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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陕甘宁边区五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受到限制的封建地主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政策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五种经济成分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的发展
公营经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之一，主要由公营农业、公营工业和公营商业等组成。
1．公营农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农业主要是指由陕甘宁边区部队、机关、学校从事的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农业首先是由边区留守部队从1938年开始的。当时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3月，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掀起了大规模的开荒和农业生产运动，到年底，边区中央机关、军事机关、边区政府系统和县乡政府机关共取得了开荒162841亩、收获细粮17619石、蔬菜2290861斤、甘草20710700斤的好成绩。①1940年，由于对即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的思想认识准备不足，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有些消沉。1941年至1942年，严重的困难形势，迫使边区的机关、学校下决心自己动手，从事以争取自给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1943年至1945年，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丰衣足食而斗争。其中1943年，中直军直系统耕地13144.7亩，粮食收获1823.09石，蔬菜收获8092755斤，养猪5238头，牛861头，羊3570只；边区系统耕地7202.8亩，粮食收获1455.93石，蔬菜收获2434896斤，养猪993头，牛50头，羊1738只。②1946年1月19日，边区政府举行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动手，发展生产，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当年，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取得了新的成绩，蔬菜大部分能够自给，伙食费和办公费的自给率也大约达到47％左右。③
在机关、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屯田政策，掀起了以农业为主的部队大生产运动高潮。1943年，全兵团共种粮食185585亩，收获细粮19192石，种菜17409亩，收蔬菜22810064斤，养猪14529头，羊14348只，牛1419头。1944年至1945年，联防司令部要求部队继续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其中1944年，部队在边区的16个地区进行垦殖，耕种了83.8万余亩荒地，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交公粮4.3万石，其中359旅部队生产细粮2万石，交公粮1万石。④
2．公营工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是从1938年开始建设的。经过三年的建设，到1940年年底，边区的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纺织、印刷、肥皂、石油、煤炭、造纸、机械、制革等多个行业。1941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但也暴露出了一哄而起的弊端。1942年，边区政府对政府、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办的公营工厂进行了调整合并。截止12月，边区共有各类公营工厂74个，资金5967万元，职工3036人。⑤1943年，鉴于在建设公营工业的思想上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在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边区建设厅对边区的公营工业进行了整顿。经过整顿和发展，到1944年，边区的公营工厂达到101家，职工6354人。其中纺织厂21个，职工1375人，年产布4万匹，较上年增长21％；造纸厂11个，职工394人，年产纸1.5万令，较上年增长160％。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边区公营工业职工总数已达1万多人。⑥日本投降以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边区的公营工业一度有所下降，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边区公营工业多遭破坏，1948年，延安光复以后，边区的公营工业逐渐得到恢复。其中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总产量已达到1947年水平的250％，民用工业初步恢复，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逐渐接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
3．公营商业的发展
1938年3月1日，光华商店的成立拉开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发展的序幕。光华商店经由陕甘宁边区合作总社⑦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光华商店合并而成，是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机构，也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公营商店和新民主主义国营商业的雏形。光华商店的总店设在延安。
1939年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纷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1940年，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就有60余家。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1941年，仅延安市光华商店的营业额就达8931531.92元，纯利润1146098.69元。1942年，为了对食盐和土产实行对外统销，边区政府成立了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两家大型骨干商业企业。两公司除在延安设立总公司外，还陆续在各分区、各商业进出要口建立了各自的分公司，形成了两个自成系统的专营企业。
1941年至1942年，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兴起了经营商业热潮。据1941年10月统计，仅延安市就有公营商店60余家，绥德、碛口一带约百家。部队、机关、学校经营的商店在解决了相当大一部分供给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商店林立、唯利是图、本位主义、违反政策等弊端。因此，1942年，边区对公营商业进行了整顿。整顿后的边区公营商业出现了新的气象。以延安为例，1943年10月16日，延安市几个大过载栈合股成立南昌公司，1944年，南昌公司又在绥德、安塞设立分公司。公司下设12个经营单位、8个门市部，资金达2亿元。南昌公司由边区政府物资局直接领导，公司所属各部门的经营计划、经营方式、物价均由物资局统一规定，盈利统一分配，面貌焕然一新。⑧
(二)陕甘宁边区合作经济的发展
合作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和群众集体经营为特点的经济形式，主要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商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等组成。合作经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年(1943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⑨
