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个世纪前仆后继的奋斗，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了攀登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两座大山”新的百年征程，期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的大学生正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生力军。
　　作为面向未来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我们为这支生力军队伍的迅速壮大而感到振奋，同时，我们又为这支生力军在文化上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而感到忧虑。帮助这支生力军确立文化之根，振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也是关注祖国未来的社会各界的共同使命。
　　一、对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之路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及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
　　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播放了电视片《大国崛起》，反映了9个国家的强国之路。这个电视片解说词谈到大国崛起之路时指出：
　　“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同样是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成不了世界性强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1]这既反映了撒切尔夫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藐视，也反映了中国在文化上严重入超的现实。例如，反映文化影响力的图书进出口版权比例：美国对中国，2004年为4068∶14，相差290倍；2005年是3932∶16，相差246倍。[2]
　　无论是中国的盛唐，或是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和一些大国整体国力的崛起，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破是在一个合适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的。同时，中国要在世界确立良好的形象和影响力，离不开优秀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常称之为“软实力”。而且，就中国广大民众来说，所追求的目标也绝非只有物质的富裕，应当还有精神上的高尚和富足。
　　所以，中国的崛起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或科技的创新，而是要依靠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相互支撑和促进，要依靠国家的有效治理，民众的凝聚与奉献，依靠中华民族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但是，中国自身特别是肩负振兴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大学，在文化发展上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作为民族复兴生力军的当代大学生未能牢固确立自身的文化之根，这将影响他们自觉肩负起民族全面复兴的重任。
　　二、中国大学需要提升文化自觉
　　在2005年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杨振宁先生说：当今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很多大学生对世界发展的这种整体趋势认识不够，这将长远而广泛地影响其未来。为此，大学的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3]
　　关于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的一个命题。他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
　　那么，当前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文化自觉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比较、冲突与选择中，经历了文化求索的苦旅。作为交锋的两个极端，便是此起彼伏的“全盘西化”与“文化孤立主义”的思潮。在上个世纪，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间出现如列宁批评费尔巴哈时说的“泼洗澡水时，连同小孩子也一起倒掉了”，结果使整个民族几度呈现文化失根现象，表现出对自身优秀文化缺乏起码的自尊与自信。
　　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美国依据其经济与高科技上的优势和无时无处不在的传媒，保持和扩大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输出的不对称，强化其文化霸权；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市场机制的操纵下，缺乏品位的娱乐文化正以“大众文化”的名义成为一种霸权文化；同时，鱼龙混杂的网络文化充斥着虚拟世界。而对社会思潮具有高度敏感性，自身的兴趣爱好具明显可塑性的大学生群体便成为霸权文化与网络文化影响与争取的重要受众。同时，正如金冲及先生所指出的：“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曾经在不少中国人中造成了一种很不好的畸形心理，那就是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好像对外国的一切都要仰着头看，只有处处跟外国人学才算是适应现代潮流。”[5]这种心态在许多青年大学生中仍然存在，而产生这种心态的缘由在于他们对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因而，正如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有着客观认识的美国著名学者所指出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资本和它的世界主义文化市场，而非‘民族的片面性和狭窄性’。”[6]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数千年中国社会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基因，是爱国情怀的根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宝贵资源。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抵御霸权主义文化，并以优秀的文化传统消解低俗文化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任务，也是大学“文化育人”的重大课题，是高等教育文化自觉的重要内涵。
　　重温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弁言，可以给我们新的启迪。钱先生谈了以下四点：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7]帮助广大国民尤其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年轻一代了解本国以往的历史，并使之对本国以往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从而能确立自身的文化根基，自觉而有力地肩负起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是整个政界和教育界的不可忽视的责任。这正是这次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举办“纪念人文初祖黄帝，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的重要宗旨，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伟大开拓者，炎黄文化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化渊源，是凝聚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旗帜。
　　当然，文化自觉不仅仅体现在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中国文化选择自主性的关切。文化自觉体现在重视文化的作用，并在对自身文化清醒认识基础上，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包括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努力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而这正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内涵。为此，对于大学来讲，应当在更宽的层面上开展文化素质的教育，推进大学文化的建设。
