　四是以地支为分类的编号，如子、午等；
　　五是天干和地支配合编号，如子壬五、子乙六等；
　　六是用数字作为编号的，如二、三、五、六、八、十三、十六、廿、卅、五三、五九、六二、八七等；
　　七是以上六类之外的，如“文”等。
　　从这些兵器的编号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些看法：
　　秦俑坑的兵器系相邦督造、是寺工管辖下的专业化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库藏专有而集中。中央的武库数并非一处，但也不很多。目前搜集到的库名，不过“武库”、“上库”、“北库”等［1］。那么，既有“上库”，当有“下库”［2］。同样，咸阳既有“北库”，也许还有南库。
　　第二，武库不但储藏成品武器，而且也是造器之所。三晋兵器铭文中多冠有库名，可知其武库中就没有冶铸的作坊。
　　第三，秦俑坑以天干、地支或二者结合，或数字编码的兵器，以长铍为最多。若以此编码推算，其兵器的铸造量必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合秦俑一号坑执铍武士俑群的单独编列看。足见在战场上对铍的需求量是多么的巨大!因此说“强弩在前，锬戈在后”(《战国策·燕策二》)的话，绝非“纯系游说之士的夸张之词”。
　　注释
　　［1］在秦都咸阳遗址曾出土带有“北库”铭文的铜构件，参见陕西文管会、博物馆勘察小组(王学理)：《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第1期。五年吕不韦少府戈上有“武库”的刻铭，参见张颌：《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2］三晋兵器铭刻中见有“左库”、“右库”、“上库”、“下库”等。参见黄盛璋：《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四)弩机铭文与标准化的机件
　　弩机机件多有简单的编码刻记(图Ⅱ-10：12)，内容主要有六种，即：(1)数字编码；(2)天干地支；(3)图案符号；(4)库名；(5)不认识的符号；(6)不明含义的文字。其中以数字为最多，大概包括了1～8、10～18、20～22、25、26、30、31、34、36、40、42、55、70等。
　　图案符号类，是很有艺术趣味的一部分刻记，如Ⅰ、Ⅱ、Ⅲ、＊等。
　　不认识的刻画不多，见有四个。不明含义的是“文”、“王”二字。
　　干支最少，有酉、丙、午、卯、寅等。
　　从弩机的铭文和刻记看，数字编码和图案符号主要用于同一弩机的配套机件上，如悬刀、牛、钩牙上錾有同一数字的有“五十五”、“卅六”，悬刀和钩牙相同的有“十五”、“卅”、“卅四”、“＊”，望山和牛具相同数字的有“六”，悬刀和牛相同的有“五”、“六”，钩牙和键相同的有“卯”、“丙”；牛和键相同的有“三”。但绝大多数弩机上的编码并不统一，像同一弩机上的悬刀、牛和钩牙分别刻三种符号，更多的弩机上只刻一个字。
　　秦俑坑出土的铜弩机分为两式，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外形有变化，如Ⅰ式弩机的悬刀竖直，下端平齐，棱角分明，略显博大，而Ⅱ式弩机悬刀窄细，略向前弯曲，下端外侧呈抹角状；二是键从弩臂上穿连，和钩牙的方向有着较大的区别，如Ⅰ式弩机的两键或由外侧向里，或由里向外，方向完全一致，而Ⅱ式弩机的两键则取交错向，即：前者如果由外向里穿，后街则由里向外，或调个位置亦是。尽管两式弩机有如此的区别，使人不解其意，但机件的规格、结构的统一却惊人地相似。这种通用性，足以显示了秦兵器制造确已达到了标准化的地步。
　　二 秦兵器铭文体例变化的轨迹
　　(一)变化述略
　　春秋时期秦的铭文兵器发现极少，就目前考古的出土品再加上著录所见，也不过9件。这些材料是，陕西宝鸡姜城堡、甘肃灵台景家庄两座春秋早期墓(M1、M2)中各出土1件“元用”戈，陕西陇县边家庄12号秦墓出土静、宪公时的“卜淦□高”铜戈1件［1］。带“秦子”铭文的兵器，除著录的“秦子”戈［2］(图Ⅰ-10：13)和“秦子”矛［3］(图Ⅰ-10：14)之外，故宫博物院、澳门珍秦斋，各藏“秦子”戈1件［4］，西安市公安局缴获“秦子元用”戈1件［5］。关于“秦子”的时代，学者们一般的都定在春秋早期。9器铭文的字数由简到繁，开始仅见“元用”二字，以后竟多至十五个宇。有意思的是“秦子”戈和“秦子”矛的铭文完全相同，均作“秦子乍*(上宀下造)公族元用，左右币□用逸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秦前“出子”(秦有两个“出子”，此为宪公之幼子，为区别于后惠公之子，故称“前出子”)时(公元前703年～前698年)［6］，兵器铭文已具备了省者(秦君)、使用者(公族)、属主(左右军之武器)、置用地(宜)这么几个要素，显然比之“元用”(专用)要明确具体得多了。
