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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问题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四、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独立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制定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政策在边区得到了贯彻，使边区形成了宗教自由与宗教独立的良好氛围，对于加强各民族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边区政府充分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要宗教团体遵守边区施政纲领，政府就给予保护。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标志，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回民说“没有清真寺，就没有定居的回民”，可见清真寺又是回民定居生活的象征。边区政府成立以前，边区境内只有新正一区一乡、三道湾、龙嘴子和盐池县建有清真寺，且已年久失修。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不仅保护原有的教坊，而且帮助回民在聚居区修建了新的清真寺。1938年，定边回、汉人民捐资，由政府给地基，建成了定边城区清真寺。1940年2月，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建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得到边区政府同意，并拨款7千元，由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的金浪白、马占元负责筹建。1940年10月7日，延安清真寺在文化沟桃花岭落成。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镌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牌坊背面是阿拉伯文题字。边区政府赠送的巨幅匾额“众志成城”悬挂寺前，蔚为壮观。清真寺背依崇山，面临溪水，环境清幽，工程精致。边区回民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各民族代表200多人，包括朱德、高自立、谢觉哉、罗迈、曹力如、李卓然、吴亮平、艾思奇等人参加了落成典礼，典礼仪式完全按照伊斯兰教习俗进行。先是所有回民赤足于寺内，延安马阿訇身穿灰色长衣，头戴白色台司塔勒主持领拜。定边马阿訇身穿黑色长衣，头戴门拉帽，容光焕发，跪于窑凹之前诵读古兰经，非回族代表立于寺外以致敬意。礼毕，回民随阿訇走出会场列坐寺前开会。边区回协分会干事长鲜维俊致开会词，他代表边区回族人民向党、政、军、民各界和边区政府给予回族的尊重和帮助致以谢意。朱德、谢觉哉、罗迈在典礼仪式上也分别讲了话。大会结束时，回族群众依俗给各位来宾分送油香。
1941年，延安清真寺和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特地到关中邀请马生福教长接任延安清真寺阿訇之职。7月12日，在延安清真寺举行了隆重的接任典礼。延安全体回族人民及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党政机关代表参加了接任仪式。鲜维俊代表回协分会致欢迎词，金浪白代表延安全体回民讲话，他们都表示要发扬回族的光荣传统。然后，由鲜维俊给马生福阿訇呈递公书、献台司塔勒(阿訇礼拜时缠头之白布)，全体穆斯林肃立给阿訇道“塞俩目”(即问安)，最后由阿訇讲“吾尔祖”(即训话)。60岁的马生福真挚而恳切地说：“我是在关中开学的阿訇，早就很想来延安。我知道延安建立清真寺完全是为了回民自己，所以我抱着很大的热情，不怕天气炎热，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年迈苍老，坚决要来延安。我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在边区政府英明领导下，使各民族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为回民自己的解放而奋斗。”①
延安清真寺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它成为延安回族活动的中心，凡属教俗活动都在此举行，同时延安的回族群众团体也把这里作为研究回族问题，讨论抗日救国大计的场所。
除延安清真寺外，边区政府还给曲子县三岔区、环县庙儿掌等处拨地拨款帮助回民修建了清真寺。至1941年，边区境内共有9座清真寺，其中5座是由边区政府帮助修建的。边区政府在1939～1941年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拨款帮助回民建清真寺，充分表明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对回族人民的爱护。随着回民增多和边区经济好转，以后陆续在盐池、定边修建、扩建了数座清真寺，并重修了关中回民区清真寺。1943年6月，盐池县重建的清真寺落成。1944年12月，边区第二届二次会议参议会通过拨款70万元修建定边回民乡清真寺的议案。定边的盐业区盐场堡，原是一座荒滩，随着移民大量增加，为照顾回族群众的宗教习惯，1944年，三边专署决定由盐务局拨款50万元在盐场堡修建一座清真寺。1945年陇东专署又拨款30万元，盐池各界汉族商民捐赠100万元，修建了北关清真寺。1946年第三届参议会上，回民参议员鲜维俊、祭登霄(阿訇)等提出“新正回民请求助建清真寺”的议案亦获大会通过。边区以外，来往经商的回族群众热烈称赞边区政府帮助回民修建清真寺是历史上的创举。边区政府这深得人心的行动，戳穿了“共产党毁灭回教”的谎言，使全国回族看到了共产党对伊斯兰教的尊重态度，有利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利于回族内部的团结。
