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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问题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三、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教育
(一)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
陕甘宁边区制定的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具有比较全面系统、趋于成熟、并把它法制化的特点。
早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就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①。1937年6月，我党在《少委蒙民部：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中提出要“开始提倡教育，各旗设立学校”②。1937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拨款兴办蒙人学校”③，同时在《抗日救蒙会行动纲领》中再次强调“提倡文化事业，普及教育，培植人民才能”。④如前所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也提出发展用各民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⑤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精辟的文化纲领。据此，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民族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实施抗战教育，发扬回族、蒙古族固有的优良文化和光荣传统，培植抗战建国的少数民族人才。为此目的，一切税收应有定额，并划作回族、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费用；必须普遍实施国民抗日教育，并设立各级完全免费的学校；全国各重要学校，应广招回族、蒙古族青年完全免费入学，设立他们的班次，并有适合于他们生活习惯的设备；设立阿訇、喇嘛训练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使他们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回族、蒙古族有自己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蒙古族文化教育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回族、蒙古族青年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随后，党的民族教育方针政策又有了新的补充和发展。1940年10月，《新中华报》社论提出，边区回民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增设与充实各回民小学，普遍实施回民男女老少的政治文化教育、为扫清回民的文盲而斗争。”⑥1941年2月20日，《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提出了各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的总方针，即：“在有少数民族的区域，应当用他们本族的语言文字办学校出报出书，并帮助他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⑦1947年2月，党的刊物《共产党人》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之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民族“都有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民族教育方针政策，已比较明确地确定了民族教育的性质、宗旨、基本内容、长短期目标、发展民族教育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以及保障少数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各项对策等。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正趋于完善成熟的民族教育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还把民族教育方针政策法制化，使之变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规定，边区内少数民族可以同汉族一样，在边区里面种地、开工厂、做生意和受教育。当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草案规定，民委所专管的事项之一为：关于边境内回、蒙等各民族自治区之政治、自卫、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建设事宜。”1941年11月，边区政府民委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议案：“加强边区回民教育案办法：1．培养伊斯兰教育师资。2．政府拨足经费。”⑧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对代表提出的议案做出审查意见，“民族学院经费问题，由边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商同财政厅解决”，“创办少数民族普通学校，可照原第十八案第六项‘一般的发动他们自办公助，有条件的可以公办’办理。”⑨这些审查意见，经大会表决均获通过。当年5月，边区政府在关于加强西乌审旗建设的命令中又强调切实办好该处现有小学，尽量吸收蒙民子弟入学，在经费及课本方面，由政府给予补助之。这些表明，陕甘宁边区把民族教育问题，纳入了其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工作范围，多次通过议案法制化，加强和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同时，边区政府也把发展民族教育列入了其施政纲领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加强民族教育的具体措施。
(二)民族教育的重大实践
1．开展成人扫盲教育
成人教育是整个民族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进而促进他们的政治觉醒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边区内少数民族群众几乎都是文盲，因此成人教育的重点自然就放到了扫盲、脱盲工作上。在扫盲工作中，陕甘宁边区坚持灵活性、多样性的原则，普遍地采用了夜校、冬校、读报组、家庭识字组等形式。
