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胡景铎面临考验

李凤权

　　自从胡景铎举办军干训练班并在训练班发表了几次公然反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讲话以后，麇集在波罗的特务分子钟慎予、秦仲堂、骆德让等人，就不断地向榆林特务机关密告胡景铎“言行越轨”、“行迹可疑”。但由于这些报告并没有具体内容和可靠证据，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特务机关还不敢对胡景铎这个杂牌军的高级将领轻举妄动，只是指令特务们“严密监视”。那些顽固军官也向榆林作出反映，说胡景铎“作风独断”、“言论有失检点”、“偏袒旧部”等等。胡景通立即电令薛宏道、高乐天、景文祺、秦悦文等陆续到榆林述职听训，以便了解胡景铎等的真实情况。这些人除秦悦文以外，大都对胡景通忠心耿耿，对胡景铎有所不满，但碍于老五、老六的兄弟关系，在与胡景通谈话时并不敢妄加非议，何况他们对胡景铎的秘密活动几乎毫无所知。而秦悦文的谈话更是不同，胡景通问他部队情况如何?他回答说：“一切正常，在胡副指挥的领导下加紧训练，勿稍松懈。”胡又问他：“老六到高镇干什么去了?”秦答：“中秋节前，胡副指挥亲自到高镇劳军，命令我部加强操练。”胡景通听了这些汇报以后，稍释疑虑，指示他们回营以后抓紧练兵，对老六及其旧部要严加监视，以免生出事端。
　　一场风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过于不久，从榆林送来了一封密信，是写给胡景铎的。信中写道：“近来人言啧啧，据云波罗有赤色活动，张怡祖嫌疑甚大，希将该员镣解榆林，听候查处。”
　　张怡祖是胡景铎从十七军带来的旧部下，因其文化水平较高，能言善写，性格直爽；其父曾在胡景翼的部队做事，是胡家世交晚辈，加之他也是富平庄里镇人，与胡家素有交往，胡景铎用为秘书，经常在自己身边，从事文案和接待工作。他虽然对国民党的统治颇为不满，思想进步，但还没有加入共产党①，也没有直接参与起义的秘密策划。说什么张怡祖有“赤色活动”之嫌，纯属无稽之谈。胡景铎心里明白，这封密信显然是冲着他来的。
　　但这也并不是事出无因。波罗镇有一个小学校，原不过形同虚设，胡景铎来了以后，很重视当地儿童和部队子女的教育问题，于是便把一个名叫雷子扬的人派到该校任校长。雷子扬也是富平人，早与张怡祖认识，而且是张怡祖介绍他跟着胡景铎北上的。因此，张在工作之余常到学校与雷子扬闲谈。没有多久，张发现雷子扬与保安指挥部一个姓屠的参谋来往密切，而屠某正是国民党安排在这里的一个特务。雷子扬与屠某在一次秘密交谈的时候，突然间被张怡祖撞在当面。张并未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两人尴尬失色的形状来看，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又联系到雷子扬曾经向他打听过师源的情况，便断定此人既不可靠，更不可用。张怡祖将这些情况如实地报告给胡景铎，胡景铎当即决定，免去雷子扬校长之职，并将其发送原籍。雷子扬回到原籍后，果然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组织，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而在当时，驱逐雷子扬这件事情引起了波罗特务的强烈不满，他们反咬一口，向榆林总部密告张怡祖是“赤色分子”，同时也是对胡景铎施加压力。
　　胡景铎没有理睬总部的密信。他把情况告诉了张怡祖，要他提高警惕，对可疑的人要格外小心。
　　9月下旬，胡景通突然来电，召胡景铎到榆林总部议事。
　　议什么事?胡景铎心里七上八下，捉摸不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他立刻把参谋姚绍文找来共商对策。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回顾了两个月来的种种迹象，一致认为这次召见不同寻常，几乎可以肯定又有人在背后捣鬼。胡景铎去与不去包含着很大的风险：应召前去，有可能被以“通共之嫌”拘禁查处；拒之不去，有可能被当作违抗命令，图谋不轨，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兴师问罪。无论怎样的结果，都将对他们的起义带来极大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胡景铎认为去为上策。他估计榆林总部肯定对他有怀疑，但还不一定掌握到真凭实据，对一切怀疑他可以矢口否认。考虑到他与胡景通毕竟是亲兄弟，又有邓宝珊的特殊交情，再加上胡希仲和李振华在榆林的活动，榆林方面还不至于加害于他。如果不去，反而会授人以柄，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后果难以设想。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起义成功。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决心经受这个考验。
　　胡景铎主意已定。他吩咐姚绍文：“我走以后，你们继续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切听从边区的指示。我若被扣，一时不能回来，你们仍按计划行动，经五龙山，把部队拉进边区。能拉多少就拉多少，我的老婆和孩子也随部队进边区，一切行动由你指挥。石湾方面由我去亲自部署，同时采取行动。”姚绍文表示遵命，并请胡景铎自己保重，谨慎行事，争取早日安全返回部队。
　　第二天清晨，胡景铎带上他的贴身警卫肖景寿、黄福初等人策马南行，于当天晚上到了石湾镇。他们悄悄地进了机枪连连部。张亚雄、许秀歧、范止英，还有从边区派来的朱光等人，根据姚绍文的电话，已在那里等候。
