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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三、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陕甘宁边区在地缘上与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绥远等省相连，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各省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对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极为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周边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极其复杂和险恶。黄河以东，日寇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边区的另外三面被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面对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外敌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通过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构建起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确保陕甘宁边区的东方安全。同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还积极从事对其他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周边关系，进一步确保了陕甘宁边区周边的安全和内部的稳定。
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开展对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推动其和平起义，走向革命阵营。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蒋介石集团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抗战爆发前后，原来驻守陕甘地区的张学良部、杨虎城部已被调离，由中央军接替驻防。陕甘宁边区在东、北、西方向与阎锡山部、傅作义部、邓宝珊部、马鸿逵部等地方实力派的防地接界。正确处理与陕甘宁边区周边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也是巩固和维护边区安全的需要。
1.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斗争
山西是八路军从陕北走向华北抗日前线的前哨和通道，山西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方屏障。中国共产党争取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合作，实现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为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做了重要政治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同时为陕甘宁边区东线提供了安全保障。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1936年8月，薄一波等开始在山西开展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而抗战初期成就尤为明显。它不仅推动了华北抗战的进程，而且对全国抗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43年11月初，薄一波在延安汇报工作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①
(1)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中共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决定“首先把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放在整个抗战准备部署的突出位置”。“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为了进一步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夺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首先解决山西的问题，正确处理与阎锡山的关系。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北局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的重要一着，是1936年5月5日，在红军东征山西连连胜利的情况下，发表回师通电，意在进一步争取阎锡山和蒋介石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5月25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明确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进贵部及蒋氏的觉醒，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②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书晋军高级将领赵戴文、杨效欧、李生达，争取他们抗日。毛的亲笔信及中共的抗日诚意，对阎锡山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时，领导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在政治上坚决地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同时，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鉴于北方局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经党中央批准，将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经过严峻考验的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等五十多位同志营救出狱，使党在北方聚集了一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1936年10月，薄一波作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奉命来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
阎锡山是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进逼山西。阎锡山很焦虑，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他深知蒋介石其人，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打着山西的旗号，仿照共产党的某些措施，用这种办法来应付时局危机，度过难关”。③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④阎锡山政治态度和策略的变化，给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到达太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如何工作，薄一波认为，首先要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薄一波等人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⑤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在这样背景下，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为推动山西抗战，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2)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