定边伊斯兰公学在办夜校、家庭识字组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1944年10月，他们已开办的夜校就有3处，学员68人。夜校学员大多表现出了较高的学习自觉性和刻苦性。比如，斋月期间，30多名回民学员仍然抽出时间坚持上课。当时，回族妇女按传统习俗不能随便上街，不是夫妇，男女不能聚在一起。为此，定边伊斯兰公学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组、家庭识字组，帮助一批批妇女脱离了文盲。该校女教师闪晓夫组织了一个有4名妇女参加的识字班，她还特地编写了妇女识字课本，用四言句，能念成口诀，非常适合妇女识字用。该校还推行小先生制，动员学生回家教字。有一个女生回家教了她3个姐姐，母亲反对，但她仍在暗地里教她们。另一个男生回家教了她的母亲、舅舅、姐姐和嫂子。据1944年10月的一个统计，该校当时办有家庭识字组18个，参加学习的有39人，其中妇女就有33人。⑩为了保证质量，该校还组织了由5名学生组成的识字检查委员会，到各识字组去检查学习情况，好的进行表扬，差的促使其改进。定边盐场堡的打盐英雄高仲和也办了一个回汉盐民半日学校，回族盐民都参加学习。
陕甘宁边区在扫盲工作中，注意发挥了阿訇的特殊作用。阿訇在回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在清真寺公开宣讲，也可以亲自到教民家中去布道，随时随地都有宣传教育的机会。他们在民族教育工作中，往往可以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甚至是领导者的作用。陇东曲子清真寺的李正兴阿訇，在当地扫盲工作中起了表率作用。他的主要做法是利用每周五主麻的机会读报教字。主麻(聚礼)是伊斯兰教每周一次的聚众礼仪，届时每个回民都到清真寺行礼。李阿訇就通知回民提前两小时到寺里来，先由民族馆的老师给大家读报纸上的时事消息，并教7个字，到了中午12时大家就参加主麻。这个办法容易集中人，又不耽误生产和时间，大家都说好，愿意长期坚持下去。1944年10月，在边区文教会少数民族代表团回民代表组里，李正兴阿訇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参加讨论的各位阿訇都认为这是值得推广的好办法，表示回去后都照此实行。(11)
蒙古族聚居区的扫盲工作主要是采用识字组和民教民的办法，另有特色。比如在巴勒葛素地区，普遍建立了识字组，45岁以下的男女大多参加了识字学习。有关部门又及时印制蒙文字母表和一些通俗读物发给各识字组，各识字组采取随到随教的办法教字，既不影响生产，又不耽误学习。另外，蒙民在相互串门时，先互相问字学字，互相督促鼓励，各小组长则每周检查一次，从而保证了扫盲工作的持续开展。
陕甘宁边区由于在扫盲工作中措施得力，方法得当，切合各民族的实际，成人教育得到了可喜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经过业余教育，先后脱离了文盲。如定边乡在1944年10月时，参加业余学习的人数达到了全乡回民的28％。(12)
2．普及学校教育
普及教育是具有前瞻性的事业，是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性工程。陕甘宁边区在普及教育方面，主要是创办伊斯兰小学、蒙民小学，并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创造了“民办公助”的建校办学方式，除政府尽力投资外，充分调动各族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充分发挥民族宗教人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为广大少年儿童创造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和条件。
定边伊斯兰小学，1941年10月，由政府拨款创办的，当时学生只有12名，有校舍8间。但是到了1944年7月，学生已增加到56名，难以容纳那么多学生。于是，政府、校董事会、商会共同发起组织了募捐活动。商会正、副会长文子盛和阎殿臣二人亲自出面在汉民商号中募集到70万元基金。校董委员田岐山发动他自己商号的员工共捐出5.4万余元。回民中，校董杨乡长、哈阿訇、金三寿等各捐款3万元，再加上政府拨给一部分款项，以及其他回汉群众、各界人士的捐款，共筹得资金175万元，到当年10月即修成了课堂、宿舍共15间。与此同时，在乡参议会上，根据群众的一致要求，把该小学校扩大成全乡人民学习的公学，改名为“伊斯兰公学”。(13)这是一个实行民办公助方式办学的成功先例，也是回汉各界群众携手努力，共同推进民族教育事业的一个典范。
当时，蒙古族聚居区的普及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巴勒葛素和哈拉西里就办起了两所小学。这两所小学各设一名蒙文教员和汉文教员，课程除蒙、汉文以外，还有算术、常识、卫生、唱歌等。学校采用生产自助的办法，种蔬菜、纺毛线筹集资金，贫穷学生的学习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每个学校均吸收当地蒙、汉儿童入学，各有50名学生，计划学制定为3年。(14)
另外，城川区的一所蒙民小学，有学生30多人。原来的学习内容，只限于圣经，后来在当地八路军的帮助下，学校增设了常识和算术两门新课。
经过多年来边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回、蒙、汉各族各界群众的共同努力，边区的少数民族普及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1年春，凡是少数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方，都设立了回民小学或蒙民小学。从1938年到1945年间，边区内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3所蒙民小学。少数民族普及教育的发展，又调动了各族群众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促进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过去，大多数回民因家庭贫寒，缺乏劳动力，不愿叫子女上学了。在三边，1943年正月十五刚过，四乡农民很多人就赶着毛驴到学校，送子女上学来。按回民的旧习俗，女子不准上学，而现在不少回民同胞已破例送女童上学了。1941年时，陇东伊斯兰小学共有学生22名，其中女生就有6名(15)，女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7％以上。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3．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机构是全面贯彻民族政策的领导部门、执行部门，又是党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的桥梁，而各式各样的民族工作干部则是执行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关系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更起着独特的作用。因为少数民族干部最熟悉本民族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天然的血肉联系和感情，因而易于了解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对本民族的彻底解放怀有强烈愿望。通过民族干部就能更好地动员和激发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易于组织领导本民族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调整民族关系。
