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老作为道家的分支，在战国中后期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学术影响也十分深远，诚如蒙文通所言：“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①黄老之学在战国时期流行于南、北，而齐国的稷下学宫正是黄老学发展的一个中心，本文拟就稷下黄老的由来、特点及其内容作简要论述，以期对稷下学的认识有所深化。
　　一、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指战国中期齐国的统治者为学者们设置的一个学宫，因其位置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之外，故得名。《太平寰宇记》引刘向《别录》云：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那么，稷下学宫是否就是创立于齐宣王时呢?当然不是，据徐幹《中论·亡国》：
　　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这里的齐桓公指的是齐威王的父亲陈侯午。田氏代齐以后，依然保留了齐国招贤纳士的优良传统，为了吸引各国的士人来齐，齐桓公创建了稷下学宫，这里成了当时士人活动的学术中心。可见，稷下学宫的创立时间，应该是战国中期齐桓公田午之时。
　　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臻于极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齐宣王时，稷下学士的人数达到百千人，“赐列第为上大夫”者就有七十六人，可称得上盛况空前。至于文中的“复盛”，一般认为是稷下学宫在宣王前有过衰落，到宣王时又重新兴盛起来，但白奚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齐宣王之前，稷下学宫的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不存在一个衰落时期，也不存在齐宣王振兴稷下学宫的问题，所谓“复盛”，应当理解为更加兴盛，理解为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的兴盛飞跃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②。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稷下学士不仅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皆赐列第为上大夫”，生活待遇也极优厚，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有了生活待遇与政治地位的双重保障，天下贤士一时至者云集。
　　至齐闵王时，稷下学宫走向衰落，到襄王时尚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战国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在齐襄王时到稷下“三为祭酒”，稷下学似有中兴的迹象，然而毕竟由于齐闵王后期的社会动乱，齐国元气大伤，稷下学士离散，后来，荀卿也受谗离开了学宫，去了楚国，从此，稷下学宫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齐桓公始立学宫，经历了一百余年，其经历时间之久，学术影响之盛，在思想学术史上是少见的。
　　稷下学宫的性质与功能，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不治而议论”的政治功能。
　　人数众多的稷下学士，当然有直接担任官职者，如“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③，但大部分学士却是“不治而议论”，他们受大夫之禄，却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事。至于前面提到的稷下先生“赐列第，为上大夫”“皆命曰列大夫”，则主要是一个称号或头衔，指稷下先生在爵位上与大夫并列，这是一种政治待遇，并不同于有具体官职的大夫④。《盐铁论·论儒》说：
　　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这里提到的“齐宣王褒尊儒学”并不可靠，因为是按汉代儒家的观点在看问题，故有这样的说法。⑤但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论国事”则是正确的。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齐国统治者招贤纳士目的之所在。如淳于髡与齐宣王议政：
　　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骅骝、骐骥，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无以应。⑥
　　又如田骈与齐王议政：
　　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⑦
　　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由此说明在稷下学宫，议论政事风气之浓厚。
　　稷下学士除了直接议论政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议论，即“作书刺世”。刘向《荀子序》云：
　　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以刺世。⑧
　　邹衍、田骈这些著名的稷下学士，都“作书以刺世”，也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提到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其二，“百家争鸣”的学术功能。
　　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土，期会于稷下也。”所谓“期会”，即按约定的时间进行集会，“期会”做什么呢?主要是论学。由于齐国招贤礼士的政策与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稷下学宫不仅成了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思想学术中心，而且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
　　谈到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的影响，郭沫若曾有一段论述：
　　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⑨
　　确实，稷下学宫与一般学校不同，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有学术领袖，即“祭酒”，有定期的学术活动，即“期会”。稷下学士论学是十分自由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
　　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曰：“谨闻命矣。”巴谓徐劫曰：“先生乃飞兔也，岂直千里驹!”巴终身不谈。
　　来期会的稷下先生既有齐国的本土学士，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其他各个国家的学者，他们所代表的学派也就各不相同，但讨论是自由的。齐辩士田巴发表“毁五帝，罪三王”的言论，亦在允许之列，可见当时思想之开放。稷下先生们相互辩论，既有学术问题，亦有现实政治问题。当然，上引材料讲到的田巴作为稷下学士，并不能解决国家危难，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稷下学宫为当时的各派思想家提供了学术争鸣的极好舞台，从而促进了先秦思想学术的发展。
　　二、稷下黄老
　　稷下学派又称为稷下黄老，此即已表明，尽管稷下先生们的思想观点各不相同，或代表不同的学派，但稷下学的主体思想，应该是黄老道家思想。
　　(一)“黄老”的由来
　　黄老即黄帝与老子之合称，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在先秦，黄帝与老子是各自单独称呼的，黄帝是黄帝，老子是老子，但到汉代，黄老合称却是十分普遍，《史记》中就有不少的记载，如：
　　盖公，善治黄老言。⑩
　　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11)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2)
　　或称“黄老言”，或称“黄老之言”，或称“黄老之术”，其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黄老思想在汉初十分流行，并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这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史记》的记载也正反映了这一点。所以有学者指出：“黄老这个名词，或黄、老并称与合称，则是汉初人对这种学术文化现象的合理概括。”(13)这是正确的。
