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贯彻这一精神，我以为，就高等学校而言，就应该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来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大学之道”，就是《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中国古代学制只有小学与大学，而无有中学。八岁入小学，主要进行初步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的训练，重在学习和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与基本的生活能力。十五岁入大学，则集中进行成人之“道”的教育，主要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的抽象道理。从年龄段上来说，古代的大学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学以上的教育。《大学》讲的“大学之道”主要是关于古代大学德育的次第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大学生人文道德教育，建设高校精神家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修身为本
　　《大学》明确地把道德教育确定为大学教育的根本性任务。其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个纲领，并将其具体化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八个条目。“明明德”的具体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进一步实现“亲民”亦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属修身，故《大学》的结论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修身为本，是“大学之道”的基本精神。
　　具体地说，“明明德”之与“亲民”，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为德，后者为政，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这种顺序主要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先后。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道、德、仁、礼、艺，一个比一个更具体，但后面具体的东西中都蕴含着前面抽象的东西。“艺”是最具体的，其中就包含着礼、仁、德、道。就是说，“六艺”之“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而是都有蕴含于其中的道德作为它的基础。总之，“做人”是“根”，“做事”的成功是由这个“根”长出来的果。这就是《大学》所说的一条根本道理：“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4]在这里，比较而言，身为本，为厚；而家、国、天下为末，为薄。对身，当厚力修养，不可薄而不修。如果对身这个本修之不厚，那么，想对家、国、天下之“薄者”厚泽及之，是办不到的。其本末、先后、始终的内在的逻辑次序不可颠倒。懂得这一点，就是真正懂得了“本”的含义，是知的最高境界。
　　这也就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管理与政治，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方法、艺术和能力的问题，只不过是“术”的运用。其实，政治和管理，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制定什么制度，如果缺少道德的支撑，即使偶尔侥幸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迟早也势必从根本上失败。反过来说，有了道德基础，再加上好的制度和方法，就会无往而不胜。所以，儒家总是把道德修养放在首要的基础性的地位。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5]仕，做官。优，有余裕。这里的学，主要指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有余裕，始可做官；做官而有余力，仍需修养道德。要不间断地滋养自己的道德这个根本。政治如此，推而言之，经济问题也是如此。《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仁者以则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6]。财与利是人生之所不可无者，但对财与利的追求，则必须义然后取。从根本上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实行推己度人的“絜矩之道”[7]，自己希望别人怎样善待自己，自己就怎样去善待别人。这是做一切事情的根本原则。这种以德为本的深刻的认识，奠定了整个《大学》的基本价值，是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模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教育经验的成功的总结。
　　这里《大学》“修身”居于“本”的地位的理念，用今天的话来说，意思就是道德是科学技术的生生不息的基础和生命活力，是具有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灵魂；同样道德教育也不是与科学技术的教育并列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教育的基础。如果离开了道德和道德教育，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教育也就失去存在的根基。
　　这种“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古代大学教育，随着我国现代性大学的建立而渐趋式微，而离开了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教育的后果，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得到了验证。
　　近代以来，西方建立在实证和逻辑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起来，并形成强大的技术和生产力，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其经济的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他们的道德水平却并未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而进步，人反而变得更加贪婪和野性。他们用先进的科技制造武器，大肆侵略别国的领土和掠夺别国的财富。中国人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总结教训时，发现了科学，并视之为万能的宝贝，于是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科技的热潮。但矫枉过正，以“五四”“打倒孔家店”为标志，把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优良的传统道德被视为赘疣，如泼婴儿洗澡水把婴儿一起泼掉一样，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否定。“文革”时期大破“四旧”，道德教育政治化，更进一步致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几乎丧失殆尽。与此同时，百年来，也致使高校的教学内容，以科学技术为主轴分类设专业，科学技术占据了独霸的地位。大学之道，不再是明明德和以修身为本，故而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越来越工具化与功利化，失去了道德和价值，精神无着，丧失了家园。这也导致个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紧张；人的健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都曾为此付出了并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痛定思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只能提供手段。