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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和在沦陷区的斗争（一）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工作，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尽量争取他们抗日，而且也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对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以及当时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于右任、张治中、孙科、邵力子、贺耀祖等人，都经常往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建立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使他们了解了中共的主张，并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已，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完全赞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方局在时局恶化的条件下能够利用一切可能和机会，同各界知名人士来往，密切关系，广交朋友。如，对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大寿，对洪深50大寿，对冯玉祥60大寿，对沈钧儒70大寿都作为大事来抓。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抨击蒋介石的错误经济政策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度过60寿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相赠，表达了对坚持进步立场、勤奋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获释出狱。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的政策，尽量争取和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法西斯专制统治，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四大家族”，利用军事、政治特权，打着抗日的旗号，大发国难财。他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垄断了金融界。对工业实行“统购”，对不少商品实行“专卖”，民族工商业面临被扼杀、吞并或破产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排挤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断专制逐渐不满，而对中共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的主张表示赞赏。因此，他们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重要对象。南方局从成立起就把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周恩来经常亲自做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都交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心如，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1941年，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建立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亲自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愿意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愿意在政治上给他们以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阶段。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从事反蒋民主运动，直到1949年起义。1942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还多次同重庆的民族工商业人士开座谈会，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为了促进民族工商界的联合，增强力量，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阐明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工作职务的方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人士联合起来，共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至少不致被诱惑或被吞并。高兴亚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45年1月，由王若飞、潘汉年出面举行招待重庆产业家的聚餐会，吴蕴初、章乃器、马寅初、胡厥文等出席了会议，一致谴责国民党军队在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经过长期耐心的工作，中共在工商界中的影响逐步扩大，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层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酝酿，于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战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同中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后来曾对南方局的同志说：“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①。这充分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和周恩来在贯彻执行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海外和国际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南方局对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建立文化统一战线，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活动。不少话剧团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并把大批作家分送到延安和香港。于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进步文化的活跃中心，不仅出现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很多进步刊物，而且先后摄制了《小老虎》、《民族的怒潮》、《流亡之歌》等影片，反映了抗日斗争情况，受到群众的欢迎。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周恩来又指示有关人员，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抢救出来。他指出，这批人中有的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从而保护了茅盾、邹韬奋等许多优秀文学家。由于党的统战工作，使进步文艺得到发展，这对于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和鼓励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南方局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广大的学者、专家和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进步的抗日文化人士大军，使国民党处于孤立的地位，提高了广大人民积极抗日的自觉性。
　　1941年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当时为了便于工作，有意把一些进步的中上层人士留在党外，让他们在统一战线内安全地开展工作。1941年12月陈云在《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中提出：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通过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