在陕甘宁边区，党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早在1937年11月，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就提出，“用一切力量找到与培养回民中的干部”，“用一切方法找一批回民干部和阿訇来加以训练与培养。”(16)1938年，毛泽东等人发出指示，要“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17)当年10月，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多找少数民族中的开明的知识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18)当年11月，党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尽力设法培养蒙民干部，其文化程度较高者、进步有为者，可送到边区受训。普通干部，则由当地自办训练班，进行短期训练。”(19)1939年2月和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在有关指示中一再强调，“认真地培养一些为蒙民所拥戴的蒙人干部等都是很重要的。”(20)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搜集训练回族干部和适宜于回族工作的汉族干部。”(21)1941年8月，党中央在有关指示中又强调，要“特别注意提拔本地干部”(22)。党在这些指示和决议中，一再强调了用“一切力量”、“一切方法”、“尽力设法”、“必须注意”、“特别注意”找到、搜集、提拔、培养和训练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了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度重视。
在陕甘宁边区党开始了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举办民族班和民族学院。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就开办了一个少数民族班，主要是培训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藏、彝、苗族学员。“有藏族天宝(桑吉悦希)、扎喜旺徐、孟特尔、罗德干、沙拉(姑姑)，彝族王占青、王占有、潘占云、田雨清、李木林，苗族徐忠义等参加学习”(23)，共50几位学员。学习初期，他们中有不少人不懂汉语汉文，如8名藏族学员中，除1人外，其他人都是半懂或不懂。因此，他们从一、二、三、四学起，先学拼音，后学文字，教育上采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集体讲课与分组辅导、个别帮助相结合的办法。学习内容以文化知识为主，兼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后又增加自然科学，由浅入深，逐步提高。同时，党校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学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还特别制定，少数民族学员入党没有候补期，直接转入正式党员。
1939年春，中央党校又专门办了一个回民干部训练班即第37班，班长马青年，同时他也负责班上党的工作。这个班除了回族，还有东乡、撒拉族学员，共30余人。沈遐熙(沈正)、王志强、马尔撒、王谦、苏汝智、马有德、默德彪、马锋等人都是这个班的学员。同年，由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期分批选派了奎壁、张禄、李森等一批蒙、汉族青年到延安学习。选派时不过分强调阶级成分，只要抗日，原意到延安学习就行。这样，有不少上层人物的子弟也到了延安。从大青山输送到延安学习的青年前后有100多人，以蒙古族青年居多。中共西北工委将这批青年送入陕北公学学习，成立蒙古青年班。西北工委特意派出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的王铎担任指导员，宋友田任队长，对他们进行独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蒙古青年队的课程设置以文化课和政治课为主，学员们还参加陕北公学不定期举行的时事政治报告会，被邀请报告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任弼时等。1940年上半年，有些学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蒙古青年队建立了党支部。1940年8月，陕北公学建校三周年之际，又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学员30余人，队长苏一平。所学课程一是艺术课，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占40％；二是政治理论课，占40％；三是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20％，学制为一年。(24)1941年6月30日，陕北公学又成立民族部，王铎任主任，刘春兼职教授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蒙古青年队、少数民族工作队、中央党校回族班以及陕公其他队的少数民族学员，还有部分来自陕、甘、宁、青、绥等省的汉族青年编入民族部。民族部第一次招生185人，包括蒙古、回、满、藏、苗、彝、汉等7个民族，杨静仁(回族)、扎喜旺徐(藏族)、天宝(藏族)、奎璧(蒙古族)、布赫(蒙古族)等都是当时民族部的学员，以文化程度编5个队。此外，当时在延安创办的马列学院、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学员。这些少数民族学员经过短期培训，有的回到大青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有的参加了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也有的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域开展白区少数民族工作。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起来。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及抗大、女大、马列学院的少数民族学员及干部集中起来创办延安民族学院。