不是科学能解决价值问题，而是只有当科学技术由价值来支撑的时候，才会获得激情，勃发生机和活力。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离开了良好的人文道德，就会走向邪路，而不可能真正、恒久地强大起来。高校的教育，如果只着眼于科学和技术，而不以人文道德为基础，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当西方认识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把21世纪解决人类精神病态问题的希望投向中国的孔子的时候，我们也已开始重新重视中华传统道德的人文价值。今天，整个社会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那么，相应的，高等学校自然也要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建设高校的精神家园。张岂之先生说：“在21世纪中国的哪一所大学轻视了人文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发扬，这个大学可能就要落后。”[8]鉴于百年来科学独霸的教育所造成的道德缺失的严重现状，我们有必要特别加强传统人文道德教育。
　　转了一个圆圈，似乎又复归到了原点。但是这种复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到一个以德为本，把科学与人文道德结合起来的新起点。因此，《大学》“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理所当然地重新获得了它的生机。
　　二、以“五常”为传统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今天提倡“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大学理念，建设高校的精神家园，核心问题，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念。而这，即是人性，具体地说，就是“五常”之性。
　　在《大学》“明明德”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核心观念中，所欲“明”之“明德”实际是指人天生的善良的道德本性。就是说，人天生就有光明的德性，但由于受物欲的蒙蔽，故暗而不明。所以，大学要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去掉其德性上的遮蔽，复其本有的光明，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修身为本”也就是以修养人天生的善良的道德本性为本。故《大学》所谓的大学之道，实质就是人性的教育。
　　对学生实行人性教育，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孔子早就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性，是人天生而有的道德基质，是相近的；习，是后天的习染，它影响现实道德水平的差异。《中庸》则进一步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0]说的是，天生人而赋予人以命，构成了人的本性；人顺天性而行就是当行之道；具体地修养道德就是学与教的任务。孟子则明确地把天生就有的人性概括为仁、义、礼、智之“端”。董仲舒更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11]又加上一个“信”字，明确地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五常”之性加以提倡。“常”，人生之所常用而不可离者也。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12]“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13]朱熹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14]在这里，道、性与天、理实质是一个东西。儒家一直是把人性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加以强调的。
　　五常之性是以仁为基础和核心的。而“仁者，人也”，[15]，就是说以仁为核心的“五常”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从本质上说，是中华民族通过世代的道德实践演化积累而获得的遗传基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后天可塑造道德的物质性基础。动物缺少这样的物质性基质，所以即使经过训练，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类似于道德的现象，与人类的社会道德有着本质区别。这就是“素质”。
　　“素质”一词，在《尔雅·释鸟》中与“青质”对举。“素”，是没有上色的丝；“质”，成也，这里指“地儿”(底色)。这里的“素质”是讲一种鸟的底色为素色，后引申为自然生就的本质之义。儒家认为，素质是天生的，但其圆满和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结果。故《淮南子》说：“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而无其养，不能遵道。”[16]
　　这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道德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于人性与教育问题的认知，其中集中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集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和教育的根本内容、核心和基础。
　　“五常”之教的意义在于调整和谐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尚书》载舜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17]“五品”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名位等级之“五伦”关系。逊，顺。“五教”，就是要对百姓进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个方面的教育。孟子后来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8]能否实现“五教”，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也是解决“五伦”关系的前提条件。
　　今天我们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君臣一伦已经不复存在，但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关系仍然存在。如果把“忠君”换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能用忠、仁、义、礼、智、信相应的处理好个人与祖国人民、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同志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协调人际关系，凝聚社会力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
　　这次十七大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这个要求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张岂之先生曾说：“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只限于开设若干讲座和选课，还有更加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这就是说，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要求将高校建设成为有浓厚人文氛围的场所，使人文精神渗透到高校的一切方面，从而提高高校的文化品位。”[19]我们今天建设高校的精神家园，要“使人文精神渗透到高校的一切方面，从而提高高校的文化品位”，核心是要对不同科系的学生进行“五常”的做人的共性教育，使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生活中的学生都具有高尚的人文智慧。这关系到每个学子的个人前途，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三、读经和体悟相结合