为保护山西地盘不被日军侵占，或被蒋介石中央军占领，阎锡山实行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并企图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反共本质并未改变。早在1936年阎锡山曾实行“以自存决心防赤睦日以自救”的反动方针。因此，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薄一波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巩固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展开了同阎锡山又团结又斗争，以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向前发展。
1938年6、7月间，阎锡山看到广大民众迅速发动起来了，牺盟会和新军逐渐形成独立的力量，认为这是超过了他所许可的范围，阎锡山“在政治上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采取‘扶旧抑新’的政策”，支持旧派力量和顽固旧军官，压制、打击新军和牺盟会。对此，薄一波及时指出了阎锡山旧派反共分裂的本质，强调决死队是高度政治化的部队，不是“单纯的抗战部队，而且是在抗战以后还要建国……的部队”⑥，要集中打击少数最反动旧派，设法挤走旧派军官，改造县、区政权，加强对政权和新军的领导。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走向反共分裂活动的转折点。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军政民等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取消进步政策法令，夺取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对新军的领导权。针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5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而“不把山西旧军旧派当作复兴及西西等顽固分子一样看待”，⑦巩固山西新军已取得的阵地和抗日武装力量。为防备山西顽固派的军事进攻，8月6日，北方局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要求反对妥协投降，加紧改造政权，迅速调动新军中“一批不好的中下级军官，而以进步的人员兼任，利用阎尚未正式公开取消政委制度，巩固各进步政委的威信”。⑧进步干部不离岗位，牢牢掌控新军武装。11月初，薄一波在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妥协投降的危险十分严重，山西顽固分子反共、反决死队、反牺盟会、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日趋严重”，“只要把枪保持住，把部队保存在我们手中，就是胜利”，具体布置了掌握武装的工作。
1939年12月，阎锡山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指使山西旧军进攻决死队和进步抗日团体，捣毁抗日民主县政府，大肆绑架、惨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分裂事件。决死三纵队由于内部反动军官叛变，三个主力团全被拉走，许多优秀干部惨遭杀害。即“十二月事变”。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等各抗日党派和军队的坚决反对。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指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的给予还击”。1940年1月30日，八路军配合决死队第三八五旅主力等在榆次东南地区，全歼阎锡山暂编第二旅一部，击毙旅长薛文教。2月2日，八路军第三八六旅新一团等重创阎锡山新编第二师三千多人后，全歼师长金宪章等数百人。至2月下旬，汾河以西、晋南、中条山区、汾城、襄陵县等地干部和决死二纵队等抗日武装先后在太岳区与决死一纵队会师，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彻底粉碎了阎锡山消灭新军的企图。但是党中央把蒋介石与阎锡山加以区分，坚持巩固对阎锡山集团的合作，仍承认他在山西的地位，主张新旧军团结抗日，争取阎锡山的中立。1940年2月25日，肖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并表示愿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细节问题。此后，双方在山西划界而治，阎锡山结束了抗战初期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合作，但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与阎锡山间接的合作关系。在此后党中央给各地党组织发指示中，指出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一致抗日。为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周恩来于1940年5月9日致函阎锡山，信中说：“举国抗战，瞬达三灾。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期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造成骑虎之势。……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⑨
“十二月事变”后，新军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经过整编，加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二〇师序列。这时，共产党内有人主张和阎完全决裂，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因而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后，仍保留新军番号，有些电文仍抄报给阎锡山。尽管阎是只打收条不复电，但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保持了中立，中国共产党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基本上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也确保陕甘宁边区东线的安全。事实说明，这种策略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很有远见的。
总之，由于在山西的统一战线采取的是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这种特殊的形式，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战在全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众有了抗战的合法权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热潮。同时，有了一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军。这是在华北战场上除了八路军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中心。
2.陕甘宁边区与邓宝珊、傅作义等部的团结合作
1936年8月和同年10月下旬，毛泽东就先后致函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与之接洽，希望能建立直接的通讯联系。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曾三、程子华等到榆林，同傅作义商谈双方合作抗日事宜。之后，傅作义派周北峰去延安拜访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年9月傅作义在河曲召开会议，延安派南汉宸出席，这次会议奠定了抗战时期晋陕绥边境的安定局面。1939年4月，中央派南汉宸等多次到五原，与傅作义密商合作抗日事宜，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1937年4月，红军派周小舟到榆林会见陕西地方实力派高双成，达成了榆林与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口头秘密协定。同年10月邓宝珊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陈奇涵司令员随后亲赴榆林，会见邓宝珊、高双成。此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等先后到榆林，和邓宝珊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达成了双方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邓宝珊去武汉参加会议，由榆林经过延安，中共中央备极礼遇，毛泽东和邓宝珊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陕甘宁边区对榆林驻军提供了许多支持，帮助购买粮食，给予运输方便，免税免检等。