　　战国时期秦的铭文兵器，最早者当数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墓的“吉为剑”。该剑铭作“吉为乍元用”两行重文，计有10字［7］，时代约当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晚段)。而此后的剑铭就极其简短，甚或成了无铭的素剑。
　　但秦国的铭文兵器自孝公之后，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刻铭格式趋向完善化，从而形成秦国铭文独具特色的体例和风格。那么，这种由粗到精的发展，每一阶段所形成的铭文格式，既是秦由战国到统一各时期兵器分期标准，自然也就成了秦兵器断代的根据。因为除了战国早期的“吉为剑”和战国中期前段的“大良造鞅矛镦”［8］、“大良造鞅殳镦”［9］具有长段铭文之外，此后的铭文也不过一两个字。其内容不是铸造的官署名，就是器物的编号。相反，由于长戟格外受到重视，其铭文于是变得复杂和精到。
　　注释
　　［1］姜城堡墓出土“元用”戈的材料见王光永：《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东周墓》，《考古》1979年第6期；景家庄墓出土“元用”戈材料见刘德桢等：《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卜淦□高”戈铭，作“卜淦□高乍铸，永宝用逸宜”，材料见张懋镕、刘栋：《卜淦□高戈考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秦子”戈著录，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53.2；邹安：《周金文存》6.4，器藏广州市博物馆。
　　［3］“秦子”矛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40.3，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27。
　　［4］故宫博物院藏“秦子”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7·11352，中华书局，1984年。澳门珍秦斋藏器见王辉、萧春源：《新见铜器铭文考跋二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5］吴镇烽：《秦兵新发现》，《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6］“秦子”戈和“秦子”矛，两器铭全同，作“秦子乍(作)造，公族元用，左右币□，用逸宜”。铭文位置，在戈的胡部和矛骹部。王辉先生在其《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一书中，以为“秦子”不是未即位之太子，而是初即位但仍在居丧期间的嗣君。并不是文公之后未即位就病卒的太子静公，更可能是继宪公而立的出子。那么，秦子戈、矛的实际监造者应是擅权的大庶长弗忌、威垒和三父这三个人。
　　［7］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8］大良造鞅矛镦铭：“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雝矛。”引自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下50，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60.1
　　［9］大良造鞅殳镦铭：“□□□□□造庶长鞅之造雝殳骄□”。引自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20.2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6。
　　(二)戈(戟)铭文格式的分期考察
　　1．秦孝公时期的铭式是：
　　“……年大良造……之造……”
　　刻辞中的省者是“大良造”，再也不是名义的国君“秦子”了。从此开了大良造、相邦(或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的先例。还增加了纪年，如“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1］。也有附记地名的，如大良造鞅矛镦和殳镦都记“雝”，商鞅方升上还铸“重泉”等。
　　2．秦惠文王时期的铭式是：
　　“……年，相邦……之造……工上造……(或工师……)”
　　秦惠文王时戈铭中的督造者，由大良造改为“相邦”，新增加了主造者及其籍贯与爵称。如“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栎阳工上造闻［2］。“上造”属于秦二十级爵位的第二级，作为工匠的“闻”具有爵位显然不是一般的“工”，而应是具有“工师”或“工大人”地位的“主者”。