　　三、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认真进行大学文化建设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高校普遍开展了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这是一场在教育部指导与支持下开展的面向21世纪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深刻变革。1995年在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上，当时的教育部主管周远清教授指出，这一工作是切中我们国家多年来重理轻文的时弊，是世界高等教育探索的热点，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对德育内涵的拓宽与加强。在周远清教授，还有张岂之教授、杨叔子院士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大力推动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十余年来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高校形成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课外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高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目前，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发展并不平衡，还存在一系列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说，在台湾实践通识教育十分困难，表现在：“(1)没有人愿意去管。(2)没有教授愿意去教。(3)没有学生肯花精神去听。”这里所称的通识教育与我们所提文化素质教育相似，而所反映的现象在大陆高校里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实际上，在较大范围内，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存在误解，认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仅仅是扩大知识面、补充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的人文和艺术知识不足的点缀课程，在一些教师或教学管理者心目中是低层次的，不需要由高造诣的教师来承担；而在学生中也存在凑学分的现象。认识不到位，制约了文化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
　　联想到美国通识教育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但仍缺乏公认规范的表述和共识，美国高等院校协会在2005年开始，推动一场为期十年的“何谓通识教育”的大讨论和“弘扬通识教育价值”的运动；哈佛大学在19世纪以来先后进行过4次有关通识教育的改革，近几年又在对通识教育进行新的反思与调整。我国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只进行了十多年，虽然取得重大突破，应当说还仅仅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真正使文化素质教育成为广大干部师生的一项自觉行动，并且走上一条科学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还要下很大工夫。1995年，岂之先生说在高校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意义很大，是一项后人会感谢的工作，但真正做好，达到理想境界，并不容易。
　　所以，既要充分看到取得的进展，又要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要坚持在实践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认识。现在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任务，为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外部条件，我们要抓住机遇，使文化素质教育在认识上上一个新的台阶。
　　怎样上新的台阶?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应当抓住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结合的视角，深刻认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功能；二是，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相结合，特别是从大学理念着手，着重从大学的本质、功能和怎样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来思考。
　　(一)深入认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功能
　　“通识教育”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于1829年在《北美评论》中撰文提出并对其功能做了如下注解：“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这种为学生专业学习做综合、全面知识准备的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界以往通常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而实际上，后来在美国通识教育的宗旨已有很大的变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哈钦斯校长与哈佛大学的柯南校长对通识教育理念作出的重大发展。哈钦斯于1936年发表《高等教育在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惟科学技术主义和惟市场取向展开了抨击，主张不同院系专业之间必须通过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强调大学不仅仅是创新之所，而首先是文明传承之所，为此，必须让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研读“西方经典”或“伟大著作”，以此为学生奠定共同文化根基。这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本科通识教育的典范，值得指出的是，强化本科通识教育丝毫未损其研究性大学的地位，相反，芝加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名列前茅，而且以众多活跃的学派闻名于世。在1934—1954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则以1945年发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亦称“哈佛红皮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载入美国高等教育史册。这份200页的报告是在1943年1月“二战”正酣时开始邀一流学者经过两年多的共同讨论起草的。事实上，柯南本人是美国制定原子弹发展计划的重要人物，但是，他认为大学的通识教育比原子弹更为重要，因为大学通识教育关系美国的根本，关系美国的未来。柯南提出，现代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继承西方古典的人文教育传统，关注保存西方文明的基本问题。强调通识教育要促进学生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奠定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共同文化基础，而且是要奠定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打造美国文化共同体或“美国文化熔炉”。[8]
　　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内涵及覆盖面上对所谓通识教育都有所发展，如不仅仅涉及专业教育前的培养模式，而且要求在专业教育、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得到融合与渗透，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教师文化素养和学校整体品位格调的要求。在我国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旨应当是明确的，就是要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体现为人与为学的共同要求，成为开展全面素质教育，提高人才整体素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常常呈现停留在一般通用知识教育的认识阶段，未能充分提升到为大学生以至全民族确立文化之根的高度上来，提升到关系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高度来认识。而这正是文化素质教育未能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的本质因素。为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大学的文化自觉，使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作为文化植根的重要手段，并在强化大学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得以加强。