尽管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压力，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长期与边区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1940年初，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从南边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宝珊从北边封锁陕甘宁边区，并实行军事进攻。邓宝珊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宗南连电催促，邓仍不返榆，从而使北边相安无事。对于邓宝珊在保护边区北线安全中的作用，毛泽东曾有很高的评价，“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卫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⑩陕甘宁边区和榆林方面的睦邻关系，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和封锁，加之绥远的傅作义部、马占山部等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了友好关系，结成了一个地方实力派与边区团结抗战的联盟，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与邓宝珊、傅作义等部的团结合作，树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的成功范例。
3.陕甘宁边区与西北回族军阀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宁夏成为大西北在政治形势上十分敏感的地区和军事攻防上关键的部位，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和全国战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毗连，地处边区的侧后方位置，在面对民族共同敌人入侵时，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与西北回族军阀的敌对关系随之结束，并通过各种渠道对西北回族军阀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在西安与当时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会面，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回族军阀集团上层人物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商讨交还红军西征军战俘的问题。随着日本侵占绥远，宁夏成为保卫大西北的第一道防线和前哨阵地。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宁夏政治和军事事态的发展变化，尤其对于马鸿逵的个人态度格外关心。为了坚定马鸿逵集团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宁夏的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宁夏开展统战工作。主要解决在宁夏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被俘人员和解决边境等问题。张子华到宁夏后，与马鸿逵多次进行谈判，但马鸿逵害怕共产党在宁夏发展力量，谈判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只释放了朱子修等七名红军被俘人员。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要求出发，支持马家军，这对马鸿逵是有利的。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毗连相邻，边区作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对马家军起到了制约作用；马家军抵抗日本侵略，能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宁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巩固马家军的统治；如果步蒙古德王后尘，必遭到八路军和陕甘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其统治难免灭亡。但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自认为与共产党之间，因为红军西征军的问题“结怨太深”，心存顾虑，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应表示。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政策的转变，马鸿逵适度调整了方针，加上宁夏省内重兵外调，不宜树敌太多，以至在整个抗战期间，与边区政府的对立情绪比起抗战前明显缓和，“唯一未变的是他们不容外人插手省内事务的一贯原则”。(11)总之，双方基本是各守防地，维持现状，处于休战的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或正面的军事冲突。
4.陕甘宁边区采取主动的态度，力争通过谈判解决同陇东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
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应主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在蒋介石防共、反共思想的指导下和朱绍良的策划下，在陇东发生了两次反共摩擦事件。第一次1939年春、夏间，国民党顽固派派军队袭击镇远、宁县的八路军。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急电兰州朱绍良等，要求其“停止进攻”，并建议双方派员商谈合理解决办法。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在致电朱绍良的同时，还致电蒋介石，说明事实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朱回电同意谈判。谈判进行的5月中旬，又发生了炮轰八路军驻地的事件，致使谈判中断。6月，中共再次致电朱绍良，双方恢复谈判，约定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第二次是1939年冬到1940年春，以国民党在宁县、合水、环县、庆阳、镇原等县再次挑起摩擦事件，八路军三五八旅与国民党西峰专署进行交涉，接着肖劲光致电朱绍良，要求其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解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迫不得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才同意谈判。共产党方面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表于1940年2月13日至20日在西峰谈判。1943年6、7月间，国民党顽固派计划再次派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获得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们的支持，终于使顽固派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重新回归到谈判桌上来。
5.陕甘宁边区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以应有的反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死硬分子，在通过谈判无法解决矛盾时给与其应有的回击。1945年7月，胡宗南再次挑起淳化事件。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多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予以制止。但国民党当局对我方的多次要求置若罔闻，继续向旬邑、耀县等地进犯。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以3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发起攻击，企图进而占领整个陕甘宁边区。淳化、耀县交界处的爷台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为了给来犯者以必要的教训，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对爷台山进行反击。经过激战，全歼守敌5个连，俘敌五百名，收复了爷台山阵地，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赶出了被侵占地区，取得了爷台山反击顽军战斗的彻底胜利。
