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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二)


  重视用科学技术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
  中共中央和边区中央局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改变党的方针政策,抓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处于相对和平环境的有利时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运动,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
  当时,以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任务提出后,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很不一致。不少同志认为,就延安和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科学技术还不具备条件,应该缓一缓;也有同志认为,延安虽然已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但都散布在各个单位,担负着重要工作,被各单位视为宝贝,把他们专门集中起来办科技学校,搞科技研究,阻力会很大;还有少数同志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大军工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既没有采纳那些短视和本位的意见,更没有考虑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计划,英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革命,要建设新中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事业,除了大量吸收现有的知识分子外,无产阶级在抗战与建设同时进行中,还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我们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①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倡导和关怀下,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既符合实际、又颇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事业,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下属的许多专业学会,逐步形成了把科学技术教育、科学技术研究和边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系。
  一是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促进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由原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正式成立,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院址选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这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②1940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校址在延安东川的柳树店。医科大学分设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和特别班。其教学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化革命医务技术人才。
  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5年里,共举办了13期,除培养了数千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干部外,还经常协助边区政府和驻军解决一些地方上和部队上的卫生工作问题。例如协助边区政府办好医务学校,培养了许多为边区农民服务的医生;根据边区军民预防天花的需要,用过期的牛痘苗做菌种,试制了三四十万份牛痘疫苗,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各部队使用;1943年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医大师生曾多次到边区各部队调查并协助改进卫生工作,组织医疗队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克山病、柳拐病等流行病的防治问题;1944年为配合边区文教大会提出的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医大做了很多的卫生宣传工作,为提高边区军民的卫生知识作出了贡献。
  除了自然科学和中国医科大学外,边区还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摩托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科技学校。这些学校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学教育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1940年2月5日,由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同志发起和资助,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有320人,其中有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还有国际医学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协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研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影响。
  1941年8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自然科学院召开为期三天的第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朱德亲临大会并作了《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张闻天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徐特立作《科学教育》、陈明升作《敌后科学动态》、陈康白作《自然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中国历代科学发明》、李富春作《则政经济政策》、孙霁东作《边区工业概况》、傅连日章作《苏联工业概况》、华寿俊作《纤维工业技术》、乐天宇作《边区植物分布及特点》等学术报告,是边区举行的一次空前的自然科技学术讨论盛会。
  为了交流学术经验,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建设,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刊出26期,发表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急救常识》、《农业知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娃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达78200多册。这些对推动边区的学术研究,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边区军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时期,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学习和研究自然史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罗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边区,在当时全中国甚至国外都有很大反响。
  科技工作者为改变民众中存在的落后思想,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毛泽东非常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他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为此,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马列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概论”、“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内容。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常识。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可以看到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在报纸上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的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食观测,并及时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破除了群众当时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很有帮助。
  二是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农业方面,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人吃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业科技工作者当时推行了一些可能办到的农业技术。第一,兴修水利。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到1943年,全边区就修水地41000多亩。第二,增施肥料。广泛宣传“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把粪当宝,庄稼一定长得好”的科学道理,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拾粪、垫圈、修厕所、沤肥等活动。第三,精耕细作。主要在地少人多的地区推行,改变广种薄收的老习惯。第四,推广植棉技术。边区地处西北高原,属大陆性气候,无霜期仅120—150天。因此,棉花宜种在较暖的地方和阳坡上,并要及时合理管理,争取棉花早熟。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共植棉29.5万亩,收皮棉304.4万斤,达到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第五,防治病虫害。当时没有农药,发动农民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开展掏谷茬运动,消灭蛰伏的虫卵;用人捉手抹、烟草水涂洗、灯光诱捕等办法,遏制各种虫害。第六,建立光华农场。1940年成立后,积极引进繁殖和推广优良品种,抗虫全虫性强的狼尾谷,两年内推广到边区17个县,面积10180亩,产量比当地谷子提高10%以上;籽粒长、骨子细的金黄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高30%。特别是1941年边区发生了牛瘟,光华农场研究成功并制造出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毫升,全部进行免费注射,为扑灭甘泉县、富县、延安县、延安市、新宁县及关中中心区等地的牛瘟,作出了巨大贡献。
