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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际友人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认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一)依据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指示，适时建立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际形势是判断国内形势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世界大势，依据共产国际精神及时调整内外政策，适时建立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大会做出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提出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口号。在报告中，季米特洛夫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为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工人群众。只有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有了坚强的依靠力量，才能加强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时指出，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在内的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报告还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而斗争。
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旅?!”①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②
1935年1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召开。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③“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④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独具世界战略眼光，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独具世界战略眼光，九一八事变后即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东北实际开始了中朝联合对日统一战线的实践。此后，这种倡导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1936年7月至9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又指出：我们主张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即公开呼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⑤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问题上与包括英、美、法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为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⑥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⑦等外交政策。这表明当时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6月23日，针对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⑧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指示，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延安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直接推动了东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1941年12月9日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⑨
(三)召开反法西斯大会，用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正当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横行无忌的时候，延安成为亚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之一，在这里接连召开了两次反法西斯大会。
1941年10月27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缅甸、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的130余名代表。这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10月27日，大会在八路军大礼堂隆重开幕，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领导和机关、学校、团体2000多名来宾出席大会。印尼代表阿里阿罕在致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我们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宣誓：“我们是日本士兵，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但是，正当我们快要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时，正义的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八路军救了我们的命。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的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20多年的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我们抱着最大的喜悦和希望，参加八路军。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⑩28日，大会宣读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和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支队等的贺电后，朱德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总报告。报告内容共分七部分：(1)略述国际形势；(2)对远东形势，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透彻的分析和估计；(3)具体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性，扼要地说明日本强盗已经做了些什么，而且还要怎样去做；(4)从日本国家机构的特性和过去的真实史料上，剖析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方法；(5)论述结成东方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各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6)指出日本国内和东方各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都在迅速的成长中；(7)强调“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潮流的总趋势。
29日，由各民族代表分别向大会报告。宣读大青山蒙古抗日游击队、东北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和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的贺电。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朝鲜代表武亭先后发言。吴玉章在讲话中号召消除民族偏见：“过去有色人种是没有地位的，而东方都是有色人种。我们讲民族问题，是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基础的，希特勒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进行战争，东方日本也唱大和民族万能的高调，我们各民族必须粉碎这些高调，而踏上自由解放的道路”。(11)印尼代表毕道文号召大家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来献身于全人类反法西斯的解放事业。30日，继续由各代表分别作本民族的介绍及分析的报告，先后有越南代表黄振光、藏民代表桑吉悦喜、台湾代表蔡前、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民代表马寅、东北代表于炳然、印尼代表阿里阿罕、泰国代表马纳、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民代表默罕、犹太代表叶华·桑柏格尔德女士等。毛泽东冒雨参加大会，并向大会致词，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的。”(12)31日，经过紧张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19个提案，选举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各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同盟的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大会选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桑柏格尔德、默罕、马纳、桑吉悦喜、乌兰夫等37人为联盟执行委员，朱德任主席。最后由朝鲜代表武亭致闭幕词，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1942年1月4日至6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到会的代表有上海、香港、南洋、大后方各省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各少数民族、各职业界青年男女代表220余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克全致开幕词：这个大会表示全中国青年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反对法西斯，愿意与全世界为自由、正义、民主而战斗的各国青年站在一起，不仅对于被法西斯奴役下的各国青年寄于深厚的同情，并将不分民族、党派、信仰，团结全中国以及东方青年为实现唯一的目标——消灭法西斯而奋斗到底。朱德在讲话中要求青年当前做三项工作：(1)要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才能消灭法西斯，因此希望全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军队；(2)青年应该努力参加生产，储蓄经济实力支持长期抗战；(3)加紧军事知识与技术的学习，提高青年的战斗力量。并号召全国青年亲密团结，建立青年反法西斯民主战线。冯文彬代表筹委会作总结报告指出：“团结是消灭法西斯的中心一环”，“法西斯不消灭，我们中国青年的战斗绝不停止!”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代表们，用不同的腔调，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姿态，自由地倾吐着埋藏在心底的衷言，表示着他们对于法西斯的仇恨，对于黑暗的憎恶，对于正义的热爱。大会一致通过8大要案，并发表告全国青年书。为加强全国青年的团结，大会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选出何克全、冯文彬、胡耀邦、李昌、高朗山、蒋南翔等19人为临时委员会委员。少数民族青年、日本青年、朝鲜青年、华侨青年各选派代表1人参加。全体代表庄严宣誓：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为了保卫人类的文明，我们誓以至诚，和全国青年团结一致，为法西斯主义之死亡而斗争!不到法西斯主义宣告肃清，人类的自由和平得到保证，绝不停止斗争!
