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书院是儒学知识生产、创新、积累与传播的机构，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与重要象征。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儒家学者为教化民众、传播儒家文化、实现儒家文化的扩张，纷纷建置书院，书院的分布区域也随之不断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的地域扩展与儒学的地域扩展互为表里，一个地区建立了书院，就表明儒家文化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当地。因此，一个地区中书院的发展状况，就成为反映当地文化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指标。一方面，书院建立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儒家文化在一定区域中空间拓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书院的发展，又可以改变该区域内主流的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等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地区的文化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书院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空间拓展
　　就整体情况而言，书院自唐代产生以后，就呈不断发展之势，其数量不断增加，分布空间也日益扩大。在其鼎盛时期的清代，数千所书院遍布城乡，除西藏、新疆等个别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全国各省书院林立，数不胜数，光绪《乐亭县志》中甚至有“书院之建，几遍环宇”的慨叹。就不同地域而言，书院的创建数量在历代呈不断递增之势，到清代达到顶峰。书院的地域分布也日益广泛，清代大多数省份的书院已普及到县，许多偏远地区也有了书院，出现了所谓“穷乡僻壤，隔远都郡，亦就其地为书院”①的情形。如湖南地区，在清中期以后，书院得到空前发展，总数达286所，全省各县均已建有书院，其中浏阳、衡山、攸县、茶陵、新田、溆浦、酃县(今炎陵)、兴宁(今资兴)、宜章等县均有书院10所以上。而这些县大部分属相对偏远之地。②又据李才栋的研究，清代江西书院总数达399所，已经遍及全省各县。其中南昌一地清代新建书院就达19所，而地处湘赣边界较为偏僻的义宁州(今修水、铜鼓)，在清代新建书院也达18所。③由此可见，到清代书院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
　　各地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对儒家文化在不同地区的扩展、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方面，在一些偏僻荒蛮的边远地区，文化基本上处于主流文化的影响辐射范围之外，书院的建立就相当于文明的推进，美国学者琳达·沃尔顿(Linda Walton)在论及宋代书院时谈到，“坐落在‘不文明’的内陆地区如赣州的书院，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④书院在这些地区的建立，就意味着“文”与“野”的分界线的改变。如湖湘地区重山叠岭、江河峻激、舟车不便，所谓“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⑤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对各种信息的交流传播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到宋元时期，湖南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处在一种荒蛮而与儒家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如湖南靖州会同的广德书院在元代创建时，当时文化发展仍几乎是一片空白。“靖州居楚之极壤，洞庭渚其左，巴蜀据其右，*獠与邻，猨鸟与游，而兵革之所狃藉也。”“土地偏陋，去上国遐远，士不典于学。”书院的建立才使得当地有了“弦歌之音”。⑥又如江西瑞州上高县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贪，远于都邑，则其俗陋，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蒙山银场提举建立正德书院以教山民子弟，授经书义理。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又重加修整增建，“延请师儒，招集徒众诵习其间”，⑦蒙山为此士习丕变，民德归厚。又如湖北郧县地处“楚西奥区，山高水险，俗尚朴醇”，到明代于莹中创建郧山书院才“渐知向化慕学”。⑧又如四川珙县，“僻处偏隅万山之中”“夷汉错处”，直到乾隆二十八年才有知县曾受创建南广书院，改变了“人自为学，家自为师”的状况。元代湖南慈利州天门书院创建之初，也是“傍邻獠峒”，而书院建立后，儒家文化得以迅速向当地渗透扩张，便当地成为儒家文化的覆盖区域，“士民怀道鼓箧而至，敬业乐群”“??颙颙，有如邹鲁”。⑨元代僻处湘西南崇山峻岭之中的武冈郡，天远地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杂处，风俗民习基本游离于儒家文化圈之外，而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儒林书院建成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昔为要荒鳞辏之地，今为申夭燕居之堂，，子袊子佩，游息藏修，冠带如云，弦歌盈耳。