边区政府尊重伊斯兰教，也十分尊重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每逢民族节日，边区部队、机关、团体、学校都为回民礼拜提供方便。仅1943年的圣纪节、伯拉提节、封斋、开斋节等，边区政府拨发边币21.717万元，麦面130斤，供活动之用；回族代表参加边区参议会，政府事先在其驻地按宗教习俗为他们准备好香柜、汤瓶、铜锅，并让他们自带炊事员单独开灶。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普遍认识到，侵犯民族禁忌是不道德的和“不明平等团结大义之行为”，因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成为大家的自觉认识与行动。这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处，伊斯兰教所受的侮辱相比，陕甘宁边区的回族同胞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找到自由安适的家乡了。
在陕甘宁边区，穆斯林们正常地进行宗教活动，无人好奇。除每周五的主麻日外，逢宗教节日均举行纪念活动。1940年11月3日，延安回民在大清真寺纪念“开斋节”，礼拜赞圣外，回民们还为中国抗战早日胜利作虔诚祈祷。1942年，三岔回民乡过“舍尔巴历”节时家家户户杀牛宰羊，念经敬祖，请客过节。1943年，定边回民庆祝“古普巴尼”节时按惯例给孩子们散钱，阿訇到各家帮助宰牲。这次共宰羊40只，宰牛6头，过了一个十分丰盛的节日。1945年3月，为纪念穆罕默德逝世1301年，延安市回民在清真寺举行圣祭。沐浴后马生福教长领导接“赌阿”，念赞圣诗，讲“吾尔祖”。圣纪仪式结束后，回协延安分会即在清真寺领导回民座谈，提出成立“解放区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同年7月11日，延安清真寺纪念“伯拉提”节，同时举行张杰阿訇接任延安清真寺副教长典礼。全体回民向张杰祝贺、致词，然后做礼拜，按到会回民不同教派的习惯念“讨白”和赞圣词，最后聚餐结束。10月6日，定边回民在新建成的清真寺为抗战死难同胞举行追悼会，以此激发回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决心。1946年的开斋节，延安各机关、学校给回族干部、学员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回民们穿着新衣服齐聚清真寺礼拜，并举行和平祈祷，因为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从宁夏移居边区的回民群众高兴地说：“我能这样快活，体面地过‘爱地’一辈子只有这一次”。这都说明，在陕甘宁边区伊斯主教不仅能正常活动，而且给宗教活动注入了新的现实的内容。因为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祈望和平，伊斯兰教只有发扬团结御侮，保国保教的教义精神，才能成为回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神圣的旗帜，这也是伊斯兰教在边区活动的新特点。
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天主教的势力到达了陕甘宁边区。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外国教会势力在这一带嚣张过一时。如，延安基督教徒中有几个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劣绅、官长，教会凭借他们中的势力勾结土匪，贩运军火，侵占地产，掠夺石油。这样，教会势力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形成尖锐的敌我矛盾，在“非基”爱国群众运动中，延安、榆林、安塞等地的教会受到群众打击。在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中，陕北地区的反动宗教势力基本上被冲垮，信教群众大为减少，教会活动也时断时续。
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后，一些停止多年的教会恢复了活动。如，成立于1920年的基督教浸礼会延安区会，1935年停止活动，延安支会负责人浸礼会牧师高宗峨于是年返回老家，暂时脱离了教会工作。党的宗教政策调整之后，高宗峨号召延安、延长教友，重新整理教会工作。教会恢复后，他经常举行礼拜与公祈会，作家庭访问，给教徒行洗礼，还在城区发行由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协会出版的《希望》与《田家半月》杂志。又如陇东庆阳天主教会，因西征中红军认真执行宗教政策，教堂没有受到冲击，教堂中的西班牙、阿根廷籍神父一直能在庆阳传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外来经费断绝，兰州教区平凉主教堂生活困难，依靠出卖什物家具维持生活，甚至主教和神父们穿的衣物、手表都换了粮食。当地国民党政权，经常勒索教堂，欺压教民，不许教堂办学校，不许镇原教堂神父去三岔传教，平凉、西峰的教民经常饿肚子。当庆阳三十里铺教堂也准备变卖东西的时候，陇东分区马锡五专员即上门劝阻，同时政府拨给教堂粮食和资金帮助他们渡过困难，维持正常活动。传教20多年，已62岁的王维藩老神父，对比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专制和边区对教堂的保护，一再表示敬佩中国共产党，感谢边区政府。
