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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统一战线与文化教育思想理论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不仅满足了边区人民对文化的需要，而且和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推动了边区的全面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它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宣传科学理论，倡导科学精神。它坚持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一大批适应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需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它坚持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使之成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中坚、新文化的开创者。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将边区的先进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在当时创造了全国新文化教育的先进榜样，在党的文化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基调。
(一)文化教育事业是党和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始终将文化事业做为党和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并给予高度的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大力提倡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1月9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并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与成熟的标志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经济服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性质之后，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的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对文化工作十分重视，把其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战略的高度给予了不寻常的地位。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不久，立足未稳，就由丁玲等主持成立了陕北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苏维埃运动的创举”①，并强调要从单纯搞“武”转到“文武双全”，提出两个“发扬”，即“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又亲自领衔发起成立了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所文学艺术高等院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亲自为“鲁艺”书写校名和题词。此后，又多次去“鲁艺”作报告、视察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使鲁艺成为了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②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繁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为了克服当时延安和解放区文艺界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有90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政策，提出：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他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看作党和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生活，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情感，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以鼓舞和动员人民，挖解和打击敌人。同时，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毛泽东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从而推动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和延安以及解放区文艺的空前繁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指导中共文艺的纲领性文件。
1942年9月，罗迈(李维汉)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毛泽东在枣园亲自与他进行了谈话，当面嘱咐边区政府抓紧进行的四项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③。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明文确定：“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把文化教育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1944年4月上旬，为筹备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负责同志和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的党委书记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反复阐明了文教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1943年一年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就文化教育与政治、军事、生产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说，过去军事、政治第一是对的，要打垮阻碍经济文化发展的东西，才能搞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是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文化。他又说，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如果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会受阻碍。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今年冬天要展开讨论文化教育问题。文化教育中有四个问题，就是：报纸，学校，艺术，卫生。④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具体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4月15日，召集边区5个分区党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座谈会，专门讨论了边区的文教建设工作，并就报纸、教育、卫生、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同时，全面开始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为期一个多月的陕甘宁区文教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达450余人。他们中有在边区文教建设实践中涌现出的工人、农民、士兵文教工作者，有知名学者、诗人、作家、画家、医生，有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还有帮助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国际友人。大家济济一堂，总结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的经验，畅谈边区文教事业未来的发展蓝图。这是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事业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袖们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朱德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10月30日向大会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演。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又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⑤再一次将文化工作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这种领导的实现形式，则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要完成这些“革命的任务”，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39年12月，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每个党员，必须清楚认识加强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对于巩固提高边区的重要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动与检查。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成为文化教育活动中的模范，必须建立边区青年组织与文化教育机关的联系制度，加强动员边区青年来热烈参加与推动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⑥1940年2月2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在《关于提高边区群众文化水平的通知》中也强调：“各级党部对各级政府第三科(文化教育科——笔者注)的工作应实行切实领导”。⑦为了加强对边区文化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一系列的决定和决议，如《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边区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建立党务广播电台的通知》等。在1944年召开的边区第一届文教大会上，还作出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关于发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同时，除了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为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和指导机关外。1942年，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党的文化工作。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延安还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文化团体，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之一。所以延安时期文化工作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与完善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在1944年召开的边区文教工作者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重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文化工作上的统一战线》。他指出：“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⑧。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了文教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阐述的建立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联合一切赞成抗日的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以表现新内容、新思想的旧文化、旧教育的形式，在联合利用中加以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文教统一战线，反对共同敌人——封建迷信思想和文化教育的落后状态，发展和繁荣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
正是因为实行了文教战线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使得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上来，同时也调动起边区内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的积极性，促进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之成为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正如艾思奇所说的：“边区的文化干部是从各方面的来源上走来的，除了边区和八路军共产党过去原有的文化工作干部之外，还有全国各地来的文化人，各科专家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靠着边区内外的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团结一致，共同工作，才能把边区的文化很快地提高到今天的水准”。⑩这种文化教育的统一战线，不仅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广泛吸收一切具有民主的积极的传统内容和形式，而且广泛地团结旧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来参加农村文化建设。文化统一战线内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首先对于农村中的一切赞成民主的新老知识分子，一般采取团结的办法。鼓励他们发挥自己优势，在民办小学和各种形式的识字组、读报组中发挥骨干作用。对农村私塾采取团结改造的办法，允许三字经、百家姓等政治不反动的教学内容存在，使之发展成为民办小学。其次团结改造了农村中的旧艺人和他们的旧艺术，去除其中落后的封建毒素和陈规陋习，使之为农民的抗战、生产和教育服务。再则团结农村中的中医和接生婆，教育和领导他们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贡献中医秘方，改变旧式接生方法，开展破除迷信和医药卫生运动，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最后还对农村中的各种迷信职业者，抓住适当时机，或设法教育改造，或帮助其转业，或劝告其放弃迷信活动；对迷信群众则依靠农民的觉悟和自愿，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唤起农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迷信活动。同时，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有一大批的旧艺人，也被改造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逼上梁山》、《血泪仇》、《十三把镰刀》等经典作品成为京剧、秦腔、眉户改造的典范。《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成为新秧歌剧的经典作品。还有韩起祥对陕北说书的改造，李季对陕北信天游的改造，古元等人的新版画、新年画，特别是“鲁艺”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等等，在革命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辉煌历史。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② 转引自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③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④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⑥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100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⑩ 艾思奇《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成绩和缺点》，《中国文化》1940年第一卷第2期。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