她是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了争取团结全国各少数民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调查研究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加快和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而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同年，9月18日举行了隆重开学典礼。这一天非常热闹，八个民族200多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庆祝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民族学院的成立。学员们敲锣打鼓，张贴标语，出版墙报，有的还跳起秧歌舞和演出节目。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送来了贺词，中央有关部门、中央西北局和各兄弟院校派人来校祝贺。当时学院建立在文化沟北面的山岭上，那里原是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校址。文化沟是延安有名的文化活动中心。在沟里及附近有八路军大礼堂、中山图书馆、文化俱乐部、西北文艺工作团和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穿过山洞则是中央党校，学院的东南方与清凉山、宝塔山遥遥相对，学院的山顶每当春夏季节，芳草遍地，野花盛开，别有一番景色。各民族师生生活学习在山水之间，环境幽静而美丽。
民族学院建院之初有200多人，后来发展为300多名各民族青年，据统计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彝族各占4％，苗族占1％。这些人中，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者占30％。全校有女生32人(25)。彝族、苗族、藏族学员主要来自红军长征时路过的西南云、贵、川各省和青海、甘肃藏区，回族学员除了原回民独立师的还有1942年甘肃西(吉)、海(原)、固(原)回民起义失败后进入边区的回民骑兵团团长马恩义及周尚义、冶富英、锁云龙、马希杰、马保珍、丁良臣、苏尚华等骨干成员。蒙古族学员来自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土默特旗及乌兰察布盟、哲里木盟等地。这些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革命经历不同的各民族青年，为着抗日救国的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友爱，共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族与族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和不睦(26)，表现出非常融洽的民族关系。
建院初期学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兼任、副院长高克林，总支书记杨春霖。学院设教育、研究、干部、总务四处。教育处第一任处长乌兰夫、副处长王铎；研究处处长刘春；干部处处长刘志瑞、副处长朱侠夫；总务处处长梁达钧。教育处负责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材编定、教学法研究、学员的学业考查等。下设图书馆、阅览室等。研究处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处的任务是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下设蒙、回、藏三个民族研究室。研究人员有孔飞、克力更、乌兰、牙含章、马寅、高鲁峰(董英)、韩戈鲁、关起义(刘元复)、海明等20多人，在他们中间许多人承担了教学任务。研究成果不仅为教学提供教材，而且还为党中央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总务处承担全院人员的衣食住行、经费管理、医疗保健、计划管理、生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和国统区有很多不同。比较突出的是陕甘宁边区实行供给制，教职工不发工资，每人每月只发三两元的津贴费，学员每人每月发一元的津贴。总务处下设总务、生产等科并设有医务室和休养所。
延安民族学院的教学单位是班，它是按民族和文化水平划分的。全院各民族学员共编成一个研究班和五个普通班。年纪比较大的且富有工作经验以及从大青山来的做蒙古工作的汉族干部编为研究班，其中有云北峰、寒峰、陈炳宇、黄静涛、杨静仁(回族)、鲜维俊(回族)等，到1942年夏季，学员已经发展到300多人。这时研究班学员陆续分配工作，其他学员编为七个普通班，其中包括一个蒙族班和一个回族班。起初每班设一个指导员，后改为主任教员，负责全班的教学和政治思想工作。在主任教员指导下，每班设班委会，由三个学员组成。一人为班长兼管学习；一人管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一人管生产、生活。班委会由全班学员选举产生。各班的学员划分为若干小组。一个小组约八人左右。小组长由选举产生。小组是学员自学、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单位。每周至少有一次小组会，它的主要内容是检讨学习生活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织对大家经常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党员们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带动大家来完成学习计划和把各项工作做好。
教师除研究人员兼课外，有专职教师多人，如王云、王仲方、周吉、苏冰、海涛、张杰、包正言、金浪、史洛明等。学员们的修业期限最初规定六年，分三个学程进行，每个学程二年。全年教学时间九个月，生产劳动两个月，根据任务有增减，寒暑假一个月。有一部分学员实际并未按照规定的修业年限学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一部分学员学习一二年就分配工作了。大部分学员学了三四年工作需要就算毕业。有少数人学了五六年才分配工作。
延安民族学院所遵循的教育方针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革命的任务以及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制定的。它继承和发扬了党办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抗战和建设，打败侵略者，解放各民族而奋斗。延安民族学院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的。它要对学员进行革命基本知识和文化教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学员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一些文化科学知识、革命基本理论知识、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抗日游击战争知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等。培养学员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班重点开设的课程分为三类：