　　(二)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结合
　　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世纪之初，我国逐步形成了研究大学文化的学术潮流。具有代表意义的是，2002年9月由北大—清华—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教育部袁贵仁副部长在“中心”成立大会上致辞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和师生思想实际，深入探索大学文化的内涵，以及对师生的导向功能、教育功能、熏陶功能实现的途径。”
　　实践表明，教育工作者对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尚需加深认识。正如袁贵仁副部长指出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大学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对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视还不够，客观上使我们的一些工作常常流于表面，流于肤浅。我们的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相对忽视人的完整性，对人的健全人格、个性的培养重视不够；我们的教学侧重‘教书’，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相对忽视‘育人’，对人的思想品德、素质能力的培育重视不够；学校的建设，重视硬件、设施，相对忽视观念、制度，对教学观念、办学理念的研讨、宣传重视不够；学校的管理环境，多一些社会机构共性，相对少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对学校整体文化形象、文化气质的设计、培育重视不够。”为此，“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9]袁部长的讲话表明，在高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的障碍，正是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对大学文化育人的本质功能缺乏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高校领导开始在多种场合强调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的高校还专门制定了学校文化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有关文化素质教育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上学期清华大学领导核心扩大会听取了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专题汇报，并达成新的共识：一流大学的主要功能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没有一流的人文教育，就难以孕育一流的人才，就难以建成一流的大学。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和大学文化建设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要把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要求、目标和举措纳入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规划和学校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认真落实，清华大学自2006年开始通过优化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支持一批核心课程建设，下决心改变过去因人设课、粗放经营的状态，走规范化、精致化建设之路。北大、复旦、浙大等综合性重点大学还力图通过专门的学院建制来强化通识教育。
　　教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素养是影响文化素质教育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教授在2003年曾著文指出：由于不全面的基础教育、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弱的人文教育使得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包括而今成为大学教师的群体带有先天的不足，使之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所以，提高大学教师的素养特别是文化素养就成为关键，成为深化素质教育的瓶颈。现在，在我国高校出现一批热心投身于文化素质教育的国家级教学名师或国家级精品课程，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开设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课程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课程。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里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帮助学生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华古代文明，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激励他们为中华腾飞而奋斗终生，是本教程的教学宗旨之所在。”该课程的教育体现了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并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这种课程建设的突破，首先是教师文化自觉的体现。正如彭林教授自己所说：“过去我只知道上课要尽可能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到清华后，由于多次参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研讨会和其他的相关活动，对素质教育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素质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不能把文科的课程搬到理工科学生面前就成了文化素质课；它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己任，但又不同于政治课。它是通过人文知识教育把人文理念渗透到认知者的本体之中去的课程，属于‘文化育人’。”正是有了文化育人的自觉，才使他教授的多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因良好的人文化成果，而受到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欢迎。
　　以上这些都是我国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是可喜的现象。但是，解决大学文化植根的问题，仅仅靠少数人的觉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大学教育工作者持续的努力，也需要关注国家未来的社会各界的支持，包括形成全社会的注重文化、特别是注重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和氛围，以及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走上大学的讲坛，以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造诣，弥补普遍存在的大学人文教育资源的不足。
　　[1]见《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黎鸣文章。
　　[2]崔保国主编：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3]杨振宁：《大学教育与文化自觉》，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序一，三联书店2006年版。
　　[4]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90页。
　　[5]金冲及：《民族复兴与不同文化和谐相处》，《人民日报》2005年8月16日第14版。
　　[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主编，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7]钱穆：《国史大纲》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8]参考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见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20页。
　　[9]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J]，《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