化其民为君子士夫，易其欲为礼义廉耻。”⑩可以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使儒家文化空间的分布不断拓展，通过书院，儒家文化得以渗透传播到一些与原有文化相对隔绝的偏远僻陋之地，儒家文化在地域文化地图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如果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实现了儒家文化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拓展，书院的各种面向当地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则进一步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垂直传播。书院会讲活动，肇端于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此后，会讲活动不断发展，在明代中后期兴盛一时并逐渐制度化。会讲活动是书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特色，也是书院实现其社会教化功能、实施文化垂直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文化发展、传播过程中，书院的讲学、会讲活动无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时，三湘士人学子纷纷前往，岳麓书院人头攒动，出现了“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的盛况。这无疑是有助于湖湘理学的推广传播。又如明代中期，受时代风气影响，书院各种形式的会讲、讲学活动时有进行。嘉靖年间，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等在江西、安徽建复古书院组织惜阴会，在当时影响很大，“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钱德洪就此评论说：“盖吾师以人人同得之心启之于前，诸先达以人人同得之心发之于后，诸父老子弟以人人同得之心率之于躬。”(11)可以看出，讲学使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在当地深入人心，为江右王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然，这类讲学活动，对文化的发展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如此，书院的普及及其文化传播活动，也使地域文化在当时全国文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如宋初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李允则重修岳麓书院之后，学者王禹偁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12)正是书院的发展，使湖湘地区从荆蛮之地发展到邹鲁之区，文化地位相对提高。
　　二、书院的发展与区域文化中儒佛道势力的消长
　　书院的建立及其讲学与文化传播活动还可以营造出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气氛的人文环境，改变该区域内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其他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地域文化地图也随之改变。
　　一些书院的建造反映了儒家与道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变化。江西奉新的华林山，早在晋代就是李八百与陶丘公修道炼丹之地，后来成为道教设坛的一个山头。(13)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谈到，“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14)。但到北宋初，胡仲尧于此创办胡氏书堂“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15)。书院成为当时儒家知识传播的中心。这一点从当时人们的诗句中可以看到，右谏议大夫姚秘诗云：“南纪仙乡景最佳，林泉幽致有儒家。”光禄寺丞直集贤院杨亿诗云：“生徒似东鲁，书籍胜西斋。俎豆儒风盛，埙篪乐韵谐。”太常博士直昭文馆陈亢诗云：“义表衡茅外，儒官杳蔼间。家风类洙泅，世德有曾颜。……华林载图籍，从此是名山。”(16)华林山从道教仙乡、仙山变成了传播儒学的“名山”。显然，华林书院的创办，使当地文化格局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家文化在当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实际上，不少书院就是直接取代道观而建的，如据同治《衡阳县志》记载，衡阳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至唐元和间，士人李宽“改道观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安徽徽州黔县碧山原有道观，嘉靖四十年(公元1563年)知县谢适杰于碧山之阳建碧阳书院，“易观为院，锄道家之径，开正学之域”。(17)湖北蒲圻县金叠山原为唐县学故地，后来，“有老氏者流，募材建张忠烈祠于其上，借以家焉，而族日侈大”。明正德年间，当地官员“期崇正学”“遂迁其祠于南郊”，而在叠山上建凤山书院。(18)广州菊坡精舍也是在原来道观基础之上改建的。陈澧《菊坡精舍记》载，“初，粤秀山有道士祀神之庙，曰应元宫，其两偏有台榭树木，曰吟风阁，后改曰长春仙馆，遭夷乱废圮。蒋香泉中丞与方伯议改为书院，方伯茸而新之，题曰菊坡精舍。”(19)