一是文化课，包括汉语文、自然常识、历史地理、生理卫生、体育、音乐等。
二是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时事和国际形势等。有时还邀请第一线回来的同志给师生作对敌斗争报告进行形势教育。
三是少数民族语文课，设蒙古语文和藏语文课。前后有十多位蒙、汉教师授课。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报告。民族问题主要是研究室的同志们承担，其它则有时请院外的专门人员讲授。
研究班学员的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或高中以上水平。政治理论课是他们学习的重点。主要有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
此外日常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教学计划中的中心环节。它的内容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来决定的。它贯穿在讲课和课外活动里。引导学员追求真理，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方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热爱集体，加强民族平等、团结的教育，严格纪律教育等。思想政治工作由党组织、领导干部、班主任和教师来做。各班的学员思想觉悟水平较高，因为他们认清了学习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学习的热情是很高的，学习的纪律是自觉的。
学员的学习生活当时非常艰苦。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下，学生没有现成的课本，主要靠上大课记笔记。学校发给每人一个蘸水笔尖，学生找一节高粱杆插上笔尖当钢笔用。一日三餐吃的是小米饭，蔬菜很少。为了省油，晚上摸黑讨论。因此，在教学中生产劳动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也就是在学习中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几乎每人每年都有一两次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这是贯彻教育方针和锻炼师生的好办法。既加强了师生们的劳动观点，也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技术并克服了生活上的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延安民族学院，这所当时全国唯一的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和关怀。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总是千方百计保障学校供给，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在生活上对民族学院给予优待，吃粮标准每月比其他学校学员多发10斤白面，穿衣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一套棉衣，比其他学校每年多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按各民族习俗改善伙食或给予其他优待。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辰对民族学院副院长高克林说：“经济再困难，只要你开口，我们都要想法满足。”1944年11月，毛泽东对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生活等问题作过重要指示。他特别指示对民族学院学生生活要适当照顾，要“特殊点、优待点”。
学院对各少数民族学员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尊重的。在学院里，蒙族、藏族学员可以举行跳神舞。每逢星期五“主麻”日，学院的回族师生都到清真寺去作“主麻”和进行其他节日活动。学院为回族师生设立了清真灶，有时给回族师生们炸油香。他们吃的羊肉都由阿訇屠宰。
学院实行民主管理，提倡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学员的能力和作用，从而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学院建立后不久就由全体学员选举产生了学生会，协助学校搞教学和生活管理。学生会的干部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在各班里组织学习互助组，开展各项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为了活跃学员的生活，学生会组织了一个师生俱乐部，以礼堂为活动场所。俱乐部开办的时候，他们给毛主席发去了一封信，请毛主席给题词。信发出的第三天，学校就接到了毛主席发回的题词，是用毛笔书写的“团结”两个大字。大家看后，喜出望外，莫不欢欣鼓舞。学员们把题词裱好，挂在俱乐部正面的墙壁上，使之成为鼓舞各族学员团结互助、努力学习的座右铭。同学们还创办了不同观点的墙报。唱歌是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在节假日他们经常组织歌舞，演出自编的精彩节目。学院建有球场，同学们课后可以打球或进行比赛。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由吕骥作曲，刘春、天兰作词的民族学院的校歌充分表达了全校师生的理想、风格、情操和民族团结精神。歌词为：
我们是各民族优秀的子孙，
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
汉、满、蒙、回、彝，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各民族亲密的伙伴，
明天是战斗的先锋。
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高举起各民族革命的旗帜，
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统一的新中国。