　　当然，黄老作为道家的一个派别，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其肇始的时间，应该在战国。熊铁基指出：“有了《庄子》对《老子》的继承和发挥才可以说有了可以与儒、墨鼎足而立的道家。但是春秋末年以后，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继承发挥《老子》思想的人不少，其中有人公开抬出黄帝，模仿《老子》作成《黄帝君臣》书逐渐形成一种黄老之学，这早于庄子。”(14)稷下学正是战国黄老之学的代表。那么，为什么要把带有传说性质的黄帝抬出来，并放到老子之前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诸子百家争鸣时，各学派为了提高自己学派的声望，兴起了一股托古之风，以增加其说服力，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这种托古之风，不仅西汉存在，战国时期即已流行，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称引大禹，稷下之道家学者，便打出了黄帝的旗号，以与儒、墨及其他学派抗衡。另一个原因则是，田齐统治者把黄帝视为自己的祖先，如齐威王称王前曾铸《陈侯因资敦》，上有铭文：“其唯因资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15)既然黄帝被视为田齐之祖，在齐国自然受到特别的推崇，稷下学者把自己的学说冠以“黄帝”之名，则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因为黄帝的加盟，使得老子思想获得了新的发挥机会，黄老自然成了道家中的重要一派，并在战国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白奚所言：“可以说，只有黄老之学才是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稷下学宫的情况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稷下，无论从人数、著作还是从影响上来看，黄老之学都占有主流地位，代表了先秦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势。”(16)
　　(二)稷下学派的黄老思想
　　考察稷下先生的黄老思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一段记载十分重要：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四人是稷下黄老学派中的重要代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附列稷下学士十七名，其中的道家人物，除上述四人外，还有宋钘、尹文、彭蒙、季真等，这些稷下学者的学术特色是什么呢?司马迁有一句非常精炼的话：“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这句话值得仔细理解。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表明了稷下先生的学派的主要归属，即是道家。“皆学”，说明学习者众多，也即说，稷下学士中各家各派都有，但以黄老道家占大多数。而学习者众多，又透露出黄老之学在当时影响之大。“黄老道德之术”，即“黄老之术”，或简称为“黄老”。慎到、环渊、田骈诸人均有论述，他们论述的内容及主旨是什么呢?即主要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们的思想是对老子的继承，但又有所不同，其中产生了新的思想元素，这就是黄老之学。
　　关于黄老道家的特点，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有一概括：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司马谈所论道家，主要指的就是黄老，其特点概言之有三：其一，以道为宗。既然是道家，当然要以道为中心，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其二，学术上的综合性。黄老学术的最大特点便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是一种学术上兼容综合。其三，将老子的道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政治实践。黄老之政术，讲究顺应时变，积极有为，所谓“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其功效是明显的。司马谈所论汉初黄老的特点，对于稷下黄老来说同样是适用的。
　　下面略为分析一下稷下学士中的几位代表，以此进一步说明黄老的学术特点。
　　慎到，赵国人，与孟子同时，司马迁明确地将他归之为黄老道家。《庄子·天下》篇则将慎到、田骈、彭蒙归为一派，云：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反映了慎到一派因任自然、随物变化的特点。因物自然，也是“公而不党，易而无私”的前提，这基本上都可认为是道家的思想。《天下》篇又提及慎到个人的思想特点：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从此段来看，慎到思想里的道家的思想十分明显，“弃知去己”“纵脱无行”，绝圣非贤，尚后不尚先等等，都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这里还提到了慎到“推而后行，曳而后往”“与物宛转”的思想，这恰恰与司马谈言黄老之特点“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相一致。
　　当然，从现存的《慎子》来看，慎到也有法家的思想，如《慎子》之“逸文”云：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显然，慎到重法，但他更理解“以道变法”，即“在发明黄老道德之术的过程中，同时创造了关于法的一些理论和思想，后再进一步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法家理论”(17)。这同样体现出了黄老道家的特点。
　　另一位重要的稷下学士宋钘，宋国人，又称宋荣、宋荣子，与孟子同时，而孟子称宋钘为先生，则宋钘稍长于孟子。宋钘与尹文同游于稷下，班固《汉书·艺文志》录《宋子》十八篇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可见班固即以宋钘为黄老道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宋钘考》，选辑《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所记宋钘言论，并与《老子》书中的有关内容一一比较，以证明宋钘确是出于道家，例如：
　　荀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又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此《老子》谓：“少施寡欲，绝学无忧。”而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者也。
　　《韩非子·显学篇》：“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宋荣之恕与宽，即其所言心之容也。此《老子》所谓“知常容，容乃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18)
　　这些材料都是有说服力的。
　　《庄子·天下》将宋钘、尹文归于一派，并云：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反映出宋钘、尹文思想的道家倾向，即不受世俗约束，去掉物累，任物自然。钱穆认为此段文字与《老子》所谓“我有三宝，以慈为先”“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之意相当。(19)
　　当然，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宋钘还具有墨家的思想，这也是事实，如《庄子·天下》所言的“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即与墨子“非攻”的主张一致；又言“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陆德明注云：“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这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应是对墨子平等思想的继承等等，故有学者称宋钘是“外墨内道”(20)。我们认为，宋钘尽管有墨家思想的倾向，但并不妨碍其成为黄老道家的代表，因为这恰恰是黄老“采儒墨之善”这一学术特点的反映。
　　总而言之，正是有了稷下学者学术上的创造性发挥，稷下学才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而黄老能够成为稷下学的主体，既与老学的发展有关，而黄帝与老子的联合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87，第267页。
　　②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第48-49页。
　　③《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④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第55-56页。
　　⑤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
　　⑥《说苑·尊贤》。
　　⑦《吕氏春秋·执一》。
　　⑧此文又见《风俗通·穷通》。
　　⑨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第158页。
　　⑩《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11)《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12)《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13)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4页。
　　(1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79页。
　　(1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16)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第92页。
　　(17)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第120页。
　　(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09-410页。
　　(1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10页。
　　(20)黄钊主编：《道家思想史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96页。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