(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建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择。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反对内战，阻止内战，揭露美蒋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进一步表明共产党为挽救国内和平而奋斗的愿望和立场。8月28日，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商讨团结建国大计。但是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又重新秘密印发了《剿匪手册》，并发动了向华北解放区的进攻。9月10日，山西阎锡山集中了13个师的兵力，向晋东南上党解放区发动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人民军队发起反击战役，歼灭了阎锡山进犯的35000人，遏制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
10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地发出《关于开展友区友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国民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重视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爱国官兵进行团结、教育和帮助，号召他们在内战前线发动起义，争取光明的前途。10月25日，为了配合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作战，大力开展敌军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选派一批与国民党各派系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长期埋伏，交结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适时发动起义，以战胜敌人。
1.安边起义
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党政群众部门都十分重视并不断加强对周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北线工作，一直十分重视，特别是榆林、横山、三边地区的安边，以便为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取得回旋余地。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地下党员十一旅一团副团长牛化东率领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2000人，在陕北三边举行反内战起义，开启了国民党军反对内战而起义的先声。
新十一旅原是冯玉祥西北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的一支地方部队，“九一八”事变后，被杨虎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七七”事变后，列编邓宝珊的第二十一军团，由甘肃开赴绥远抗日。行至榆林，归绥包头已沦陷，滞留在榆林以南的三岔湾、归德堡、鱼河堡一带，1939年移驻安边、白泥井、柠条梁。
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陕北特委执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乘当时苏雨生部的八旅、九旅在宁夏扩编队伍的机会，利用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是陕北人，与陕北党组织有过一些关系，就派人进去，或通过办学兵队的办法，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参军抓武装。刘志丹当了八旅十六团的团副，谢子长还任了石英秀九旅副旅长。张东皎、胡立亭、高岗、李树林、牛化东等先后到苏雨生的八旅、九旅作地下兵运工作。地下党组织曾发动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和靖远兵暴运动。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同志后来当了新十一旅一团的副团长、营长、连长。
1941年，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团结进步力量，利用刘宝堂被枪杀事件，抓住枪毙了反动的张廷祥和张雨亭父子，赶跑了顽固派张廷芝和张兰亭父子，支持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陕甘宁边区保持友好的陈国宾、曹又参先后担任了新十一旅旅长和代旅长，使安边掌控在进步势力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一面搞和谈，一面又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胡宗南也加紧了围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认为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不可靠，决定将其调往包头，以整编为名清除部队里的共产党员，由二团团长、复兴社分子史钫城任旅长吞并新十一旅。遂引发了新十一旅的反内战起义。新十一旅在三边的反内战起义，是新十一旅地下党牛化东等人联合新十一旅代旅长曹又参、旅参谋主任王子庄等进步人士发动的，是由三边地委直接领导并在八路军警三旅支持配合下一次成功的起义。
胡宗南决定将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整编，关乎新十一旅的前途和命运，曹又参闻知后即赴榆林活动，希望邓宝珊加以阻止。在曹去榆林尚未返回时，该旅副旅长吴棻、二团团长史钫城即密谋于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乘机以武力解决一团。牛化东、冯世光等地下党组织与王子庄得知敌人阴谋后，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派冯世光和王子庄去定边向三边地委请示并要求警三旅给以援助。经三边地委请示并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派葛申到安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并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团及七团一个营支援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成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商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总指挥，王子庄为副指挥。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副旅长吴棻、旅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警察局、税务局、邮电局长等，二团团付张鼎臣因拒捕被击毙，县长连友贤跳城墙逃跑，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及要害部门。当日下午，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也率部队进入安边城。
二团团长史钫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在柠条梁部署顽抗，并急电要求胡宗南派部队增援。27日，新十一旅旅部和一团起义部队2000人和警三旅支援部队在安边城召开了会师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参加了大会，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举行起义，并宣布了坚决消灭驻柠条梁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打响后，二团史钫城负隅顽抗。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警三旅在起义部队配合下，经过四天激烈的战斗，攻下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钫城，毙伤俘虏近千人。三边的安边、柠条梁全部获得解放。