　　这一时期铭文格式最为典型的要算是“十三年相邦义”戈。铭作“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樻”［3］(图Ⅱ-10：15)。这里有铸造时间、省者、主者和造者，较为完整。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力日益增强，积极向外开拓，对兵器的需求量也加大。这时除中央官府的兵器手工业作坊之外，地方手工业也进入了备战状态。
　　地方手工业制造兵器的，首推上郡。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28年在接纳了魏国献出的上郡十五县之后(《史记·秦本纪》)，利用咎奴(入秦后写作“高奴”)这个魏国原来的兵器铸地及技术力量［4］，在其地设郡，扩大规模铸造兵器。当然，郡造兵器的生产权还是掌握在国家之手。因此，在上郡守代表中央政府直接监督下由工匠铸造。其有名的传世产品就是“上郡戈”了。考定的秦惠文王戈有3件(图Ⅱ-10：16)，其铭文如下：
　　“王五年，上郡疾造，高奴工*(上相下瓦)”［5］；
　　“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6］；
　　“王七年，上郡守疾(中)之造，□豊［7］。
　　由省者和造者两级构成的铭式，既不同原来魏式的习惯，也和后来秦上郡戈的铭例相区别。这可以说是秦惠文王时特有的情况。但这毕竟打破了由相邦督造、铸地皆在内史的制度。
　　3．秦昭王时期的铭式：
　　前后有变化。以二十年为界限，前期沿袭了惠文王时期的格式，如十四年相邦冉戈铭作：“十四年，相邦冉造，乐(栎)工币□，工禺［8］。丞相触戈铭作：“□□年，丞相触造，咸阳工币叶，工□，武”［9］(图Ⅱ-10：17)。昭王后期的戈铭格式是：
　　“……年，相邦……造……工师……丞……工……”
　　显然，这也是继承了秦惠文相邦戈的铭式而来，只是新添了一个“丞”，如“卄年相邦冉戈”铭作：“卄年，相邦冉造，西工师□，丞鬼，(工)隶臣□”［10］。
　　昭王时郡造兵器的刻铭，可说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只是省者由郡守代替了相邦(丞相)。其格式是：
　　“……年……郡守……造……工师……丞……工……”
　　“廿五年上郡守厝戈”，可说是最为典型的一件。其铭作“廿五年，上郡守厝造，高奴工师窑，丞申，工鬼薪诎”［11］。同此的上郡戈还见有“廿七年上郡守*(左走右殳)戈”［12］(图Ⅱ-10：18)，“卌年上郡守*(左走右殳)戈”［13］。
　　4．秦孝文王、庄襄王时的戈(戟)发现不多，从考定的几件看，文例紊乱，不成系统。由中央造的仅见“少府”戈一例，其铭作：“少府，二年作”［14］。“少府”原为三晋的官署机构，而秦设置在后。《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有六丞。”其属官有考工室，太原检选之五年吕不韦戟铭作“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武库”。内外侧刻“少府”［15］。但二年少府戈没有同“工室”相连，这并非“少府工室”之省。而表明“少府”下设官工室，确实是在秦时。且此戈为中长胡三穿，同秦始皇时的长胡四穿戈也有区别。可说是一个过渡形式。庄襄王曾为质于赵，铸器时就有从三晋之俗的成能。
　　庄襄王时郡造兵器的铭式，一仍昭王之旧。如“二年上郡守冰”戈铭作“二年，上郡守冰造，高工丞沐□，工隶臣徒”［16］。在这里只是把“高奴”省作“高”，而且还把工师之名及“师”字略去。只有另一柄戈铭才称得上是规范之作：“三年，上郡守冰造，漆工师□，丞□，工城旦”［17］(图Ⅱ-10：19)。
　　5．秦始皇、秦二世时期，兵器监造制度变动较为频繁，曾出现过“相邦”(或“丞相”)和“寺工”(或“属邦”)监造的两种铭文格式(图Ⅱ-10：20)：
　　第一种铭式是：
　　“……年，相邦(丞相)……造，寺工(或“诏吏”、“少府”)……丞……工……”
　　秦俑坑、长沙左家塘、宝鸡、太原等地出土及著录者，凡属相邦吕不韦监造的秦始皇三、四、五、七、八、九年的戟(戈)铭文格式无不如此。至于长沙左家塘秦木椁墓出土的四年吕不韦戈，因边缘残损后经磨平使丞名和工名缺失，其铭式当然也不应例外［18］。秦二世元年，李斯戈铭作“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去疾，工上”［19］，只是把“相邦”换成了“丞相”。
　　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的铭文较为特殊，铭作“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内内侧)，“蜀东工”(内外侧)［20］。由中央的吕不韦和地方的蜀守金两级督造，此戟尚属孤例。大概在成都的作坊为中央制造，故而加了直接的督造者“蜀守金”。而“蜀东工”因《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上提到的“蜀西工”都属于主造机构，那么，“东工守”无疑也是工师。由此可见，“东工”同“寺工”、“少府”、“诏吏”一样，都是秦始皇时中央直属的兵器制造机构。其所不同者，仅仅在于铸造地不是在咸阳而是在成都。归根到底，此戟铭文仍然还是合乎中央级的格式(图Ⅱ-10：20)。
