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肇始于黄帝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其基本精神则贯注并体现在五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思想家的著述与事功之中，因此，对中国著名的思想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对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具有重要的意义。由已故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正是一项对中国历史上重要思想家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其思想底蕴，进而展示中国古代思想精华的巨大的学术文化工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匡亚明教授根据毛泽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精神，发起组织编撰了大型学术丛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整套《丛书》200部，6000余万字。这套由海内外数百名学者历经20年坚持不懈、潜心撰著的大型丛书已于2006年9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
　　匡亚明主编认为：“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为此，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通过与包括赵朴初、冯友兰、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程千帆、杜维明等数十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在内的《丛书》学术顾问共同研讨，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共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选取了2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不同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作为本套丛书的传主，从整体组合上奠定了全方位、多层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新格局，200部“评传”系统地再现了活动于不同领域的不同人物的学术精神和思想特质。
　　关于这套丛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匡亚明教授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总序》中提出了三点：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匡亚明教授认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工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第二是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第三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整套丛书注意处理好共性、个性既统一又区别的关系，即既有这三点原则的共识，又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事实上，本套丛书在匡亚明先生提出的总体三原则的基础上，由各位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特色最终形成了各个不同的风貌。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正是通过对200多位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从而由具体到一般的勾勒出特定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长期以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得到了胡锦涛、江泽民、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领导、部门的多方关怀和支持。1996年夏，当获知《丛书》取得首批阶段性成果后，江泽民总书记欣然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丛书》给以热情肯定和鼓励。同年1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同志在视察江苏期间特意前往寓所看望匡亚明，对《丛书》的编撰出版表示关心，亲切勉励《丛书》向精品工程努力，并早日竣工。早在《丛书》起步阶段，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曾于1989年联合发文，要求有关单位协助做好编著《丛书》的工作。在20多年前，经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作为组织撰著这套《丛书》的研究与组织机构。同时，这套丛书也得到了江苏省省委的高度重视，江苏省省委的历任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由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家正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王霞林两位同志任组长，负责指导并协调处理《丛书》编撰出版中的重大问题，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重要保证。
　　作为一项浩大的跨世纪学术研究工程，这套《丛书》也凝聚了各界有识之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并发扬光大的共同心愿，是当代炎黄子孙中一批学有所长的各学科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丛书》得到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者的广泛支持，《丛书》能够顺利地编撰完成，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为了组成强有力的研究、编撰队伍，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海内外学术界广结善缘，陆续约请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老中青专家担任《丛书》的作者，加上副主编、审稿专家、责任编辑和“中心”自身的科研人员，实际上形成了一支300多人的《丛书》学术群体。“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所聘请的作者都是对传主已有多年研究积累，其中多为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共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被入选的每一位传主，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广阔的视野上加以实事求是地考察，将自己多年研究所获得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心得融入各自撰写的“评传”之中，为保证整套评传《丛书》的学术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丛书》编撰出版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贯彻“以研究促丛书”的方针，把编撰《丛书》与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进行探索。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先后召开过5次有一定规模的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坚持把编撰《丛书》中提出的课题作为研究重点，又以研究的成果来提升编撰《丛书》的质量，这就使《丛书》的学术水准从根本上得到了应有保证，进而又带动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丛书》的编撰出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张岱年教授生前曾高度评价匡亚明编撰《丛书》对弘扬、总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意义，并盛赞已出版的一些《评传》在“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著名思想史专家张岂之教授也指出：《丛书》通过对思想家们的生平活动作系统的评述，使其思想获得具体的认识和解剖，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及价值，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瞿林东教授说：“今天，我们面对着200部的评传《丛书》，感受到它以洋洋洒洒的6000万言。写出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历程和精神风貌，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它呢?我想这两句话或许是恰当的：它是一次思想家的‘盛会’，是世纪之交学术上的一座丰碑。”《丛书》的整体出版，同样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在2006年9月南京举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整体出版新闻发布暨座谈会”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发表了长篇讲话，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她说，《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项具有重大原创性、基础性的工程，对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开展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教育，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陈至立在讲话中肯定了有关各方在编撰出版《丛书》上所做的努力，并代表国务院对《丛书》工程的全面告竣表示热烈祝贺，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组织领导者、专家学者、编辑出版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她称赞说：南京大学“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动员广大专家和学者潜心研究，甘坐冷板凳，与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浮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南京大学优良的学术风气，值得全国高校学习。”陈至立还特别提到“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编撰《丛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开展大型学术文化工程的一些成功经验——学术上的原创性，研究中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工作上的团结协作、坚持不懈，以及组织上给予强有力的保证等，认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动员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而且自始至终坚持质量第一、精品至上的原则，一直没有中断，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割舍不掉的情感，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奉献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值得指出的是，《丛书》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据出版《丛书》的南京大学出版社统计，较早问世的100余种《评传》中，基本都得以重印，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佳的成绩。《丛书》的出版在国际上也受到应有的关注，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面收藏了这套研究中国2000年思想发展演进的大型原创性学术巨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出版单位则已准备引进《丛书》的版权。目前，南京大学出版社除已成功向韩国转让了《诸葛亮评传》《黄宗羲评传》等单本图书的版权外，还与日本北陆大学达成了有关合作翻译出版日文版《丛书》的协议，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实施。
　　《丛书》已经全部出版，具体负责组织这套《丛书》并进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仍将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为职志，愿与海内外同道一起，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出新的贡献。并期盼以前关心、支持尤其是参与《丛书》事业的学界同仁以及新的朋友与我们一道共同努力，开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新境界。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