  工业方面,为了坚持抗战,作为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必须尽可能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纺织工业。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靠从外边输入。自这年8月利用国际友人兰道尔援助的9300多元法币,创建了仅10个工人的难民纺织厂以后,边区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3年已有20多家,职工1300多人。难民纺织厂就是依靠科技不断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典型。1940年该厂成立机械制造部,先后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对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生产蒸蒸日上。比如布匹,仅在延安一地,1938年产布140匹;1939年产布1426匹;1940年产布14470匹,毛毯420条;1941年产布18750匹,毛毯7661条;1942年产布22832匹,毛毯18800条;1943年产布30000匹以上,毛毯50000多条。第二,造纸印刷工业。当时边区纸张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供给印刷《解放日报》和出版书刊所需的大量纸张,1939年4月创建了振华造纸厂,开始只有20多人,收购麻绳头、破布条等作原料。因为原料短缺,生产数量有限。1940年8月,该厂科技人员华寿俊等人,用山沟里到处都有生长的马兰草作原料试验造纸获得成功,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原料有了来源,工厂生产迅速扩大,由原来年产纸张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以后,技术人员杨凤锦又研究用稻草和麦秸作原料造纸成功(当时延安无此先例),为造纸原料广开了路子。1944年夏,原厂长王元一与老技师刘源合作,研制成功水力碾浆机,解决了造纸的动力问题,大大提高了纸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对纸张的需求。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修旧利废,自己设计制造小型印刷机、小型排字机、铅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工人们认真学习和提高技术,熟练排字工人一月能排到120—130万字,印刷了大量报刊杂志和有关抗战及马列主义书籍。第三,石油化学工业。为了开发利用陕北石油资源,科技人员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石油分布、探采经历、油质、历年产量、地质与地层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推论。③940年在延川县开设了永坪石油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进行石油分馏,提炼出汽油、甲油和白蜡油;在延长石油厂可提炼柴油、机器油,制造洋蜡,解决了当时边区的机械动力和部分照明用油。在化学工业部门中,科技工作者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如日用品“新华牌”肥皂、化学墨水等;医药用的小苏打、酒精、五倍子酸;工业用的黄磷、硫酸、硝酸、盐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延安还分馏成功煤焦油,是边区化学工业的一大成就。第四,军事工业。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成立了兵工厂,主要是修理军械。1938年初,沈鸿带了10部机器和7名技术工人,从上海来到延安,使兵工厂由单纯的修理走向研究制造。1939年4月,该厂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制造新式步枪一举获得成功,正式投入生产,并从这年起由子弹复装转为自己制造,1941年每月产量达13.5万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用品也逐步升级,除了修造枪械外,还生产掷弹筒和迫击炮,1944年每月可生产五、六十门。同时,科技人员还研制了一种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改革了炮的结构,增加了拉发装置,经过试验,命中率高,摧毁力强,是当时延安军事工业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三是边区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期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族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延安时期,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毫无基础的偏僻山区,陕甘宁边区“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的作法,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展科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作法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发展科学技术为抗战建国服务,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制定和实行的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④。为了贯彻落实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把“提倡科学知识”明确地写进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施政纲领》中,作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论经济与技术工作》、《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等重要社论。社论指出:“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不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⑤。“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所应有的步骤。”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讲演、写文章,提倡和宣传科学技术对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反复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而且指明了科学技术的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指引下,科技工作者为了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在工厂、农村、医院、学校等单位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第二,要充分信任和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科技人才来到延安,他们当中有的曾留学国外,如陈康白、屈伯川、李强、刘鼎、杨作材等;有许多是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如钱志道、陈振夏、乐天宇、武衡、闫沛霖、李苏、吴崇凌、聂春荣、华寿俊、王勋、林华、徐驰、黎雪、武可久等;还有自学成才的工业专家,如沈鸿等。科学技术是近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边区自然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把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完全信任,情同手足;在工作上给以重用,大力支持;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优先照顾。仅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科技工作者参议员就有赵一峰、翁远等6人。为了鼓励科技人员形成研究风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奖励自由研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作为党和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支持和帮助一切科研活动的开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待科技人员的条件和规定,如中央书记处的《文化艺术干部优待条例》、边区政府的《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技术干部优待办法》、《优待国医条例》、《医务人员技术津贴等级暂行标准》等。津贴按等级发给,干部1元到5元,科技干部是15元到30元。边区政府和一些科技团体还分别制定了许多奖励制度和办法,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仍设法筹集资金,奖励做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如边区医药学会颁布的《白求恩奖金条例》规定,甲等奖边币200元,乙等奖边币50元。边区的科技人员不为名利,埋头苦干,刻苦钻研蔚然成风,涌现出恽阶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钱志道、朱次复等一大批模范科技工作者。1944年5月,毛泽东赞扬他们说:“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汇集于边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他们在这里真正找到了任意驰骋的天地,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发挥聪明才智。
  第三,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在被包围封锁断绝外援的情况下,广大军民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从事了开创性的边区建设,很快打开了局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38年,边区开始了公营工业建设,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系统15个工厂,军工系统8个工厂,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工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工厂,各地驻军有35个工厂,各专署有9个工厂,各县政府有8个工厂,其它单位有20个工厂,边区的产业工人发展到12000多人,公营供给工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边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到1943年,全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181万石,除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需要棉花量的一半以上;牛发展到220781头,驴167691头,羊2033271只。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使边区呈现出“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可喜局面。医药卫生事业也取得显著成绩,先后创建了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49个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经常宣传卫生知识,扫除封建迷信思想,大大提高了边区军民的健康水平。边区工业、农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奇迹般的巨大变化,是广大军民和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科学技术之花结出的丰硕成果。
  ①《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0日。
  ②《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新中华报》1940年5月17日。
  ③见陕西省档案馆《延长油矿》原件。
  ④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解放日报》1940年3月15日。
  ⑤《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0日。
  ⑥《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2日。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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