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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模式 第五节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形成的理论渊源
栗洪武
追溯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形成的理论渊源，主要有四条基本线索：一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传统的影响，二是西方教育流派的影响，三是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四是以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如何对待这几种教育流派与教育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和方法是：不照搬某一种教育流派的理论思想，遵循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借鉴并吸取各种教育思想和理论，指导延安干部教育实践，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干部教育模式”。
一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传统的影响
从唐宋以后逐渐兴起的书院，是一种不同于太学和国子监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办高等教育的补充，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较脆弱的办学自主权和一定的学术自由度，以及招生对象等级性的淡化和培养目标的相对多元化。这些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传统的非主流。初开始，书院一般与官方没有直接的行政与财政关系，其办学经费主要靠地方绅士和所拥有的土地收入来维持。它的主持人通常是“学术大师”，主要依靠自身高深的学术造诣，招徒讲学。如朱熹、陆九渊等人是当时的大学者，他们曾主持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使这两所书院名闻天下。所以，早期的书院实为一种类似学者社团或“学院”的机构，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拥有很大自主权；尤其在某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主持书院教学的特定时期内，该书院里的学者拥有较广泛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极少把自己的研究和思想禁锢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他们教学与研究的范畴，从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订正，到在施政时的运用，几乎无所不包，从而形成了与官学根本不同的教风学风与教育教学思想。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1)师生以研讨学术为目的，受科举影响较小；(2)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则进行指导和有针对性的讲解、答疑；(3)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师在书院一边讲学，一边研究，研究所得，成了讲授的内容，讲授中出现的疑惑，又成了研究的课题；(4)实行“百家争鸣”与“门户开放”，教学与研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鸣，创立了不同学派一起争论问题的“讲会”制度；(5)尊师爱生，师生共同讲论学术问题，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切、融洽的师生关系；(6)办学自主，师生自我管理。早期书院的这些优良的传统和特点，尽管在后来的官学化过程中被逐渐湮没，但在后人创办新教育时或多或少地被采纳与借鉴。
毛泽东于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借鉴了古代书院的办学形式与教学研究方法，提出要吸取古代书院以自学为主、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师生没有身份限制的长处，主张“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①。同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也批判了旧时书院和官式大学存在的弊端，指出：“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所以，毛泽东坚持自修大学要力矫这些弊端，建成“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他还认为：古代书院“一来是师生懂得感情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要研究周。可以优游瑕瑜，玩索有得”②。为此，湖南自修大学在办学形式上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所长，取自动学习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教师负责提出问题和辅导答疑，学生以自学为主；师生一起生活，自我管理，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后来，延安干部教育也受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思想的影响，没有正规的学制和固定的教学内容，融多学科内容于一体，并十分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在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继承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传统。
①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湖南大公报》1921年8月l6日。
② 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号。
二 西方教育流派的影响
延安干部教育除借鉴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外，还受西方教育流派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盛行的西方教育流派主要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职业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以及民主和科学化的教育实验与教学方法实验等。这些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是国人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在中国大地上的产物。
中国近代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若从文化教育冲突与文化教育交流的角度体察，能够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气息。这股潮流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尤为明显。实际上，“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交流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辛亥革命以后，学习西方——“西学东渐”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早期表层的技术方面的学习，发展为深层的制度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学习。其中，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方面，也由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而转向直接向美国、法国等国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西方国家的民主和科学教育思想、美国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和新的教学法、法国的职业教育思想等；学习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开展留学教育和翻译国外的教育书刊，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学习的实际成果是以教育改革为形式的多种教育思潮的涌现，1922年《任子癸丑学制》的出台，以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和乡村教育的实验。在这些教育、教学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及后来在延安时期担任教育领导职务的管理者和教员，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维汉、徐特立、吴玉章、成仿吾等人，都亲自参加一些活动的组织领导，有的还亲身参与活动之中。他们对于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有明确的认识与直接的感受，在开展延安干部教育与发展新教育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加以借鉴和吸收。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立场”的同时，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中学习的问题。社论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努力去发现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这便是最好的学习态度”①。虽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但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②尤其对五四时期学习西方兴起的各种教育思潮和实验活动，如平民教育、劳动教育、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等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在高等教育方面，陶行知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多轨同归”的学制体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以及“民主自治”的教育管理体制等，同延安干部教育的做法极为相似；至于他提出的一所好大学的标准，如民主的养成所、学习科学的基地；特别是他说一个大学在战时“不止是一个学间的组织，而且是一个战斗体”，“不止是一个消费的组织，而且是一个生产体”的思想，那简直与抗大、陕公等学校的教育方针形异义同③。所谓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影响，因陶氏是中国人当然不能视之为是一种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其中也有许多西方文化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东西，只不过它是经陶行知本土化了。因为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追随者。当然，这并没有因此而使他在延安的声誉有丝毫的损害，反倒还被加以肯定。徐特立在延安纪念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曾着重指出：“生活教育社创始人陶行知先生的中国式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与美国式的实际主义作风，最值得我们学习。”④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② 《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③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和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42—743页。