同时，边区政府抓紧解决实际问题，落实各种政策。对教会财产、房屋、土地、按照边区政府颁布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视实际情况，已用作医院、学校的不再变更，对于确被私人侵占的准由该会具实呈报，由政府领饬所属查核归还，对年老无靠的桥儿沟天主堂修女，发动群众、学生帮她们找好石窑迁居，并解决了教堂的地租问题。对负担过重的教堂减免粮草任务，还给有困难的庆阳天主教堂贷粮两担。1944年6月，边区政府出资85万元修理好城川的天主教堂，“仅六箱玻璃就40万”神父表示要从小桥畔回到城川住。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词文字上，边区政府也很注意纠正偏激提法。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关于反对巫神破除迷信的提案中有“禁止新修庙宇”的提法，大会审查时改为“宣传不新修庙宇。”这些工作很有成效，较好的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增进了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对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深入认识，增强了党的政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于那些愿意遵守政府法令的宗教团体与人士，边区政府一律给予保护。如曾在延安、鄜县教堂任过职，革命后住到洛川的西班牙籍神甫安平静、薛中茂，1940年致函曹力如秘书长，要求边区政府对鄜县教堂给予保护，表示愿在政府领导下团结合作，边区政府指示鄜县县长：如该教堂尚无违犯边区事情时，应予取得友谊关系并加保护。又如甘泉县佛教会遵守政府法令，并捐献衣物救济灾民，他们照常传教，未受禁止。延安佛教龙耳寺，1943年还修成正殿一座。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访问时，美国神父沙纳汉向周恩来提出在延安重开天主教堂的问题时，周恩来提出，外国传教士必须遵守边区政府法令，他们不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把宗教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沙纳汉同意这些条件。于是周恩来也同意教会恢复活动，并表示可以归还延安附近的天主教堂和其他教会建筑，延安大学艺术学院占用的天主教堂，神父一到，他们就搬家，他表示相信教会一定能和边区政府和谐合作。
边区的基督教、天主教团体与教徒，平时正常进行宗教活动，逢宗教节日均进行庆祝。1941年，基督教延安支会负责人高宗峨到延长主持圣诞节庆典。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延安市周围30里左右的天主教徒200多人聚集在桥儿沟天主教堂欢度节日。天主教堂内，烛光辉煌，耶稣像前，彩花缤纷，由女传教士张崇一领唱本瞻礼及圣歌，深夜始散。圣诞节当天，教徒们又于天主堂侧广场集会，到会教民达300多人，边区政府民政厅代表甘露及延安市政府代表十多人到会表示祝贺，会上，张崇一传教士提议新年去给毛主席拜年，祈祷健康，教民们表达了深信边区政府，教友与非教友要亲密团结的愿望。延安县高坡教堂在长老高宗峨领导下也举行了庆祝活动。同时，八路军总部在圣诞节特设宴并举行盛大舞会招待美军观察组及在延安的国际友人。边区宗教团体和爱国宗教人士在这些宗教活动中诚心为抗战胜利为和平和人民安康祈祷。1946年6月28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的圣心瞻礼会上，梁神父领作大弥撒。他用拉丁文诵圣经、唱圣心诗，教徒们手持日课，跪在基督像和圣母像前和平祈祷，他们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以拯救万民于内战之水火。”
此外，边区政府为蒙族人民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堂里早晚都有喇嘛诵经。这使各族人民有了抒发宗教感情的场所，都能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举行宗教活动。这既有利于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二)宗教与边区政府相适应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教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参政议政，参加边区建设。按照边区施政纲领和选举条例，边区政府注意安排宗教徒参加各级政权和民意机关。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有5名伊斯兰教人士，19位边区政府委员中马生福阿訇就是一位宗教职业者。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宗教界人士增加到9名，其中天主教3人，伊斯兰教3人，喇嘛教3人。县级参议员中有24名信教人员，其中许多人当选为乡、区长，仅鄜县当干部的教民就有十几位。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努力工作。