曹又参得到一团和旅部起义的信息后，乘机星夜从榆林返抵安边的白泥井，贺晋年派人请曹又参回来。王子庄去白泥井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情况以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非常赞同地说：“对，对的，前途光明。”同意返回安边带头起义。11月5日，曹又参暨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树林、赵级三、冯世光等新十一旅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起义通电。起义后被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然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新十一旅旅长，派郭炳坤为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
起义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十一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高度评价了新十一旅起义的意义。
2.开展高树勋运动
新十一旅在三边起义五天后，10月30日，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沿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时，在邯郸附近率新八军两个师一万多人举行反内战起义。新十一旅在三边的起义，被毛泽东称赞为“火车头”，高树勋的起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震动极大，影响极大，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扩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2)
安边新十一旅和邯郸高树勋部相继在内战前线起义，说明国民党军队内部一部分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爱国官兵是不愿打内战的。在内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边区周围积极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官兵以高树勋将军、曹又参将军等为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前线上怠工罢战，毅然举义投向人民。为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抽调一批干部，组织专门机构，对边区周围的一些国民党部队做了许多争取、教育和帮助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乾县铁佛寺保警队起义。1946年春，在中共乾县工委的安排策动下，铁佛寺保警队队长赵乾修(中共地下党员)和班长苏继德(中共地下党员)率领队员40多人举行起义，携带全部武器弹药和陈玉琳(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30多人)一同进入关中分区。
刘善本等驾机起义。1946年6月26日，因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和不愿意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打内战，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第35中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和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共11人，驾驶B24式第530号轰炸机起义，从西南飞到延安。29日，延安解放军总部特地举行晚会，热烈欢迎刘善本等坚决退出内战的义举。毛泽东、朱德等亲临晚会表示祝贺。7月5日，边区政府负责人林伯渠、李鼎铭和刘景范联名致书刘善本等空军朋友，代表边区人民对他们退出内战驾机起义的正义行动表示敬佩和慰勉。
谷秀华等起义。1946年8月14日，国民党整编第165旅第494团1营1连1排(驻宜川外沿)由谷秀华率领举行起义，谷带领全排起义士兵与追赶之敌激烈交火后，进入边区。
董策丞等率国民党陕西保安第6团第3大队在旬邑起义。国民党陕西保安第6团第3大队，自1943年起长期驻防旬邑土桥至张洪镇一带确堡线上，执行封锁边区的任务。大队长董策丞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老军人，曾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联系。边区党组织为了争取这支地方武装，对董策丞和龙伯渊(机枪第3中队中队长)做了许多工作，遂建立起密切的统战关系，通过董、龙的防区安排了一条由土桥到丰泉的秘密交通线。边区土特产品(如药材、食盐、皮货等)从这里运出，许多严禁输入边区的物品(如棉花、布匹、医药用品、纸张、通讯器材、军火等)从这里运入。这里也是输送人员进出边区的安全通道。从1944年春到1946年8月，组织护送经此通过的中共干部、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如李先念、李敷仁、杨明轩、车向忱等)达180多人次。他们还接受中共党组织建议，积极准备举行起义。1946年8月15日晚，起义部队沿宫道嘴、九里红一线向边区挺进，并通知另外几支小分队分途进入边区。先后进入边区的，共计200多人，携长短枪149支，机枪4挺。起义官兵受到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群众千余人热烈欢迎。9月10日，该部在马栏正式改编为关中军分区保安第6团，董策丞任上校团长，李特生任政治部主任，龙伯渊任第3大队大队长。其后，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亲切接见了董策丞。
梅廷栋率部起义。1946年9月14日，驻葭县打火店之国民党第22军第86师第257团1营3连连长梅廷栋率部起义。参加起义的有70多人，携长短枪百余支，子弹1万6千发。起义部队进入边区，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11月，该部经过改造，正式扩编为绥德军分区警备第4团，梅廷栋任团长。
此外，还有许多国民党官兵单个或三五成群地投奔边区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活动削弱了包围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实力，动摇其军心，涣散其斗志，同时又壮大了人民的力量。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失道寡助必将灭亡，而革命人民得道多助必然胜利。在全国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高树勋率部起义一周年之际，1946年10月30日朱德又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从理论高度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概括。朱德指出：反动“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并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13)
朱德作出的“高树勋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高树勋运动”必然会得到更大发展两点精辟结论，完全被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总数为807万，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有177万，被俘虏的有459万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及被俘虏总数达636万，占我军歼敌总数的78.8％。国民党爱国官兵的义举汇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又一条战线。
3.胡景铎起义与榆横战役
除南线外，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还加强了北线和西线的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6月，中共三边地委按照西北局的指示，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孙殿才任书记)，专门对宁夏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与此同时，西北局在习仲勋领导下多次派员赴榆林和横山波罗堡，争取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的工作。
榆林，是国民党在边区北面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它北与绥远傅作义相呼应，西与宁夏马鸿遥相勾连，互为犄角，是国民党从北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政党特大本营。榆林城内，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22军军部，第86师师部，扩编第11旅旅部，一批党政特警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兵力沿古长城分驻榆林、神木、府谷、横山一线，而以榆林为中心。