　　第二铭式是：
　　“……年，寺工(或“属邦工师”)……丞……工……”
　　此式的铭例如“二年，寺工詟，金(?)角”［21］，“十四年，蜀邦工师蕺，丞□，工□”［22］。
　　从这一时期的铭式可以看出，“主造者”不再直呼“工师某”，而是强调了“寺工”、“诏吏”、“少府”这些主造机构，或者干脆以“寺工”或“属邦工师”取代了以“相邦”名义监造的虚设，并赋以实际的监造权。同时，也相应提高了“丞”的作用。
　　注释
　　［1］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20.2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6。
　　［2］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26.2，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9。
　　［3］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84。
　　［4］黄盛璋先生据魏国的“四年咎奴”戈铭考定：咎、高同音，“咎奴”就是“高奴”。所以高奴是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之后，秦设上郡所铸兵器的写法。而上郡入秦之后也就成为秦铸造兵器的中心。黄文出处：十三年相邦义戟铭：“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左禾右贵)。"秦戟(戈)中有“工大人”者，仅此一例。参见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84。
　　［5］周萼生：《王五年上郡疾残戟考》，《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
　　［6］李泰棻：《痴庵藏金》前61，梁上椿：《岩窟古金图录》下58。
　　［7］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中66。
　　［8］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上48。
　　［9］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下22.2。
　　［10］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考古集刊》第1辑。
　　［11］此戈据(日)原田淑人《周汉遗宝》载，出自朝鲜平壤附近之乐浪。曾经郭沫若、李学勤、张政烺等先生前后多人考释。郡守“厝”原隶定“*(外厂内苗)”，转写作“庙”。陈平先生改定为“厝”，并以为他就是历仕秦之惠文、武、昭三王时的名将司马错。此论可从。
　　［12］此戈藏故宫博物院，李学勤先生在《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一文(刊《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中最早公布了释文“廿七年，上守趞造，漆工师*(左辶右者)，丞恢，工隶臣*(左禾右贵)”。“上”当是“上郡”之省，或系漏刻。“趞”即司马错，又写作“逪”。
　　［13］此戈也藏之于故宫博物院。张政烺、李学勤等先生都有释文。陈平后发表摹本。其铭作：“卅年，上郡守趞□，*(左十右上口右下面)工币耤，丞秦，工隶臣庚。”文中缺省者的“造”及造者“工”。趞，陈平疑为大将白起之“起”字。
　　［14］《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图146；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载《古文字研究》第7期。
　　［15］参见张颌：《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16］李三：《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一件上郡青铜戈》，《文物》1982年第11期。