　　也有不少书院的修建所反映的是一个地区儒佛之间势力与影响的消长。如江西庐山，本为名闻天下的佛教圣地，早在东晋时，就有著名僧人慧远等在此建寺。到唐末，李渤隐居庐山读书，南唐升元中，庐山国学建立，宋初，庐山国学改称白鹿洞书院。这几个事件改变了庐山的文化格局，使庐山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其中白鹿洞书院在北宋初“尝聚生徒数百人”，(20)兴盛一时，是所谓的“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后书院在经历战乱兵燹之后废弃。到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时为南康知军的朱熹准备修复书院。朱熹此举目的相当明确，即以书院为基地振兴、阐扬儒学以对抗佛道之学，改变当地文化地理格局。在向朝廷陈述修复书院的理由时，朱熹反复以庐山佛老之学的兴盛来比对儒学之衰颓，阐明兴复书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21)“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义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及反寂寥希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而已。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22)显然，朱熹的不满与焦虑，都与庐山佛老的兴盛有关。最终，朱熹在经过种种艰苦努力之后，成功地完成了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工作，并着手聚书、购置院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设立课程，后来还以知军兼任洞主，亲临讲学，训导诸生。其友人刘清之、门人林择之、黄榦等也一同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二月，心学派大师陆九渊也率众弟子由金溪到白鹿洞访问并讲学书院。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白鹿洞书院一片兴盛景象。此前庐山“寺观钟鼓相闻”而书院“寂寥希阔”的情形得以改观。朱熹以儒家文化抗衡佛道之学的目的终于达到。
　　在书院发展史上，许多书院与佛教的寺院之间呈明显的互为进退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着当地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许多书院的建立，都有倡扬儒学而排斥佛道的目的。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江西泰和县宰赵汝谟建龙洲书院，学者周必大为之作《记》，谈到当时儒家与佛老之学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情况时说：“太和，子男邦也。略考图籍。浮屠之居百区，老子之宫亦十五区，而额存屋废者不预焉。……今也昔之庠序皆转而为寺观。”(23)由于儒者教化不行，在泰和的文化版图上，儒家文化已随佛老之学的扩张而失去自身地盘。基于此，建立龙洲书院以改变泰和文化版图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又如祭祀理学家尹*的和靖书院，旧在苏州虎丘，“元初为寺僧所据”。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太守胡缵宗以龙兴寺废基改复书院。(24)这一举措，所透露的是当时儒家士大夫以书院捍卫儒家文化版图的意识。这种废寺而建书院的情形，在书院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如四川郫县子云书院原建于明成化年间，后为水月寺所据，到清代，邑人李长馥等“议废寺仍为书院”，(25)以扶植名教，振起人文。明嘉靖年间，四川眉州为纪念魏了翁建鹤山书院，也是“撤城西南隅尼寺为之”。(26)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四川嘉定巡按熊爵倡建九峰书院也同样是出于崇儒黜佛的目的。彭汝实《九峰书院记》称：“韦皋镇蜀之日，有黔僧因山凿象，绀殿十层，其徒日众，槃礴至今。……学宫负高幖山阳，为黄冠据久矣。先是郏子刻我皇上《敬一箴》于其上。至是，熊子复创书院于此，两山皆归学宫，崇正黜邪之意不谋以合，其道可称也。”(27)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四川潼川府太守费元龙将城东草堂寺“割其半为文峰书院”(28)，后因杜甫曾侨居于此，又更名草堂书院。
　　废寺庙而建书院，除了利用原有地基、屋宇等物质方面的考虑外，通过儒家与佛老之间力量的消长以改善当地文化格局的目的也是相当明确的。实际上，在同一地域内，儒家与佛道之学往往彼此难以相容而明争暗斗，争夺地方文化的主导权。田产、院产等方面的争夺只是文化竞争的一种表现。在书院与寺庙的争夺中，不仅有上述的废寺观而建书院的情形，也不乏书院房舍学田为寺观所侵夺者。如元代学者黄溍《明正书院田记》称，始建于宋代的明正书院在元代以后，“田之夺于浮屠老氏者什七八”(29)。这种情势，可以为我们对儒者废寺观而建书院的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30)
