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及其他统战机构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及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各级城市工作部(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具有统战性质的民运部、联络部等机构，是负责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各统战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忠实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和统战活动，为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各项统战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部门之一，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共中央统战机构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迫切需要成立中央统战机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具有统战性质的中央白区工作部，专门负责协调关系、瓦解敌军、争取友军的工作，担负着推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侵略，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壮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成立中央级别的统战部门。
首先，统战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广。既然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为了全民族的抗日，必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大量的合作内容，统一战线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各个方面和许多地区，成立统战工作部门已是一种客观要求。其次，统战工作的任务越来越多。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复杂，统战工作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都迫切要求在中央建立一个专门处理统战工作事务的机构。再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中共中央研究和把握。同时，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须设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及时了解、掌握和研究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各军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和动态。
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后，随着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统战工作任务的加重，成立一个中央级别的统战工作机构已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二)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的统战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中央联络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社会各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建立白区的秘密交通工作。该局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1936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书记)周恩来，副主任(副书记)叶剑英，秘书长朱理治。①7月，中共中央移驻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决定重新成立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后由吴德峰担任)，负责统战和接待工作。同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白军工作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张浩(林育英)②。11月中旬中央任命张子华为中央联络局副局长③。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给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写了大量的信件，亲自做上层的统战工作。闫揆要、刘澜波、张文彬、彭雪枫、刘培植等都曾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去做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在东北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红军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
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多月后，思想起了变化，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1936年1月，高福源携带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到张学良，促成了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王以哲的“洛川会谈”、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延安会谈”。与此同时，南汉辰(宸)、申伯纯、汪锋、王世英等通过各种方式，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取得了联系，并初步达成了合作的协议。从1936年6月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
“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局面形成后，红军在西安设立了联络站，并源源不断向陕北运送物资。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为中央统战部门的成立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三)中央统战机构的成立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的工作大多属于统战性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代表团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最早建立的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机构。此后，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一些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和部分省委，如中共中央北方局、东南分局和广东省委、山东省委等，都陆续建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专门负责统战工作。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两个负责统战工作部门机构，一个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一个是中央城市工作部。④
1．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
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为了适应目前战时环境与党的工作，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必须加强和有所改变”。其中，“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得分下列各部办事”：即组织部、宣传部、战事动员部、民运部、统一战线部、秘书处。统一战线部“管理对友党联络及各机关中之党员的工作”。⑤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组织中央统一战线部，由王明负责⑥。同时，还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委员有王明、毛泽东、王若飞、王观澜、高自力、康生、莫文华、李初梨、孟庆树。部长王明⑦，副部长先后由柯庆施(1939年2月到任)、南汉辰(1940年到任)担任，秘书长先后由孙山、韩光担任。下设友军科，科长先后由廖鲁言、王西屏担任；党派科，科长韩光；非党干部科，科长徐以新；社会统计科，科长刘澜波；总务科，科长先后由王红磊、彭平担任。⑧