　　［17］戈铭见《商周金文录遗》583。在原戈上守名的“冰”字系残文，长期来无法辨认，后由于“二年上郡守冰戈”的出土而破译。黄盛璋先生在《新出秦兵器刻铭新探》一文中根据内蒙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贾浪村出土的“三年相邦吕不韦矛”铭作了补释。他指出“秦始皇三年，上郡守位缺，汉有代理之守……四年连假守也没有”，所以断定“三年上郡守冰”戈的时代应在秦始皇之前。我们还从二年和三年戈的形制上看，作中长胡三穿者，其时代约在庄襄王时期。
　　［18］作铭：《最近长沙出土吕不韦戈的铭文》，《考古》1959年第9期。
　　［19］许玉林等：《辽宁宽甸县新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20］九年吕不韦戟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内内刻)，“蜀东工”(内外铸)。参见尹显德：《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考古》1991年第1期。
　　［21］端方：《陶斋吉金录》5.37；邹安：《周金文存》6.11。
　　［22］广州文管会：《广州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三)不曾规范的矛铭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矛已具备了大段的铭文，像“秦子”矛主要强调了“秦子乍造”及其专有。“大良造鞅矛镦”铭也突出了“大良造庶长鞅”造矛的权威性。这些虽然有了作器的时间，但还未形成固定的铭文格式。
　　由中央制造的矛，铭文都记有省造和管理的机构。像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北沉村出土秦始皇时期的“少府矛”，一面刻“少府”二字，另一面刻“武库受属邦”［1］。“少府”作为秦中央“九卿”之一，执掌着“山海池泽之税”的大权，负责皇室给养。大将章邯以少府的身份，曾参与并主持过秦始皇陵墓的修建工程。“少府”矛则表明它也代表国家制造兵器，并移交武库收藏保管，再由武库授予专管边境民族的中央机构——属邦。另一柄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少府”矛上还记了铸器的时间和少府工室之名，如“十三年，少府工檐，武库受属邦”［2］。
　　中央的武库不但统管武器，而且配发武器也是其拥有的职能，其刻铭往往也能提供一些更有代表意义的书例。如一件由“寺工”造的矛上刻铭是：“武库受属邦”(穿右侧)：“寺工”(穿下)、“咸阳”(穿右上方)、“戊午”(穿左下方)［3］(图Ⅱ-10：21)。这表明它的督造者是“寺工”，铸地在首都咸阳，编号为“戊午”，藏于武库，再授予“属邦”。
　　汉代为了避高祖的名讳，改“属邦”为“属国”。《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典，含有“主管”之意。属邦，自中央至地方另有一套管理和称谓系统。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有“向郡守腾谓县、道啬夫”的话。其中以县与道并列，所以《汉旧仪》也说“内郡为县，三边为道”。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属邦”矛［4］，可知中央的属邦因同下属的管理有关，就拥有专用的兵器。
　　地方造矛，仍以上郡为多。因为兵工生产程序繁多，特别是在古代分工还不是十分精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战国末期秦矛的铭文仅仅标叫地名，“高奴”矛即是其例［5］。而秦始皇时期郡铸铜矛之铭，则同中央造保持一致。
　　有两柄上郡造的吕不韦铜矛，其铭文确是规矩化了的格式。如“三年，相邦吕［不韦上］郡假守宪(?)，高工□，丞申，工地”，“四年，相邦吕不韦造，高工龠，丞申，工地”［6］(图Ⅱ-10：22)。两矛均出自内蒙，铭文位于骹上，作纵刻三行。铭中的丞及工名全同，因铭文有残缺，如对照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三年上郡戈残内铭文，就知道此两柄相邦吕不韦矛并非造自中央手工业作坊，而是上郡所为。“由于始皇三年上郡守位空缺”，故以宪代理(“假”)相邦吕不韦造。而四年矛，就直接假吕不韦之名而造［7］。
　　战国时期用作戈、矛联装戟的矛头，似乎有了专门化的倾向。这种矛头的形体趋于宽而短，长度在15厘米左右，专称曰“刺”。《周礼·考工记》说到戟就是把戈的内、胡、援和刺分开说的。但这种戟刺的铭刻，均不成文。铭文内容大体包括三项，一种是仅刻记地名，而且多与同戟之戈铭一致，像秦昭王时期的“广衍”矛的骹上刻“广衍”、“上武”，脊右侧的风槽中刻“圜阳”(图Ⅱ-10：23)。很清楚，这三处地名并不连属，但此矛头确与“十二年上郡守寿戈”在一起出土，而且戈内上也刻有“广衍”二字［8］，显系戟的置用地。我们见到秦始皇早年的“栒矛”，仅在骹孔下刻一“栒”字。当为内史所属的“栒邑”县之省［9］，毕竟还是置用地。同期同式的，还有“武都”矛［10］。