　　胡景铎带来了出乎意外的消息，张亚雄等人听了以后都感到不安。他们一致认为胡景铎去榆林凶多吉少，要求他不要去。有人主张先下手为强，马上干起来，宣布起义，把部队拉进边区。只见胡景铎镇静自若地说：“我和绍文商量过了，这件事很可能有人搞鬼。如果不去正中了他们的诡计，会误大事，去了可以争取主动，可以就近观察情况，随机应变。他们万一把我扣起来，你们要坚决按原计划举行起义，如果坚持不住就把部队拉进边区，波罗将和你们同时行动。”他还说：“你们不要管我，大胆地干，你们干得越凶，我的安全越保险。”胡景铎的这种临危不惧，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
　　他们在石湾住了一夜，次日又调转马头，回到波罗。
　　胡景铎回到家里，把榆林来电和他决定应召的情况告诉了妻子张颖玲。他还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时局变化无常，部队随时可能调动和打仗，你要作好精神准备。”张颖玲从丈夫的言谈中已经直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对丈夫准备起义的秘密活动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但也略知一二。近来的一些神神秘秘、风风雨雨，不能不使她对胡景铎的安危提心吊胆，榆林忽然来电召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消息更加使她忧心忡忡。胡景铎见妻子疑虑重重，顺手接过她怀中不满周岁的儿子说：“你就放心吧，去榆林不会有什么事的，说不定几天就回来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要是一时回不来，这里有绍文招呼，你就听从他的安排，要紧的是把我们的孩子管好。”这后面的话显然加深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张颖玲毕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坚强的女性，她对丈夫的所作所为深信不疑，反倒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表示她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天早晨，胡景铎来到指挥部办公室，他要处理一个临行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派人到边区去，一方面向西北局通报这里的情况，希望西北局不因自己去榆林而使原定计划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负责双方军事行动的协调工作，使起义部队与接应部队密切配合。毫无疑问，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人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上绝对可靠；二是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三是具有能够作为胡景铎代表的资格。谁能当此重任呢?胡景铎想到姚绍文、张亚雄、许秀歧、李振英等人，他们都具备着这些条件，但都有重任在肩，难以离开。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把姚绍文叫来，征求他的意见；而姚绍文搬着指头数来数去，也挑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在这个时候，警卫员进来报告，说李振华来了。胡景铎把大腿猛地一拍，站起来说：“非此人莫属，赶快有请!”
　　早在7月间，即师源第二次来过波罗以后，胡景铎就和李振华谈过，要李作为起义部队的代表去延安。但是这个行动必须绝对秘密进行，还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手续作掩护。当时考虑到李刚调十一旅出任参谋主任，要向邓宝珊请假必须有一个充分合理的理由，于是便由胡景铎给西安的一位名叫武守智的朋友去信，要求他以李振华的母亲由平来陕身患重病为名给李发一电报，作为李振华请假的理由。李振华接到电报以后，又因邓宝珊去了绥远，直到前两天才返回榆林。李振华来波罗就是谈他将要请假南下的问题的。
　　胡景铎听了李振华的报告以后说：“你来得正好，我和绍文正为此事着急，请你回榆以后立即请假去边区，向习仲勋同志当面汇报这里的所有情况，并负责双方军事协调工作。请你务必向仲勋同志说明，不管我在榆林情况如何，不管我能不能在起义前回到波罗，起义一定要按计划进行，不要因我而受任何影响。”
　　他们把榆林和波罗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以后，李振华当即告辞，连夜返回榆林。为了不引起他人的猜疑，胡景铎在波罗多住了一天，然后带着肖景寿、黄福初几名随从人员，向榆林策马而去。
　　但是李振华并没有如期进入边区。因为邓宝珊虽然准他去西安探亲，但以榆林与边区已处于敌对状态为由，不许他直接南下，而要他随着一支运输队绕道同行。李振华只得经宁夏，过陇东，到西安，足足走了20多天，当他到达西安的时候，北线战役已经结束了，胡景铎起义也胜利完成了。直到11月20日，李振华才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到了延安。
　　胡景铎在马上边走边想，仔细地思考着他到榆林后将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他应该采取的对应之策。天黑前来到榆林城外，他命令随从人员下马，在南门外找了一家客栈，把所有马匹寄养在客栈，留二名随从照料，然后带着肖景寿、黄福初步行进城。他先到胡希仲住所，胡希仲因病住院，他们就在胡希仲住所暂且安顿下来。
　　次日上午，胡景铎先到卫生院看望胡希仲，从胡希仲那里摸了邓老总和他五哥的态度，以及敌特方面的大体情况，然后整装出门，前往芝圃巷去见其五兄胡景通。
　　胡景通表情严肃，他用严峻的目光扫了一眼，开口就问：“你在波罗都搞了些什么名堂?是不是想断送我这十几年在陕北的苦心经营?你带来那一杆子人到这里来，是不是别有所图？还听说你在波罗办什么军干班，是何用心?”