在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教会和信教群众按照自己的特长，为边区建设服务。回族人民生活在新民主主义的新制度下，因而人民群众和宗教人士的思想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团结抗日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宗教人士中树立起来。这符合回族人民的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它促使伊斯兰教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如，阿訇到回民念经，有收“海提”(礼物)的习惯，有时很多。马生福教长亦认为“这不是圣人的劝教宗旨，以后阿訇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慢慢改革这种习惯”②。定边回民乡杨学智阿訇即遵从回民意见，改变了这种习惯。按旧俗，清真寺经济来源依靠“天课”，即由回民教徒负担。在边区大生产运动教育下，边区清真寺的阿訇、满拉响应政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改变了不事生产的旧习。阿訇们主动提出，清真寺要办商业和进行农业生产，逐渐作到自给，减少回民负担。1943年，马生福教长以63岁高龄开荒3亩，收麻子3斗、蔬菜40余斤，玉米1斗，生产总值达8千元，1944年他仍种了5亩麦子。1943年，延安清真寺种地19亩，收获谷子、玉米、麻子、绿豆、干草、各种蔬菜，加上驮石灰、卖鸡蛋，生产总值达16万元，做到清真寺油盐、菜、肉全部自给。清真寺大司夫马占元以自己的劳动成绩被选为边区劳动英雄。他决心在1944年再开荒4亩，种熟地1.7亩，加上养鸡，收入要达到26万元，解决清真寺3个人的冬衣、棉鞋、毛巾等生活所需。边区的阿訇还利用宗教活动时间，结合边区中心工作开展对回族群众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三岔区清真寺周阿訇，除领导宗教活动外，把边区施政纲领、中共抗战五周年宣言等文件译成阿拉伯文教回民学习。开办清真寺教育更是边区伊斯兰教的突出特点。1944年，延安清真寺阿訇马生福、定边城区清真寺阿訇杨学智、三岔清真寺阿訇李正兴以自己模范的工作态度和突出成绩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
在边区文教运动中，庆阳三十里铺天主教堂成立读报组，教堂负责人赵怀忠自任组长，每次礼拜完毕，他即带领教民在教堂大门外读报，宣传政府各项政策，介绍各种生产知识，听读报的人由二三十增加到七八十人，外国神父也常常来听读报。子洲县李家砭天主教堂会长马如麟会中西医术，他不仅领导教堂活动还参加保健药社工作，每年经他医治的病人在数百人以上。他还抽出药品帮助当地驻军卫生队，对地方上有困难的人也尽力设法帮助，当地人民称他是一位急公好义的好教士。延安基督教徒刘好成老汉是一位模范的群众卫生工作者。桥儿沟天主教徒李生秀组织领导秧歌队，自编新歌受到群众称赞。绥德分区佳县天主教徒张存法是一位模范的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基督教徒蒲化人，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访问时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王维藩、栗修德、布道员贺子美、赵怀忠、李生秀、马如麟等人，都以自己的工作成绩当选为边区文教大会代表，成为边区人民学习的榜样。这些说明，爱国宗教人士与教民，在边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完全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为边区建设，为人民服务中他们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也为宗教界找到了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4年11月7日，乘边区文教大会召开之际，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邀请出席大会的宗教界代表和延安附近的二十余位宗教人士及教民举行座谈会，倾听意见，沟通思想，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座谈会上有人以切身经历揭露日寇监禁、拷打、杀害宗教徒的凶残暴戾行为，赞扬边区的民主光明；有人列举教徒中参加革命英勇牺牲的事实及英、美等国教友对八路军的援助，鼓励教友努力于边区建设；有人帮助分析宗教人士的思想顾虑，认为个别干部的错误不能混同于政府，正像宗教界中的坏分子不能与宗教界混同一样，并一致表示教会要向共产党学习，要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在新政权领导下遵纪守法不断进步，争取宗教的前途。