　　另外，还有两种中央督造的联装戟的矛铭，或刻铸造官署，如“寺工”；或官吏的泛称，如“诏吏”［11］等(图Ⅱ-10：24)。
　　注释
　　［1］《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图146；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载《古文字研究》第7期。
　　［2］十三年少府矛及其铭文均未见报导。原物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3］华义武等：《介绍一件先秦有铭铜矛》，《文物》1989年第6期。
　　［4］十三年少府矛及其铭文均未见报导。原物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5］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0.71.4。《三代吉金文存》20.33.5。
　　［6］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文物》1987年第8期。
　　［7］三年上郡戈铭：“三年，上郡［□(守)□(不)□(造)］高(工……)丞申(工)”，参见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文物》1988年第6期。
　　［8］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9］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2.11；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32.4。
　　［10］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文物》1987年第8期。武都县据《汉书·地理志》载，属九原郡(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九原郡为秦始皇时设，南同上郡为邻。“武部”矛同“广衍”矛的形制基本相似。虽都是联装戟的矛头，通体宽短，脊两侧有血槽，但地方造的这种矛同中央造的“寺工”矛则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它的矛骹稍细而略长。
　　［11］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0.70.4。
　　三 秦俑兵器所引出的刻辞学意义
　　(一)完善的铭例之一
　　秦俑坑出土的铭文兵器都是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之后铸造的，其刻辞所表现出来的文例却是秦人长期来铸兵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正因为它处于自己的成熟期，其完善的铭例既有充分的内涵——主要内容，也有相当广阔的外延——演变的轨迹。
　　从种类言，秦俑兵器几乎囊括了战国末年秦国从远射程、长柄到近战卫体等类通用兵器的所有内容。而刻辞于兵的，见有戈、矛、戟、铍、剑、弩、箭等，连运载工具的车马亦无不涉及。至于连读成诵者，莫如戟、铍两种。弩机机件上的刻辞简括，或一二字，或同机同文，无非是些统一编码记数而已。只有戟铭才是铸造时间和监理规定的纪实性文字。
　　再由铭例的完善过程而言，秦始皇时期的铬文格式，既是长期来优选的结果，又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反映。孝公时的省者是大良造，一改原来由国君“秦子”直接过问的旧规。秦惠文王之后，一直是由相邦(或丞相)省造，至秦始皇时沿用不改。主者，则由工匠中的精英人物工师(或“工大人”)领衔主事。而秦始皇时，以“寺工”或与之相当的“少府”、“诏吏”、“属邦”一类机关铸造，从而突出了专铸兵器机关和“丞”的作用。工匠署名，从惠文王时期已经开始，这不是为别的，而是督责的需要。
　　秦俑兵器是当时中央官府作坊铸造出来、藏之于武库的实用兵器。还未投入战场上使用，即调来装备了兵马俑。故而铭辞都属于生产过程中的首铸首刻，既无生产地，也无置用地。能否说它就是专为兵马俑生产的，还没有定论。
　　(二)秦兵器刻辞制度述略
　　1．兵器从生产、库藏到配发，固然是独立而又相连的三个环节，但也表明了铸造、保管与使用分权的关系。
　　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上郡守寿戟，其戈头的铭文是：“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乘，工更长(张)*(左牙右奇)”(内内侧)，“洛都”(内外侧)，“□□广衍”(胡内侧)；矛头的骹部刻“广衍”、“上武”，风槽中则刻“圜阳”。显然，此戟生产于上郡，藏之于上郡武库，而广衍、洛都与圜阳都是先后几个调发的置用地。单刻“武库”者，都是指中央的武库，如少府二矛、五年吕不韦戟、元年丞相斯戈等。凡地方所造，都加郡名，也归该郡武库保管，如“上郡武库”的，见有昭王二年、十八年、廿五年上郡戈，还有上郡武库矛、上武广衍矛等。