④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纪念陶行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三 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在各个方面受苏联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其中，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影响也不例外。如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称之为“红色苏区”，政权称之为“苏维埃政权”，学校有“列宁小学”、“苏维埃大学”等，还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到了陕甘宁边区时期，苏联的影响有所淡化，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吸取学习苏联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改正某些教条主义的做法。但是，在教育方面，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工作并未中断。因为，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党的核心人物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苏联远东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YTB)下设的中山大学学习过。他们对苏联的教育改革动向有所了解，即使不通过他们，苏联这方面的情况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到边区①。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的影响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延安干部教育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原著也被发到学员中供自学和集体讨论用。此外，在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也有很多取法于苏联的地方。陕甘宁边区还经常派干部赴苏联留学，学校的部分教科书也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凯洛夫的《教育学》成为苏联教育界的主导学说，中国留学人员或直接学习凯氏的《教育学》，或接受以凯洛夫教育理论为指导的教育教学，从而对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既有感性认识，更有理性认识。这些对边区的高等学校教育，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凯洛夫的《教育学》特别强调以教师、以书本知识、以课堂教学为中心。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正规化”倾向，强调正规的学制、正规的课程和正规的教学，与凯氏教育学说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总的来看，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在当时是把它作为一种活的榜样，一种产生希望与信念的理想；也就是说，苏联在人的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延安干部教育活动的部分。它的思想和做法虽受到人们的崇拜，但却并未被视为宗教而盲目照搬。理智地、现实性地、完全自主和自愿地接受来自外在的影响，这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性格和态度的一种突出表现。
① [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四 以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又互为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当马列主义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用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也就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发展、成熟于陕甘宁边区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进行超越，而且对西方的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也进行超越；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伴随着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新民主主义教育开始萌芽。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21年7月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领导开展工农教育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开始兴起。1927年以后，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创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开始，新民主主义教育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至陕甘宁边区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在理论方面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在实践方面便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边区“干校模式”的形成。
1940年1月，毛泽东应“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请，向大会作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随后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依据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也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问题，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与文化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从此，新民主主义教育从理论体系到基本方针，都有了科学的完整的论述。所以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在经历了萌生、发展后而最终形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①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新文化，同时也包括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内，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②。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含有并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辩证关系的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
依据这个原理，毛泽东提出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③接着，毛泽东强调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五年之后，即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上述思想概括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④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一)由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二)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三)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目的；(四)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教育为基本内容。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教育。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自然，这个理论形成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就必然打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双重烙印。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民族的文化教育。这就是说，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把向人民群众进行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教育同弘扬祖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且这种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带有我们民族的特点。当然，为了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对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教育经验也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习和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做到“洋为中用”。那种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的做法是不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只有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进步文化教育建立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有助于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改造旧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的文化教育。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科学的文化教育。这就是说，它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反对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和形而上学思想，在对待历史遗产上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几千年来，封建迷信思想像沉重的绳索一样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禁锢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作武器，来打碎封建迷信思想的牢笼；对于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也需要批判地继承，做到“古为今用”。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认真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用来指导行动。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有依存关系的，只有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才可以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理论，也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大众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就是说，人民大众有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也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文化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体任务是，既要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教育，也要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提高文化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尤其是对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各级广大干部，更需要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因此，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干部和群众，灵活多样地采用各种办学形式，把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恰当地结合起来，把根据地办成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学技术的大学校。这是一种鲜明的大众化教育思想，边区的高等学校教育也体现了这一理念。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际相结合，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不断地总结根据地的教育实践经验，使之逐步地系统化、理论化过程中形成的，最终用于指导边区高等学校的教育实际活动。由此可见，“延安干部教育模式”，无论是在办学理念中，还是在教育内容中，都充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创建与发展起来的大众化的教育，为那些在正规大学根本无法得到学习机会的人们提供了接受相当于高等教育的机会。它一方面继承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教育传统，一方面把马列主义的教育原理与当时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排除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干扰，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创造新的办学形式、确定教育内容与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培养大批高素质的革命干部，使教育更好地为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取得了巨大的教育效果，最终形成了健全的、完善的“干部教育模式”。所以，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该模式的形成过程与内在结构和内容，有着重要的教育历史意义和教育现实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 同上书，第663—634页。
③ 同上书，第6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