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重申，党的宗教政策是确定无疑的长期稳定的政策，并表示要甄别、纠正反奸斗争中的错误，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同时，他对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区别作了深入解释，说明边区反对的是对老百姓有害的巫神、蛮婆，而宗教信仰要等待群众自己放弃。宗教界只要团结抗战为人民为社会多作好事，就会有前途。座谈会连续召开了两次。通过这种民主交谈方式，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沟通了感情取得了谅解，解除了宗教界的思想顾虑。会后，天主教代表在致边区政府主席信中赞宗教座谈会的民主精神“实为罕见”，“故将前对政府之某些疑惧为之一扫，豁然开朗。”表示今后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使边区人财两旺而努力，并唤起各地数百万教胞，为民族解放，打倒法西斯，赶日寇出中国，反对独裁，建立中国而奋斗。”③
在现实生活教育下，宗教界的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他们以边区为家园，以全民族的利益为重，真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与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展现出新的精神面貌。延安浸礼会牧师高宗峨认识到，边区政府现在允许传教自由，教会同人也应遵守政策法令，共同保卫边区，注意治安秩序。庆阳牧师栗修德提出基督教要中国化、地方化、民族化、时代化，要坚持以自立、自治、自传、自养为宗旨。他带领全家勤劳生产，与教友合作养蜂，发豆芽，给人揽工打墙，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解决全家的生活用费与传教用费。许多教民在保卫边区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参加了自卫军行列。1945年7月中旬，为纪念抗战八周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通电全国，提议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边区劳动英雄杨福林，边区文教英雄赵怀忠和蒲化人、杜生贤、杨启儒、贾克明等人代表延安市、鄜县、庆阳及陕甘宁边区天主教全体教友筹集捐款三十一万六千余元，法币一万九千多元，慰劳八路军。在致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抗日将士信中，他们恳切地写道：“若没有你们这支力量和凶暴顽强的敌人搏斗，就没有今日的中国，更不会有我们丰衣足食自由幸福的家乡”，一致拥护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迅速召开代表人民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真正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同心协力准备反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④他们并在7月7日举行的大弥撒典礼上祈祷抗战胜利并追悼所有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7月11日，朱德、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回函致谢天主教教会及全体教民的热情支援，表示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要团结全国人民，不分阶层、党派和信仰，彻底打败侵略者，早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不幸在黑茶山遇难后，边区军民无不悲痛。鄜县天主教人士杨启泰、马健民、何文义代表全县教友致函慰问毛主席和“四·八”烈士家属，表示要在烈士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精神鼓舞下，更亲密的团结起来，“加强我们的生产与工作，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这样才能安慰遇难诸领袖在天的灵魂”⑤。同时他们募捐边币21万7千元，表示对死难者家属的哀忱之情和“稍补葬用”。当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进攻解放区，诬蔑边区时，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同样义愤填膺。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美帝扶蒋内战，1946年6月，延安天主教全体教友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主席卡尔逊、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萨巴兹及天主教教友，要求和呼吁美国国会及天主教友，以基督救世之义，阻止通过美国国务院提交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制止扩大中国内战。
(三)开展与边区外的宗教交往
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边区内宗教政策得到了很好落实，于是积极开展与边区外的宗教交往。