　　武库接收铸造好的兵器而储藏，因此护理保管是其职能之一。同样，对收藏、效验、检查，都建立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发放武器，则是遵照皇帝命令而执行的又一职能。云梦秦简《工律》规定：“其叚百姓甲兵，必出其久，受之以久。”在此，出库是发，入库则是管。两种职能集于一身，而又手续严格。当周文领的农民军进入关中逼近京都时，秦二世“授兵以击”，自然是从咸阳武库中提取兵器而交给郦山徒的，当然，也有用装备武士俑的实用兵器的可能。
　　2．兵器的铸造形式，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制。
　　由中央督造的兵器或宫廷制作的器物多不记地名，兵器上或标以库名及编号，如“武库”、“上库”、“左库”、“北库”等等。除在咸阳、栎阳之外，内史造兵之地，如“吾”(即“衙”，如昭王四年的相邦樛斿戈)、“雍”(昭王卅一年相邦冉戈)、“郃阳”。
　　地方造兵器只限于郡一级，而郡又以上郡为最多，现存的12件上郡戈，铸地在高奴的就有5件(即：秦惠文王后元五年上郡守疾戈、昭王七年上郡守闻戈、廿五年上郡守厝戈、四十八年上郡守起戈、庄襄王二年上郡守冰戈)，另见有高奴矛。上郡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铸地，就是“漆垣”。至于其他郡造的兵器见有陇西郡的西县(昭王廿年相邦冉戈)、河东郡的临汾(秦始皇二十三年临汾守曋戈)、蜀郡的成都(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等。
　　秦铸造兵器都集中于官府作坊，郡造者必由郡守代表中央政府监造，民间不得私铸。秦始皇统一天下，立即下令收缴全国兵器聚之咸阳而销毁。
　　3．秦的铭文兵器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省、主、造三级构成的兵器监造制，也因时间的先后和种类的不同而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中央级制造的兵器，其省者在秦孝公时为“大良造鞅”，此后为相邦(丞相)。但孝公时的兵器刻辞中无主者，惠文王至昭王时为某地的“工师”或“工大人”，始皇时则改为“寺工”某人或“少府工室”、“属邦工师”、“诏吏”某人以及“丞”某人。
　　孝公时不署造者之名，以后则标“工”某人。
　　第二，秦始皇以前的兵器刻辞中，对省者以职务代姓，只称名，如大良造鞅、相邦义、相邦冉、丞相触等。秦始皇时代则署全名，如“相邦吕不韦”。秦二世时又恢复成略姓具名的旧制，如“丞相斯”。
　　对司造的工师，始皇前的兵器刻辞中都缀以籍贯，提名者也都是以一字为限，像“咸阳工师田”、“葲工师雝”、“栎阳工师□”、“漆垣工师□”等。
　　对工匠，在名前也有加爵名或刑名的，如“工上造闻”、“工更长(张)*(左牙右奇)”、“工鬼薪诎”、“工隶臣*(左禾右贵)”、“工城旦□”等。
　　第三，秦兵铭刻的书体，都是典型的秦文字。
　　不过，刻铭，因草率急就而显得纤细潦草；铸铭的笔画，则壮实而规整；錾凿者，也仅限于字数少的兵器或部位上，如铍格、弩机。
　　戈、戟上的铭文，在铸出后交入武库期间都属于首刻。调换置用地之后，则行二刻或三刻。也有磨损后补刻的。
　　第四，因历史原因，秦戈戟刻辞行文有变化，实则反映着一种时代的烙印。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至惠文王后元十年(公元前315年)之间，在省者相邦或郡守名下均作“之造”二字。而惠文王后元五年(公元前320年)至秦始皇时期才作“造”。
　　对“工师”的写法前后也有变化，如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到昭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都作“币”。而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至二世时期则改作“师”。昭王之世是“币”和“师”的交替时期，故二字并行［1］。
　　第五，由多部件组装的兵器，如弩机，其铭辞多为编号。
　　第六，铭辞在兵器的部位上较为固定。
　　戈(戟)的大段纪年铭文，一般多刻在内的内侧，刻胡上者少有(同样在内侧)。内的外侧，在始皇以前多刻地名或库名，而始皇时期一律改为主造机关的“寺工”、“属邦”、“诏吏”、“少府”等，而且多铸铭。
　　铍身刻纪年铭，格上刻“寺工”，茎上则为编号。
　　注释
　　［1］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