1．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弊端，抗战初期，边区组织了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等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1939年，全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劳动力达249163人。⑩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事业再次得到迅猛发展。1943年，全区春耕大约有10％～15％，夏耘有40％左右，秋收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占到当年劳动力的25％左右。(11)另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全边区参加变工组织的劳动力，一个地区多至占全劳动力的45％，少至占全劳动力的28％，在锄草的时候，有些县份，竟占到全劳动力的80％。(12)
农业互助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了边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据统计，全区粮食总产量1944年比1937年增加70万石，人均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0.86石，提高到1944年的1.25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率达46.5％。(13)
2．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
1937年秋，边区原供给部的鞋靴社和被服二厂解散后，边区总工会将流散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延安工人合作社，有社员70余人，股金250元。这是抗战时期边区成立的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此后的两年，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缓慢。1939年冬，边区仅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0个，社员199人，股金11251元。
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顾问艾黎访问延安后，建议设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该所成立后与边区建设厅合作科通力合作，促进了边区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1940年，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17个，股金增至64000多元。1941年，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30个，股金增至613117元。(15)1942年年初，边区提出“民办公助”的方针，以克服摊派入股、包办代替的弊端。1942年10月，全区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50个，股金249.1万元。1945年7月，全区各种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253个，社员2920人，股金45000万元，月产值达43750万元。
与手工作坊相比，手工业合作社能够集中有限的资金、资源和人力，实现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从而在节约生产资料、发挥分工、协作效应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正是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原因所在。
3．消费合作社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合作社是在苏维埃时期创办的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统计，1937年，苏区有消费合作社142个，社员57847人，股金55525元，公积金3594元，销售额26万余元。(15)1938年，边区对消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整顿后的消费合作社尽管数量减少了，但其他方面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例如，同1937年相比，1940年社员增加了113％，股金增加了369.6％。公积金增加了1074.4％，年销货总值增加了342.8％，净利润增加了2418.3％。(16)
鉴于抗战前期政府“包办代替”合作社的问题比较严重，1942年1月，边区建设厅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方针，强调由群众自己来管理，自己来做主人，政府只是领导，而不是包办。该方针极大调动了群众加入消费合作社的积极性，促进了消费合作社的快速发展。1942年底，边区的消费合作社由1941年的155个增至207个，增加33.6％；股金由1362384元增至9346876元，增加6倍。(17)1944年，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增至281个，占各类合作社总数的44.3％，成为边区合作社的主要类型。(18)
消费合作社是边区公营商业的助手，它通过高价收购土产品、低价供给日用品等方式，既增加了群众收入，节省了群众开支，又方便了群众生活，促进了边区发展。
4．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信用合作社成立较晚。1938年，延安南区合作社曾试图举办信用合作社，但由于股金太少，没有单独成立信用合作社，也没有吸收存款，只是办理了信用贷款。1940年，关中分区赤水县劳动英雄蒲金山创建了边区第一个粮食信用合作社。此后，临近的乡村和其他县也建立了以粮食入股和粮食借贷为特点的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延安县南区沟门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改制为信用合作社，成为边区第一个规模完备的信用合作社。1944年，西北局研究室介绍了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的经验后，延安成立了6个信用合作社，安塞、曲子县也各成立了一个信用社。6月，边区召开了合作社会议，会后，边区信用社有了较快发展，到年底，全区的信用合作社增至86个，资金达到5万万元。(19)
边区的信用合作事业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它通过低利借贷，活跃了农村金融，打击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个体经济的发展
个体经济是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等类型。
1．个体农业的发展
农业是陕甘宁边区的传统产业，也是边区最重要的产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边区的农业均主要以家庭生产的形式来经营。因此，个体农业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以后，边区一半农民获得了约60％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外40％的土地仍然主要归地主所有，约一半农民被迫继续主要依靠租地经营谋生，但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这部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了。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边区个体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41年，边区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81262亩，粮食产量达到1455860石，增加牛9676头，驴11947头。1942年，增开荒地354786亩，粮食产量达到1483683石，增加牛6770头，驴32965头。个体农业的发展，保证了边区粮食的自给。