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后乌兰夫同志调往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夏季，高克林同志调任中共绥蒙工委书记。杨春霖同志也调动了工作。为了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学院领导机构随之作了调整。院长仍由高岗兼，王铎任秘书长，主管学院日常行政工作。将研究处、干部处分别改称研究室和注册室，归并于教育处。教育处处长刘春，代行副院长职务，副处长宗群。教育处下设四个室：研究室主任由刘春兼、副主任牙含章。教务室主任王云，注册室主任王志强，图书馆主任黄静涛。总务处长宋友田，总支书记刘景平。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简言之，整风运动主要就是为了整顿党的作风，使革命队伍整齐，步伐一致，做到兵要精，武器要好，以便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整风运动开始后，学院成立了整风运动学习委员会，领导学院的整风运动。这个委员会由刘春、王铎、宋友田、宗群、刘景平、王志强等同志组成，刘春任主任。学院的整风运动，是以教职员为主。学员主要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进行正面教育。在整风中，学院把重点放在整顿学风和文风。在领会文件的基础上，检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检查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1942年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当时全院师生还出版了整风墙报，开展了“什么是党性、个性、民族性”，“信仰宗教自由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等问题的讨论。
1943年3月，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延安的几个学院，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原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等合并在一起，成立新延安大学。地址在鲁艺校址桥儿沟。校长吴玉章、副校长周扬、秘书长宋侃夫。这时民族学院从文化沟迁到桥儿沟。当时民族学院仍保留了原来的建制，实行单独领导，而整风运动则统一归延大领导。民族学院的整风领导小组也进行了调整，组长是刘春，成员有王铎、龚依群、宋友田、宗群。龚依群兼总支书记。刘春、龚依群、宋友田主管整风，王铎、宗群主管教学、行政和生产。这时各班学员除文化课照常进行外，都转入了整风学习。在这期间民族学院从鲁艺请了几个教员，有陈叔亮、张仲纯、关鹤童等。其中有的还随学院去了三边。
1943年夏，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民族学院的教职员工由学习文件转入检查思想和审查历史。这时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并扩散开来。实行“抢救失足者”，查特务，进行大小会斗争，实行逼、供、信。民族学院也卷入了这个运动，对几个教员和学员进行了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秋党中央做出决定，及时发布了九条方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并对已经审查定案的人进行甄别工作，纠正了运动主管人的错误。民族学院经过整风审干，查清楚了所有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干部和学员中没有一个特务和坏人。组织上对那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作了平反和道歉。总的说来，延大民族学院的整风运动，除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发生了“左”的偏差错误外，通过整风，干部和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领导干部学到了思想方法、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检查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三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学院的一般教职工和学员在整风中也普遍地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对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得到了锻炼，政治上和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
1943年，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在经济上封锁陕甘宁边区，给边区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边区各单位及广大军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民院组织教职员工开荒种地、纺线、伐木烧炭等。在大生产运动中，民族学院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学员们生产积极性很高。在延安，民族学院生产劳动是有名的。这年秋天民族学院承担了延大全校烧木炭的任务，结果完成了几十万斤木炭的任务，得到全校的奖励。
1944年4月，民族学院整风结束，为了贯彻整风精神，使教学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更有力地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战，上级决定把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定边。当时除藏、彝、苗族学员留在延安外，其他学员全部迁来了。定边紧靠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和宁夏、陇东回族地区。这时，民族学院的学员以蒙古族和回族居多，学院迁到定边，就更便于吸收这些地区的蒙古族和回族学员，更有条件使学院的教学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整风以后，党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上进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这次民族学院搬迁，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1944年夏季，民族学院与三边师范、三边地委干部训练班等单位合并组成三边公学。校址设在三边师范旧址。校长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兼任，卢勤良任副校长，刘春任教务处长，宗群、刘若曾任副处长，郭子青任干部处长，宋友田任副处长，岳松任总务处长，王志强任总支书记。