1939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统战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局各省各特委还无统一战线部者应迅速成立”，“各局各省委各特委必须经常讨论和领导统一战线部的工作，目前须特别讨论如何争取和帮助友党友军中的进步分子，以及如何自己严守秘密及公开工作规律，并帮助同情分子注意秘密工作及应付方法，以免受顽固分子打击等问题”。根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中央统战部的主要经常工作为：具体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则还须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具体研究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各地驻军政权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提出适当的对策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负责进行和指导对各党派各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帮助和爱护同情分子及非党干部等。194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部分地方党部立刻改正“对于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统一战线部或联络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指导，没有检查，没有督促，大家觉得无事可做了，甚至根本没有设置这种机关”之错误。⑨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指示：“为了有计划的扩大交朋友工作，各级统一战线部一定要尽力做好两件事：第一，要与组织部协作详细了解每个党员的社会关系，并充分利用与友军有社会关系的党员指导他们去和友军做交朋友工作。第二，要对周围友军各种情况，有详细的调查研究”。《指示》还要求，“为了认真扩大交朋友工作，各级统战部门组织需要加强，经费需要增多，对这种交朋友工作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格责备”。⑩
经过一年的边组建边工作，到1940年，中央统战部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中央机构中可以自行运转的一个职能部门，并开始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正式向各地行文。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同日寇血战到底的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要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各地党部立即派员出门同各界接洽，组织各种统一战线”。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根据来到延安的华侨日益增多的情况，中共中央统战部门、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认为有必要成立延安的华侨组织，并派员同在延安的华侨接洽，商议成立延安华侨联合会事宜。1938年底，延安第一个华侨团体——陕北公学华侨联合会成立，印尼归侨张然和任主任。1939年7月16日，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成立，马来亚归侨彭士馨任总干事，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中央统战部代表徐一新参加了大会。(11)通过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进一步贯彻了华侨统战政策。1939年3月，中央统战部与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在桥儿沟联合召开了边区各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部长联席会议，制定了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策略方针。“由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在党内是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历史传统和积累经验足供参考，所以虽然全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数年，但对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至今许多地方党部还有不正确的或不明确的观点，因而影响到统战组织不健全和工作少成绩”，“为使统战组织健全和工作加强”，1940年11月2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统战部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指示》就各级统战部以及统战干部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定：
(一)关于统战部组织和统战委员会问题：根据现有材料，好些地方党部，或者只有个别负责同志兼管统战工作，或者虽有统战部负责人而无健全统战部组织，甚至有些地方党委不大注意统战工作问题不应有的现象，现特决定：
甲 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在统战部内一般地可以分设下列各科：党派科，负责进行对各党派及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等的统战工作。友军科，负责进行对正规军及各种地方武装队伍的统战工作。统战干部科，负责管理进行统战工作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但在秘密环境下，可以不设科只在统战部长下酌设工作干事，在无友军的地方，当然不设友军科或友军工作干事。
乙 县委及市委则视所处工作环境及工作对象，而决定是否设立统战部或只设统战工作干事。
丙 为讨论和研究各方面统战政策问题，除统战部外可成立统战问题委员会，其成分除统战部主要工作人员外，应吸收文化、青年、妇女等负责同志参加，而在我们有军队和政权的地方，并须吸收军队和政府负责同志参加，在秘密环境下，可不成立统战委员会，遇有关某方面的统战政策问题，则由统战部负责人与某方面负责同志临时商决，但性质重要之政策问题，必须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
丁 无论有无统战委员会组织的地方，各级统战部负责人必须经常与党委书记商量统战工作问题，根据其指示进行工作，重要统战问题须提至党委会上讨论决定，各级党委须经常注意讨论和检查统战策略与统战工作问题。
(二)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干部问题：好些地方党部不注意物色培养统战工作干部，有些地方甚至轻视统战工作，以质量不好的干部去作统战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今后对统战干部问题，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甲 由于统战工作的复杂和重要性，必须慎重选择和培养统战干部，地方党委组织部必须经常注意有较好的上中层社会关系的党员，尽可能地使他们作统战工作。统战干部应具有下列品质：忠实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果断的策略眼光，一定程度的社会经验，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艰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诚恳谦和的待人接物态度。
乙 为使统战工作广泛开展，除党员干部外，必须经常系统地物色政治上真诚同情我党愿为我党服务的非党干部，加以耐心的培养和正确的使用。
丙 为秘密工作起见，在秘密环境下，统战党员和非党干部必须采用越级管理制，即在县一级进行友党友军文化界工作的重要干部归省委或区党委统战部管理，省一级的归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统战部管理，而特别重要的友党友军中统战关系人物，应直接归中央局负责人或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管理。在秘密条件下，管理方法应严格遵守下列原则：公开的与秘密的干部分开；党与非党干部分开；上层干部与下层干部分开；无论对公开或秘密的党员或非党的统战干部，除相互间熟悉的人外，均采取个别的联系接洽的管理方法，不采取多人集会议事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应使他们相互知道谁与党有联系；专门进行统战工作的党员统战干部，一般的不参加普通支部生活，其党的关系和统战工作由越级的上级管理。