　　三、从书院看儒家与民间宗教对地方文化主导权的争夺
　　除佛道二教之外，各地民间流传的一些祀神乃至异端邪说也常常产生很大影响，在地方文化格局中占据一定地位，甚至在短时期内还有可能成为特定地域内的主导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书院的建立，就成为儒家争夺对当地文化的主导权、确立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手段。这类情形，在书院发展史上屡见不鲜。
　　如明正德年间，四川邛州“有威显庙者亦曰土主，邛人以五月一日为神诞辰，而相率文身礼庙，至有试皮肤于刀剑、费田宅于牲牢、杂男女于玩戏者，耗财蠹俗，习为故事”。到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九月，巡按御史卢雍与邛州知州吴祥“委去神像，改前殿为了翁祠”，建鹤山书院，“使邛人讲肆其中”。当时学者杨廷仪作《鹤山书院碑记》称：“淫祠者，二家之羽翼也。无淫祠则二家之羽翼息矣。……书院之设，经正之先务，诸君子可谓有功于圣门也。”(31)所谓有功于圣门，即维护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又如清雍正年间，广东潮阳“有林妙贵、胡阿秋之孽，以后天教流毒远近，历历多年，所招诱四方无赖，为徒数百人。驾言能事符治病，为人求嗣，又能使寡妇夜见其夫，以故城村风动，澄、揭、惠、丰之人无不笃信其术，重研而至”。在平息这一组织后，知县蓝鼎元“谓教化不兴，使吾民泯泯棼棼之以至于此，实官斯土者之咎。今群邪灭息，醉梦初醒，此风俗还淳、人心返正、君子道长之一大机，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于是创棉阳书院，“以为阖邑人士读书讲学之所。”“自书院既建之后，邪说息，诐行消，人心正，风移俗易，礼乐可兴。”(32)又如广西奉议(今田阳)，“一边隅小州耳，唐为西原蛮”“元明而后，屡遭兵燹，家室流离”。清光绪年间，“州之冻暮洲玉皇阁*聚男妇百数十人，湔染邪教，日习经咒，蹈白莲之故智，甚有女子终身斋素，誓不适人者”。主流的儒家文化面临着“邪教”的挑战。到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知州李霑春改冻暮洲玉皇阁为崇正书院。这一举措，捍卫儒家文化、防止邪教蔓延的意图十分明显：“今日异端之学支离怪诞，邪行诐辞，浸淫边鄙，若不力为挽回，将世衰俗弊，人心浇漓，日陷溺于狂澜而靡所底止，俾斯民仍不得安于畎亩衣食，以同被圣人之化。”(33)在李霑春看来，儒家正学与邪教此消彼长，互为进退，只有崇正学而息邪说，才能挽回危局，消除影响。显然，正是祟正书院的设立，使当地邪说猖獗的状况得以改变，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学者建立书院从而与佛道及民间宗教争夺对地方文化主导权的过程中，儒家虽然总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确立于自身的主导地位，但许多佛、道及民间宗教的东西也往往会渗透到书院文化之中。这一点，从书院对文昌帝君与魁星、关帝、后土神的祭祀活动可以略见一斑。(34)
　　自宋代后期，就有一些书院建魁星楼、文昌阁等，祭祀号称能主宰文章兴衰的文昌帝君和“掌人间禄秩，司科甲权衡”的魁星。到书院发展后期，对文昌帝君与魁星的祭祀已成为各地不同类型书院中比较普遍的情况。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广东应元书院，都建有魁星楼、文昌阁。清代学者戴钧衡曾批判当时书院的这类现象说：“世欲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阁居像，岁时敬礼，以谓主文章科名之事。昔之通儒已辨其谬，昭昭然不可诬矣。”(35)可见当时书院祀文昌帝君、魁星的现象由来已久，且相当普遍。
　　关帝、后土神等也是一些书院的祭祀对象。如福建诗山书院在清光绪年间祠关帝与后土神。(36)白鹿洞书院在明代新辟石洞之时，祀后土神。(37)在康熙初年，则建关帝祠、庐岳祠分别祭祀关帝、庐岳神。(38)岳麓书院在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一度改六君子堂为岳神庙。(39)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曾祀后土神。(40)清代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也曾经建福德祠以供祀土地神。(41)
　　上述情形，反映了同一地域中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融合与渗透，使得地域文化格局不完全是简单的此进彼退，互为消长，而是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状态。
　　【注释】
　　①刘宅俊：《桐乡书院记》，佚名《桐乡书院志》卷六，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第762页。
　　②张楚廷，张传遂主编：《湖南教育史》上册，岳麓书社,2002，第107-113页。
　　③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各相关章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④琳达，沃尔顿(Linda Walton)：《南宋书院的地理分布》，《湖南大学学报》1993(1)。
　　⑤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页。
　　⑥揭傒斯：《靖州广德书院记》《文安集》卷十一，《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245页。