对于边区外的传教人员，边区政府礼遇周到。如1944年10月，天主教兰州教区的西班牙主教高金鉴从平凉到庆阳视察教务时，陇东分区举行了一千余人盛大欢迎晚会。1945年10月，美籍天主教传教士薛乐达，应延安市天主教教友邀请到延安时，受到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副厅长唐洪澄的热情招待。薛乐达到桥镇乡天主堂举行弥撒，到延安医科大学和平医院、中央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地参观。
这些到过边区的外国人，都对边区的发展及人民信仰自由的宗教活动，感慨万分，印象深刻。高金鉴主教对比他1938年到庆阳视察教务时的情形，那时庆阳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感到6年后的庆阳已面貌一新。他看到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很大进步，“人民信仰自由，政治民主、生活富裕，堪为其他地方仿效”，⑥并对边区朴素、实际的工作作风也备极称赞。薛乐达教士认为，“今日延安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地了，虽然交通不便，横遭封锁，却建设的很好”。他离开延安时，致函林伯渠和李鼎铭，对边区政府的优待和帮助深表谢意，认为“就亲眼所见，更证明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地方，是信仰自由的，我们毫不怀疑，因为事实胜于雄辩”，⑦表示要将见到的一切告诉国外朋友和全体教友。访问过边区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1937年时就看到，与她住所一墙相隔的院子里住着几位基督教徒，每个礼拜他们都要举行聚会，一大早便唱起响亮的赞美。1944年曾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过延安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新闻时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著名记者斯坦因在他的书中写到，“当1939年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最初听到的对于中共的友好的意见竟是出诸美、英、加各国教士之口，我大吃一惊。”他还写到，当他去延安之前，遇到一个外国教士，在内战最后一个阶段，他在现在的边区工作，一直到遵守理事会命令撤退为止。这位教士告诉斯坦因，“在赤区，我们从来没见过宗教迫害。国共军队在我们一县作战，当我们不在时，教堂被红军司令部占据着。但我们回来以后，马上就让出来，师长搬到邻近去住，愿意赔偿我们所受的任何损失，对我们很客气、很公道。”“我知道，我们回边区没有什么危险，我们愿意回去，共产党一定欢迎我们”。斯坦因还看到，延安市内大约有500位基督教徒，“似乎没有一个因宗教信仰而蒙受不利”⑧。其中有延安大学学生，他们说，没有人想把他们变成无神论者。过去是基督教徒的若干共产党员，他们仍然相信基督教义，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傅连璋就是一个。同时“回、蒙少数民族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建立了新的回教寺院”。天主教陕北教区副主教西班牙人安平静，1946年8月自西安经延安赴横山、榆林视察教务时说，一进边区马上感到与外面不同，显然两个世界，全中国都能像这样进步就好了。
这些外国宗教人士和著名西方记者，对边区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大量生动、真实、朴素的报道，充分反映出边区正在创造着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当时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向全世界宣传了陕甘宁边区的真正面貌，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了解，扩大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国际影响，也获得了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与帮助。
① 《延安清真寺举行阿訇接任典礼》，《解放日报》1941年7月14日。
② 《文教会上的回民代表》，《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8日。
③ 《文教大会天主教代表盛赞边区民主精神》，《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
④ 《边区各地天主教友拥护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解放日报》1945年7月15日。
⑤ 《鄜县天主教教友致“四·八”烈士家属的信》，《解放日报》1946年5月28日。
⑥ 《平凉西班牙籍主教高金鉴先生盛赞边区民主自由》，《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
⑦ 《陇东美籍天主教神父薛乐达等来延参观》，《解放日报》1945年10月30日。
⑧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1987年11月新华出版社。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