(三)关于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问题：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地方将统战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以内。有些地方则认不清什么是统战工作对象。今后必须认识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惟为各党派(从国民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至救国会、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及各地方实力派)各友军，但对各地方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政策之研究，对各地方各阶层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代表人物的联系和争取，对各地方各界(文化教育、新闻、妇女、青年、外交、实业、科学、宗教、技术、社会、秘密团体等)团体及领导人物的联系和争取，对各地方的士绅及各级政府机关(包括联保保甲)人员的联系和争取，均系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
(四)关于统战工作的方法问题：根据过去许多地方经验，在统战工作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今后必须认真纠正：
甲 过去对统战对象缺乏认真研究，今后必须认真研究和深入了解，不仅对各党派、各阶级、各友军等作一般的研究和了解，而且要对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政权、各界团体的每一个具体代表人物作多方面的深刻仔细的研究，对这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财产、生活、历史、思想变迁、政治倾向、生活嗜好、个性特点、社会关系、亲族关系等详加研究，分别写成传记。没有这种研究和写传工作，则统战工作将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
乙 过去对统战工作多缺乏主动，消极等待，成为人不找我，我不找人的作风，今后须处处主动，时时主动，实行人不找我，我必找人之办法。
丙 过去对统战工作多缺乏经常性，缺乏计划性，形成有事则找人帮忙，无事则丢开不管的现象，今后须有经常计划找寻对象，抓紧对象建立友谊。
丁 过去多半偏于政治联系，很少认真交友工作，亦致始终是泛泛之交，不能真诚共事，今后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亲戚、族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和风俗习惯(送礼、贺节、关心急难、互助等)，不仅与对象结成政治朋友，而且与对象形成私人朋友，以便使对象能对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戊 过去对孤立顽固分子办法，认为简单地只是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情打击，今后须认识孤立顽固分子的办法，不仅是对最顽固的少数分子采取打击，而且是要对各种不同的顽固分子采取联络、拉拢、分化、争取的各种办法。
己 过去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办法，偏重在我们的政治宣传和我们的事业需要，很少顾及到中间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切身利益，致使有些人发生被人利用的感觉，今后必须认真地爱护中间分子的地位和事业，与之共患难，同甘苦，争取他们与我们长期合作。
庚 过去对我们直接领导以外的进步力量，认真帮助和爱护不够，今后须诚恳忠实地帮助各种进步力量的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
辛 过去对非党干部多信任不够和不善共事，今后须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信任他们担任一定部门的工作，不要求他们与党员干部样样看齐，要在共同工作中造成互信、互助、互尊、互爱的友谊环境。
(五)关于统战工作报告问题，除部分党部外，过去很少关于统战工作的专门报告，虽经中央一再电令，多数中央局及直属省委或现限定在一月内必须将此报告以文件或电报送达中央，区党委仍未将统战工作总结报告电达中央，中央统战部责成各中央局，以后每六个月向中央作统战工作总结报告一次，中央直属省委、区党委每三个月对中央作统战工作报告一次，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各区党委每三个月对中央局作统战工作报告一次。统战工作已进行四年，目前时局更要求全党加强统战工作，因此总结过去统战组织和统战工作之经验教训，对今后开展统战工作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即详加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和执行办法电告。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等“统归组织委员会统管”(12)。统战部下设友党科、友军科、非党干部科、社会统战科、总务科、文书室、资料管理室、统战委员会、传记委员会等。
1945年8月23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民族矛盾为主转为阶级矛盾为主，为了精简中央机关，也因王明长期休病假不在位，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央统战部工作划归中央城市工作部，刘少奇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1946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1948年5月，中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新政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8月24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在中央汇报时大家意见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便能管政协、海外及国区，而将解放区城市政策及工人运动归彭真及政策研究室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种改变”。(13)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城工部改名为统战部及该部工作任务等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14)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副部长廖承志、高文华、徐冰(邢西萍)。下设五处一室：秘书处，处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第一室，主任齐燕铭兼；第二室，主任先后由张秀岩、高文华代理；第三室，主任先后由李维汉、章汉夫担任；第四室，代理主任高文华；第五室，主任梁华。(15)
2．中央城市工作部
1944年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城市工作部，主要任务是领导敌占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为商讨性质的组织，中央城工部为执行工作性质的组织。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彭真、刘少奇、康生、周恩来、高岗、刘晓组成，彭真为主任；(16)中央城工部部长先后由彭真(1944年9月～1945年8月)、刘少奇(1945年8月～1946年12月)、周恩来(1946年12月～1948年5月)、李维汉(1948年5月～1948年9月)担任，副部长先后由刘晓(1944年9月～1945年8月)、王若飞(1945年8月～1946年12月)、刘长胜(1945年8月～1948年9月)、李维汉(1946年12月16日～1948年)担任，秘书长刘宁一。下设五个组。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段时间，各级城工部曾停止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党的统战工作任务相应转变为推动建立和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6年3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建立工作的指示》，指出：“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17)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为了加强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2月16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改组中央城工部并恢复工作。