　　⑦吴澄：《瑞州路正德书院记》，《吴文正集》卷三十七，《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393页。
　　⑧艾浚美：《郧山书院记》，湖北《郧县志》卷十，清同治五年刊本。
　　⑨余阙：《慈利州天门书院碑》《青阳集》卷四，《四库金书》，第1214册，第400页。
　　⑩赵长翁：《儒林书院记》，《湖广通志》卷一百零七。
　　(11)钱德洪：《惜阴会语》。
　　(12)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十七，《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164页。
　　(13)徐冰云：《奉新古代书院》，奉新县志编委会等1985年6月编印，第73页。
　　(14)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骑省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215页。
　　(15)徐铉：《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骑省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215页。
　　(16)《华林书院题咏》，徐冰云《奉新古代书院》，第5-27页。
　　(17)汪尚宁：《碧阳书院记》，安徽《徽州府志》卷七，清道光七年刊本。
　　(18)王俨：《凤山书院记》，湖北《蒲圻县志》卷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
　　(19)陈澧：《菊坡精舍记》，《东塾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第267页。
　　(20)洪迈：《容斋三笔·州郡书院》，《容斋随笔》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47页。
　　(21)朱熹《白鹿洞牒》，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31页。
　　(22)朱熹《乞赐白鹿洞敕额》，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33页。
　　(23)周必大：《太和县龙洲书院记》，《文忠集》卷五十九，《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627页。
　　(24)江苏《苏州府志》卷二十六，《和靖书院》，清光绪九年刊本。
　　(25)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6)王元正：《鹤山书院记》，《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7)彭汝实：《九峰书院记》，《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8)吴省钦：《潼川草堂书院碑记》，《白华前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632页。
　　(29)黄溍：《明正书院田记》，《文献集》卷七上，《四库全书》，第1209册，第406页。
　　(30)丁钢，刘琪在《书院与中国文化》中利用历代各地地方志、书院志、书院记等资料进行统计，对各代书院与寺观互为进退的情形作了一览表，涉及书院239所，或改寺观为书院，或废书院为寺观，不少书院与寺观之间还几经反复。参见该书《附录二·书院与寺观关系一览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207-226页。
　　(31)杨廷仪：《鹤山书院碑记》，清嘉庆《邛州志》卷四十三，《艺文志》。
　　(32)《鹿洲初集》卷十，清光绪重刻《鹿洲全集》本。
　　(33)李霑春：《创建崇正书院碑记》，广西《镇安府志》卷十五，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34)丁钢，刘琪指出，书院祭祀文昌帝君、魁星、关帝等，是儒、道文化的交融在书院中的表现。参见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41-42页。
　　(35)戴钧衡《书院杂议四首·祀乡贤》，佚名《桐乡书院志》卷六，《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766页。
　　(36)戴凤仪：《诗山书院志》卷六，《祀典》，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118页。
　　(37)王溱《新辟石洞告后土文》，李应升《白鹿书院志》卷十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19页。
　　(38)《知府廖文英申详减租文》，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十，《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142页。
　　(39)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第414页。
　　(40)董桂敷：《祀后土文》，《紫阳书院志略》卷八，《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第627页。
　　(41)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三，《祀典》，《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第368页。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