2．个体手工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以纺织为主的边区个体手工业为保障抗战供给和人民需要，特别是解决边区的“穿衣”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边区有不少县是产棉区。产棉区的家庭妇女多以纺织自给。据1939年7月调查，边区有5万妇女从事纺织生产(其中包括加入人民纺织生产合作社者)。延长、固临的土布已可自给。至于其他家庭手工业也有显著发展。1939年，延安市共有铁匠16家、木匠、锅匠、钉秤、裁缝、锡匠、银匠47家，流动工人500人。(20)
皖南事变后，在党和政府的扶助下，边区的个体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对延川、固临、吴堡、盐池、定边、延安、华池、庆阳、合水等14县市的调查显示，1942年共有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员656人；1943年，作坊增加到1108家，增加了2.8倍，从业人员2047人，增加了3.1倍。(21)1944年，三边、陇东、绥德三分区共有各种作坊1425家，从业人员2857人。手工业作坊虽然工具简单、规模很小，但在自然条件落后、经济不发达的边区农村环境，仍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陕甘宁边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保护其发展。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1)在毛泽东的支持和边区党政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私营工业的发展
抗战前期，在党和政府正确政策的鼓励下，边区的一些地主、商人把大量资金投向工业，边区的私营工业从小到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1939年，边区有私营纺织厂6家，私营纸厂39户，延安、安定、延川、延长有私人煤矿20多处，定边、盐池有私人盐池5、6处。(23)
皖南事变后，边区的私营工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4年，边区的私营工业遍及煤炭、食盐、造纸、纺织、毡房、制鞋等3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达到数千人，如纺工310人；炭工1891人，盐工1932人。(24)
与公营工业相比，边区的私营工业虽然数量有限，但因其体制更为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所以在发展边区经济、满足群众需求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私营商业的发展
抗战前期，由于边区实行鼓励和保护私营商业及自由贸易的政策，加之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区内外商人可以自由出入，推动了边区特别是延安市私营商业的迅速发展。1936年至1940年，延安市私营商户从168户增加至297户，增加了129户，其中5万元以上的商户增加了1150％，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商户增加了660％，5000元以上的商户增加了40％。(25)与此同时，延安市的外籍商户也逐年增加。1936年至1940年，延安市外省商户从87户增加至120户，各县商户从49户增加至99户。外籍商户在延安市商户总数中所占比例虽然不断下降，但直到1940年外籍商户仍占40％。
皖南事变后，由于边区货源缺乏，信用紧缩，外汇困难，加之运输风险加大，导致大商户急剧衰落，纷纷出走。大商户的出走，给中小商户带来商机，反而促进了中小商户的迅速发展。以延安市为例，1941年私营商户为355家，比1940年增加了58家，1942年增至370家，1943年455家，1944年473家。从1944年的473家私营商户看，小商户占绝大多数，占67.9％，中商户次之，占28.7％，大商户仅占3.4％；但从资金规模看，中商户占49.1％，大商户占23.9％，小商户占27.0％。(26)
私营商业的复苏与发展，促进了边区的商品流通，对调剂边区余缺，方便人民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陕甘宁边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经历了土地革命，约60％全区土地分给了农民，地主经济被消灭了；一部分地区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约40％的边区土地仍旧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地主经济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对地主实行了减租减息，导致来自土地的地主收入减少，加之由于“地主成分在政治上永远是个负担”，(27)致使不少地主占有土地的愿望下降，低价出卖土地的趋势加剧。在此情况下，又有约50～80％的土地转移到了农民手里，(28)一些继续经营土地的地主，也大多不再靠收取地租生活，而是转向自耕，成为富农；一些地主则转向了经营商业和工业。(29)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地主经济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并且仍然允许发展，但通过减租减息，地主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成为边区五种经济成分中最薄弱的经济。
①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生产自给》第8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②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③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④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9页。
⑥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⑦ 陕甘宁边区合作总社的前身是苏维埃时期建立的中央贸易总局。
⑧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⑨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页。
⑩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1)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12)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1日。
(13)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4)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2页。
(1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16)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80页。
(1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9)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20)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
(2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2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23) 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2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7页。
(2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301页。
(2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341～342页。
(28) 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29)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