　　胡景铎站在那里，洗耳恭听，而神态却从容不迫。他以一个军人常有的口气答道：“报告五哥，我是国民党党员，是国军军官，你是我的兄长，我岂能别有所图。波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举办军干班你也知道，我只是想把部队带好。我看到部下情绪低落，士气消沉，军容不整，实在是于心不忍，才举办训练班的，目的是整饰军容，提高士气。”
　　胡景通颇为自信。他虽然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但不相信老六有能力制服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他所以把老六叫来不过是要他少惹麻烦，免得他人再生口舌，何况他所听到只是一些关于胡景铎带兵作风和处理内部关系方面的反映，并没有“别有所图”的真凭实据。现在又听了胡景铎一番回答之后，颇有“言之有理”的感觉，随即缓和了自己的态度。他说：“陕北的情况很复杂，你一定要处处小心，谨慎从事，否则是要掉脑袋的！”
　　胡景铎看到五哥的态度缓和了，趁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五哥，你放心，我决不会在榆林给你制造麻烦。”
　　胡景通转过身来，又把弟弟打量了一番，略有深情地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才让弟弟坐下来，说了几句家常话。将要分手的时候，胡景通又说：“最近从省里要了些军饷，给你那里拨一些，你在榆林住几天，把款子提到以后带回去。”
　　胡景铎走出胡公馆，如释重负，一身轻松。他又到桃林山庄拜会了邓宝珊，然后派人到银行提饷，准备返程。
　　一连数日，应酬甚多，而胡景铎一心想的只是赶快拿到军饷——这笔款子对他们发动起义是有用处的——立即返回波罗。可是银行的几次回答总是一个样：“饷款尚未备齐，稍等几天可提。”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现款不够呢，还是有人故意滞留？胡景铎心有疑虑。眼看着预定起义的日期就要到了，他怎能为了提饷而在这里空待时日。他气冲冲地跑到卫生院去见胡希仲，商议归期以及胡希仲在榆林的工作，同时派副官黄福初去香云寺保安指挥部驻榆办事处了解有没有波罗传来的消息。
　　保安办事处的郑捷告诉黄福初，刚才徐师长(徐之佳)的随从副官来这里找胡副指挥官，说是下午3时请胡副指挥到公馆吃饭。”
　　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刚从北平回来。他早就从波罗特务的报告中知道了一些关于胡景铎的流言，听说胡景铎来到榆林，他想当面谈淡，摸一摸底，必要时设法把胡羁留在榆，以察动静，消除隐患。
　　黄福初赶忙到卫生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胡景铎，胡又把郑捷叫来，问明了情况。只见胡景铎一脸怒气，他把桌子一拍，骂道：“放他妈的屁，黄副官，赶快出城备马，回波罗，不上狗日的当!”当即与胡希仲告别，出榆林南门，上马驰去。
　　徐之佳听说胡景铎出了城，立即派人追赶，一直追到榆溪河边，胡景铎等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胡景铎连夜赶路，于10月3日凌晨回到波罗。
　　冒险而去，安然返回，胡景铎的精神更加振奋起来。他觉得自己清楚地探明了敌情，榆林当局包括他五哥在内都还蒙在鼓里睡大觉，这使他的心里更踏实了。他吩咐姚绍文等人：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只等边区一声令下，马上举旗起义。
　　① 张怡祖在横山起义后调延安大学工作，改名章纯，1949年3月入党；全国解放后，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陕西省科委工作，现任省政府参事。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