(四)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局面，始终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历程艰难，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过程更为不易。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国共合作形成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政治策略和政策，都是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为中心制定的。与此相联系，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等，也都要围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主题展开和发展。
1．站在国际大势的高度，解决国共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一个不执政的合法政党，同国际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关系，并通过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外宣传工作，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着实际上独立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和军队，并控制着很大的地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这使得其对外关系又具有一般外交关系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
抗战以来，各有关大国对中国抗战政策的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共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影响，导致中共中央更加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加深入地思考对外政策问题。面对错综复杂和相互影响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外交主张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具体政策。这些原则和政策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的重要特点是，它们几乎都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在得不到国际上各大国的支持和援助时，很有可能丧失抵抗的信心和决心，以致企图转而向日本寻求妥协。在国民党企图对日妥协时，往往会在国内加紧反共分裂行动。
2．不盲从共产国际，积极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因而在很多方面并未顾及到甚至是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正确对待共产国际需要外交艺术，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这门艺术。
共产国际领导人注意到国共关系的复杂性，特别强调坚持贯彻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季米特洛夫甚至认为，为了保证使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必须有新生力量、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当苏联也表示出对中共中央的政策的担心时，共产国际作出与苏联对华政策一致的决定：要求中共中央，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谁占优势”的问题，而应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共中央要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了使中共中央确实能贯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图，王明等于11月29日乘苏联飞机到达延安。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从此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
王明一厢情愿的努力没有感动蒋介石国民党，反而加剧了国民党内取消中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鼓噪。事实证明，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仅存在“谁领导谁”、“谁吸引谁”的问题，斗争的性质甚至比这更为严重。鉴于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党的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感觉到，有必要批评并纠正王明的错误，以及消除对党的某些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国共关系的状况，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并最终澄清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以进一步提高全党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认识。并开始采取具体措施，抵制王明的错误。由于中共中央与王明的分歧已经公开化，而且王明显然是在挟共产国际以自重，目无中共中央的领导，无视党的组织原则，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分歧采取何种态度，已经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维持党的团结的关键因素。
1938年4月14日和5月17日，任弼时先后两次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报告了中国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本意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国政局中发挥更重要的政治作用，促使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任弼时的报告使他们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共中央在国共统一战线中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使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因为被国民党削弱，并最终变得无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通过一项决议，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表示肯定和支持，并随后就会议的有关决议，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季米特洛夫随后接见了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内加强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连续发表文章和报道，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以此帮助中国共产党扩大政治影响，巩固和加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由于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进一步团结到毛泽东的周围，这使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党内政治路线分歧的时机成熟了。从9月29日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并获会议通过。以此为标志，党内围绕国共关系展开的政治路线的分歧基本得到解决。
从抗战爆发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围绕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展开的东亚国际关系已经逐步明朗，并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已经逐步展开，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逐步清晰。这样，一场实际上涉及苏联对外政策大背景的政治路线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
3．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坚决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
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以及他们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特点。根据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报告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在争取外援中要区别对待、以及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等重要的原则，坚决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离开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地取得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国情，应当成为中共中央考虑各种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一个“立脚点”。在法西斯瘟疫四处蔓延的灾害中，中国是首当其冲。中国抗战是使世界免遭法西斯蹂躏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前途与整个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正是这种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使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和各有关国家已经和必将给予中国抗战事业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14)
报告指出，抗日的外交应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个基点之上”。在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必须“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企图放弃自力更生，主要寄希望于外援，是完全错误的政策。必须“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看问题”。但是，对国际上不同的政治势力，应该有所区别。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5)
① 《为抗日救国高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29～330页。
② 《为抗日救国高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30～3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151～15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162页。
⑤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页。
⑥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2页。
⑦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7年7月23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9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6页。
⑨ 《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4页。
⑩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5页。
(11)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6页。
(12)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6～367页。
(13)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的发言》(1937年8月1日)，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1986年版，第678～681页。
(14) 《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
(15) 《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208～209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