民族学院在三边公学内仍保持原建制不变，由王铎负责民族学院的工作。随后不久刘春同志调三边地委工作。民族学院在定边又招收了一部分回族学员。民族学院迁三边后，课程基本上是延安时期的内容，增聘了蒙文教师。在以学为主的基础上，参加了农业生产和纺毛线等劳动。为了宣传和活跃生活，民族学院在定边演出了《周子山》等大型歌剧，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1944年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绥蒙地区和西北回族地区均要一批干部。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从民族学院抽调一批干部和学员前往绥蒙地区和陕甘宁回族地区工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都争先恐后地向院部报名。1944年底，从民族学院首批调出五十多名学习时间较长和年龄较大的学员。到1945年初民族学院仅剩工作人员30多人，学员90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年龄较小的学员和女学员。
1945年3月，为了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培养蒙古族干部，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到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城川。这次迁移的主要是蒙古族学员。回族学员仍然留在三边公学。民族学院转入城川后，人们称她为城川民族学院。这所民族学院由中共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任主任，初期王铎任秘书长，宗群任教育长。民族学院迁到城川的消息传开后，当地很多蒙古族青年前来要求入学，学院很快就招收了几十名蒙古族青年。当时城川民族学院有学员150多人，主要是伊盟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也有一部分汉族青年。到城川第一年编了四个班。因为工作需要王铎于当年5月调动工作。学院改由薛向晨任秘书长，宗群仍任教育长。不久薛向晨调动，即由宗群任秘书长兼教育长。1946年到1947年民族学院学员共编了五个班。从1945年春季起有教师周吉、戈壁舟、陈乐山、南宫里、郝生金、金汉文、周厚雪、闰清芳、彭炳英、李庆森、邓佑端、章孟男、徐锡麟等数十人。1945年由于教学的需要，学院组织部分教师编写课本，因环境和条件限制未能付梓。1946年暑期后宗群调中共伊盟工委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宁夏马鸿逵部队向三边发动进攻。学院师生撤至南山靖边县的李雄塌继续办学。过了半年左右，又南撤到志丹县一区。在延安失守后，民族学院几经转移，后从靖边县出发途经米脂、绥德等县由蔑县的媳俐峪东渡黄河。他们在晋绥边区的临县住了一段时间，直到1947年10月回到陕北。由于经常受到反动武装的骚扰，民族学院不断转移于横山、靖边等地。虽然师生经常转移但仍坚持教学活动。由于当时陕北边区的形势，上级指示民族学院暂时停办。将年纪大的学员分配工作，年纪小的和女同学近30人合并到三边干部学校继续学习。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民族班，由原延安民族学院一位教师赵诚任班主任，指导教学。延安民族学院的活力至此暂告结束，当时是1948年2月。
延安民族学院创办6年，开创了民族干部教育的先河，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为民族团结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的领导人和骨干。如回族的杨静仁、沙里士，藏族的天宝、扎喜旺徐、沙纳，彝族的王占清、潘占云，苗族的徐忠义，满族的何树声，蒙古族的奎壁、布赫、云照光、黄静涛、云世英等。一部分人甚至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关起义(1947年1月牺牲于内蒙古察哈尔，时任察哈尔盟代盟长)、那素滴勒盖、朱玉珊等。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⑥ 《陕甘宁边区回民代表大会的开幕》，《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0日。
⑦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⑧ 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⑨ 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63页。
⑩ 刘漠冰《定边伊斯兰公学》，《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6日。
(11) 《边区回民文化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
(12) 《边区回民文化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
(13) 《定边回民乡两项新建设——扩大伊斯兰小学、增修清真寺》，《解放日报》1944年7月22日；刘漠冰《定边伊斯兰公学》，《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6日。
(14) 《蒙族文教代表特古斯先生称巴勒葛素蒙民文化提高》，《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
(15) 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16)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
(17)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19)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
(20) 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90页。
(2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页。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页。
(2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版，第460页。
(24) 《陕公筹备盛大庆祝三周年纪念少数民族工作队亦正式成立》，《新中华报》1940年8月27日。
(25) 海燕《记民族学院》，《解放日报》1941年10月5日；贾瑞梅、郭林《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89页。
(26) 海燕《记民族学院》，《解放日报》1941年10月5日。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