抗战胜利以来，榆林的顽固反共好战分子，不断袭击骚扰陕甘宁边区北部属地葭县、米脂、靖边等地。1946年秋，为配合胡宗南部在南线的调整与集结行动，第86师又率先在北线进行牵制侵扰。9月30日，敌一部进犯葭县古木区的猫沟。10月4日，一部进攻米脂边境海会寺。10月7日，又攻打葭县古木区政府驻地，该敌对边区安全已构成严重的威胁。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曾指示中共西北局，要加强边区北线工作，目标是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尔后边区全面自卫战争取得一块回旋的余地。此后，西北局多次派出使者，对驻守横山波罗堡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做争取和联络工作。胡景铎素具民主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来往，参加过抗日作战，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十分不满。他向西北局联络员表示，愿意把队伍拉到解放区去，要求边区派干部进来，帮助他准备起义。于是西北局陆续派遣王玉、王直、任强、孟长海、杨万军、朱光等30多名军事干部打入该部，并秘密发展胡景铎、张亚雄(陕西保安第9团团附兼第一大队大队长)、许秀岐(保9团一大队机枪连长)、杨汉三(扩11旅骑兵团连长)、李振华(扩11旅参谋主任)、姚绍文(陕北保安指挥部参谋)和丁彦荣(保9团第3中队队长)等人入党。
1946年7月1日，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局在延安花石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及时发动胡景铎部在横山地区举行起义。毛泽东听取习仲勋汇报后，立即予以批准，并指示边区部队乘势发起榆横战役，相机夺取榆林城。西北局负责人遂与边区北线部队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研究，决定乘胡宗南部正在进行整补和调整部署之机，将教导旅、新4旅、警3旅和绥德军分区部队集结绥德以北地区，配合起义行动，乘机夺取榆林。西北局亦派员赴波罗堡，与胡景铎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10月12日夜半，横山东南交通要点石湾的国民党驻军保9团一大队官兵首先举义。张亚雄、范止英(少校军需主任)和许秀岐等人预作安排，偷偷打开了城东暗道，让绥德军分区接应部队两个营潜入城内。后经激烈交火，解放军兵分六路，控制了各制高点，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驻军团长张子亚见团部已被包围，遂放下武器。同日晚，胡景铎按预定计划，在石湾以北的波罗堡指挥部队控制了全城，把妨碍起义的敌对分子全部软禁起来，逮捕堡内所有反动地方头目。次日，他亲率600多名起义官兵到城外，迎接解放军入城。13日晚，绥德军分区一个营自石湾进抵高镇(在石湾与波罗之间)外围。驻守该地的是保9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率领的一个大队。秦悦文接到胡景铎的密信，知道波罗已经起义，便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起义决定，并亲赴城外迎接解放军入城。高镇及外围据点吴家园子共700余名官兵全部起义。海流兔庙、五龙山、韩家岔等附近据点小股国民党驻军闻讯后，也相继起义。
与此同时，边区主力部队亦在东线采取军事行动。13日一举扫清镇川与武镇的敌外围据点。14日，攻占镇川堡、武镇和鱼河堡。15日占领万佛洞。边区主力另一部于13日包围横山县城。后经胡景铎写信劝降，城内的扩11旅骑兵团表示愿意起义。16日，横山县城获得解放。17日，边区主力和胡景铎部包围无定河以南唯一敌残留据点响水堡(驻1个营)。消息传到榆林，胡景通急率两个营赶来救援。边区主力围点打援，于20日晚全歼援敌，21日攻克响水堡。
鉴于榆林城内已有准备以及胡宗南在南线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原定攻榆计划，命令北线部队除留一部巩固榆横地区胜利成果外，主力立刻调头南下，加强南线防务。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关怀指导和联防军的有力配合下，横山起义取得圆满胜利。参加起义的有国民党陕西保9团大部、扩11旅一部和第86师3个连等共5000余人。数日之内，就清除了国民党军插入陕甘宁边区北部的楔子，把国民党在横山县境内的所有据点和党军政特组织一扫而光，使之损失兵力(包括起义的)约7000人，解放了无定河以南约5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2万的广大地域，扩大并巩固了边区北部防线。横山起义是在全国内战空前激烈、张家口等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举行并取得成功的，对壮大革命阵营力量，减轻陕甘宁边区北顾之虑，分化瓦解敌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0月14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发出贺电，祝贺横山起义成功，并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师长，李振华、姚绍文为正、副参谋长，范明、师源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张亚雄、魏茂臣、杨汉三为团长。11月4日，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成立庆祝大会在武镇隆重举行。起义部队经过改编和整训，12月17日胡景铎率骑6师2100余名官兵移驻延安，受到延安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以及邓颖超、康克清、王世泰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胡景铎等起义部队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握着胡景铎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14)他还充满信心地预言：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打垮国民党。此后，骑6师正式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战斗序列。11月27日，中共榆横地委和榆横行政区政务委员会在武镇正式成立。
总之，横山起义和榆横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陕北12万人民和一大片土地获得了解放，产生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榆横特区，使边区北线国民党军丧失了25个坚固据点，损失了40多个连的兵力，从而扩大和加强了解放军的北线阵地，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粉碎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版，第197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③ 《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版，第1057页。
④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版，第204页。
⑤ 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版，第222页。
⑥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72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6页。
⑧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01页。
⑨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版，第182～183页。
⑩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50页。
(11)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8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4～1175页。
(13)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30日。
(14)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104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