　　在高校从事中华文化的教育工作，是一个深厚而系统的工程，而要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在方法上，需要把读经和体悟结合起来。
　　首先，高校的传统人文教育要设传统经典著作的必修课。当前，各高校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选修课和讲座以及第二课堂活动等，对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方面的教育。同时，也有了一些高水平的突出“人性”、“相通性”、“可接受性”、“可感知性”和“引导性”[20]的，全面介绍儒、释、道的基本思想的教材和通俗读本。这在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经过了百年的沉沦的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十分需要而不可缺少的。但要在高校从根本上推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这一事业的继续深入发展，则不能只停留在讲座或选修课的教师讲解宣传上和阅读通俗读物的层次上，还必须通过必修课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少数最原始的经典请回来，作为主流教育的基础部分，才能使传统的优秀价值观真正地登堂入室。原汁原味的价值精神，只有在阅读经典当中细细地品味，才能获得；而要改变在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当中，唯以功利、实用、科技、市场马首是瞻，仅仅用讲座和公选课的数量应景却不求质量的现象，则必须设经典的必修课。
　　经典教学是中国古代大学的基本教学途径。当年孔子通过整理夏、商、周三代文化，编写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即“六经”，可以说是当时具有大学水平的教材。“六经”教育的主旨在于使大学生懂得道德行为中的深刻的道理，从而能在更自觉的水平上履行道德规范。“六经”之中，《乐》在汉以前就已经亡佚，剩下“五经”。后演化形成“十三经”。“十三经”实质是“六经”的扩充和深化。以“五经”为核心的道德养成教育始终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脉和中心内容。楼宇烈先生“为便初学入门”，从中国传统典籍的注经和互融的特点出发，提出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根本性的儒、释、道的经典书目。其中，有关儒、道的是“四书、五经”和“三玄”。[21]从中华历代治国的理念、政治制度的构建，以及人身修养、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些方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儒家的“四书”和“五经”。其中“四书”易，“五经”难。我以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四书”教育比较符合当今大学生的一般水平，可以首先列入必修课作为基本的教材。
　　其次，注重体悟。“体”，即身体力行，实践；“悟”是心灵对精神实质的领会。而《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是体悟的基础。
　　“格物”之“格”，朱熹解：格，至。物，事。按此，格物，可以说是道德的实践，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中充分体会人伦道德的意义，认识其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理解人生的价值和责任之所在。做得好，也就可以达到“知至”的认识高度。有了这种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对道德修养自然就会有“诚意”，而不会自欺欺人。有了“诚意”，自然不会心生邪念。“心正”，摈弃了外界干扰和不良情绪的影响，就能专心致志于道德修养，于是也就能真正地达到良好的修身的效果。这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之说。
　　“格物”之“格”，王阳明解为“正”，“格物”即正心。强调的是“悟”，突出心之“思”的功能。如《大学》讲“知至”，也就是充分懂得其所当“止”的目标的价值和意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22]“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大学》对道德心理的前后因果性关系的深入挖掘，是对道德修养的心理活动逻辑的经验总结。此外，《大学》中关于“诚”的心理论述，也十分精彩。其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23]“诚其意”，是说在道德意识上，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良知，自己欺骗自己；而应该像对“恶臭”之“恶”和对“好色”之“好”那样，好善恶恶，自然而然，毫不含糊。小人不能诚意，自以为其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蒙混过关，在自以为别人不知道时，坏事做尽，而见人却装模作样。对此，《大学》曰：“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24]这些，都需要靠“悟”的思维方式来加以体会才能获得。
　　而当前，在工具化、功利化的价值观支配下，在传统人文道德教育当中，学生缺乏《大学》的上述道德实践和心理认知过程，因而缺少道德修养的积极主动性，很难以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也不可能真正地进入道德境界。而如果把传统的读经、践履和思维的训练引入我们今天的传统道德观的教育当中，效果大概就会改观。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3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8]张岂之：《中国大学的人文传统》，陆挺、徐宏主编：《人文通识讲演录(人文教育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5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11]中科院哲学所中哲史研究室：《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上)，董仲舒对策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页。
　　[12]《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
　　[13]《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8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页。
　　[16]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3页。
　　[17]蔡沈：《书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19]张岂之：《关于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华夏文化》1998年第3期，第6页。
　　[20]张岂之：《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13页。
　　[21]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2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窜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3]、[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