1947年1月，为迎接革命高潮，中央城工部部署调整国统区党组织：南京局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另设上海分局，统一管理刘晓、钱瑛两处领导的秘密组织，但下层仍不打通。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均直属南京局。3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中央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指挥。之后，中央城工部随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省临县泉王村。4月22日，城工部迁驻临县王家沟村，对外代名为“师范研究班”，受中共中央常委会直接领导。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决定：中央城工部(罗迈率领，联系并领导在晋绥之梁华工作团及干部训练班)和交际处(周子健率领所有老弱客人均留)等，“暂留晋西北”。4月27日决定组成部务会议，负责部的工作。(18)同日，中央城工部部务会议决定：由于部长周恩来在陕北，由李维汉、华岗、于江震、童小鹏、潘梓年、王翰、薛子正、齐燕铭、张友渔、周子键、陈华组成部务会议，委员12名，负责部内工作；由李维汉、华岗、于江震、童小鹏组成常委会，处理日常工作。下设秘书处(处长童小鹏)、研究室(主任于江震、张秀岩)、资料室(主任于刚)。(19)这期间，中央城工部的工作任务为：掌握情况，向中央提供指导建议；总结经验，积蓄经验；训练干部，输送干部。中央城工部曾培训过两个训练队：一个是1947年5月1日开学的青年训练队(主任于刚、副主任刘瞻)，任务是训练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撤回延安的工作人员，共有学员116名；另一个是1947年10月20日开学的川籍干部训练队(政治委员于江震、政治处主任杨超)(20)，任务是通过训练使学员掌握政治方向，了解党的政策，为南下工作做好思想准备，全队学员264名，其中四川籍干部占90％，其他地区占10％。4月29日，中共中央为中央和各级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发出《中央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确定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在中央规定方针下，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农工青妇)，并培训这一工作的干部，部内分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组，部长由周恩来兼，副部长由罗迈担任”(21)。其中，党务组组长于江震、统战组组长、农村组组长王翰、文教组组长潘梓年、顽军组组长薛子正。《规定》同时还强调：“为加强与统一这一工作起见，中央责成各地亦依此方针进行工作。”(22)8月，中央城工部成立蒋区工作组(组长张秀岩)、南洋工作组(组长李维汉)。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城工部将对华侨工作的研究扩大为对南洋各国的研究。
1947年后，中央城工部就加强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1947年6月24日《中央城工部关于暑假学生下乡工作之意见》，7月11日《中央城工部对平津学运的意见》，7月20日《中央城工部关于蒋管区统战工作初步总结与当前统战方针提纲草案》，《中央城工部关于目前蒋区中上层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其中，《中央城工部关于目前蒋区中上层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分析了中上层统一战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中间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的特点，并详细规定了处理上述各种统战力量的策略。(23)
1948年4月，中央城工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对外代名为“工校研究室”。同月，中央城工部下设解放区城市政策委员会，委员有李维汉、潘梓年、王翰、徐冰、周子健、梁华、张友渔、张晓梅、何成湘等，主任李维汉，副主任潘梓年，下设工业组(组长王翰)、商业组(组长潘梓年)、文教组(组长徐冰)、市政组。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中央城工部部长。7月，中央城工部设立第一室(城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梓年)，下辖工商业组、文教组、政权组，第二室(蒋区工作室，主任张秀岩)，第三室(南洋问题室，主任李维汉兼)，资料室(主任于刚)，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周子健)。9月26日中共中央城工部改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①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②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③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④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2月11日决定成立具有统战性质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及抗战五年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委员有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主任王稼祥，副主任陈云，秘书陶铸。下设白军与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柯庆施、欧阳钦、郭晓堂)等。见王健英著《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43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715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页。
⑦ 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1937年12月)议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参见《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王健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⑧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⑨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436页。
⑩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438页。
(11) 师锐、李忠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12)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1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有关档案。
(15)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页。
(17)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有关档案。
(18)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40页。
(19)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40页。
(20) 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页。
(2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有关档案。
(2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有关档案。
(2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有关档案。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